1921年12月，即陈独秀从粤回沪接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久，马林离沪去中国南方考察了一圈，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了3次，翌年3月29日回到上海。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结果，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
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
1921年12月，即陈独秀从粤回沪接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后不久，马林离沪去中国南方考察了一圈，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了3次，翌年3月29日回到上海。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结果，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党内合作。
马林的这个建议立即受到中共的抵制。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伍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6条，主要是两点：第一，国共两党的“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政策“太不相容”。第二，国民党“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
陈独秀说出这样的理由，并不是偶然的。他从1901年留学日本开始，就先后与后来成为同盟会和国民党骨干的张继、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关系密切，先后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励志会”、“青年会”、“暗杀团”、“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小政团，以及拒俄运动、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一系列活动。但是，他却和苏曼殊、章士钊等几个朋友相约：不加入同盟会。他领导下的“岳王会”成员，后来几乎都加入了同盟会，惟独他例外。所以有人说他是“不参加同盟会的同盟会员，不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员”。这是因为他太了解同盟会和国民党了。
早在1907—1908年，陈独秀在东京与章太炎、张继、刘光汉在一起。当时章等人在同盟会总部进行反对孙中山的活动；刘以无政府主义攻击孙的三民主义；张要孙辞总理之职等。陈的挚友苏曼殊与刘住一个房间，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陈独秀以鄙夷的心理作壁上观，看热闹。不久，刘竟被清政府收买，成为同盟会中的坐探。这些情况，直到1926年，陈独秀还向柳亚子津津乐道，表示他对同盟会国民党“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的鄙夷之情。辛亥革命，陈独秀积极参与，饱尝了欢乐和痛苦，他认为失败原因是国民党过于与袁世凯“妥协了”。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长期间，曾想在教育改革上大干一场，一度成绩斐然，光芒四射。但是一部分国民党员却和反动势力站在一道，掀起3次反陈运动，终使其改革事业成为泡影。而且，一些国民党要人如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等，开始时以酸楚的心情看待陈炯明对陈独秀的信任和重用以及教改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伧在该报上发表文章，称许广东教育事业“极有希望”，却故意数典忘祖，指名推崇汪、胡和国民党市教育局长许崇清，不提陈独秀。而在陈被人身攻击的谣言弄得狼狈不堪、叶不得不出来为陈辩护时，还说出这样揶揄的话：“……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得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陈在广东的这一段经历，无疑加深了他对国民党的鄙视。接着，他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但当时党的纲领是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更使他处于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对立地位。
然而，陈与国民党最深刻的分歧，还是在政治思想和革命道路上。陈一贯站在全民解放的立场上，主张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在反袁复辟帝制时提出“国家应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保障人民之权利”的团体，为此，他强调应唤起民众进行革命，不赞成同盟会单纯的“排满”纲领。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他也看不起孙中山在辛亥后不重视民众的发动，而依靠军阀倒军阀的军事冒险。他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反袁、护法斗争，“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在这样的认识上，他当然对国民党没有好感甚至说出“宁死不加入国民党”的话来。
陈独秀所指国民党这些缺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满口号，辛亥前是反清革命，不能一概否定。军事斗争也是如此，孙中山的做法有缺点，但他重视军事的思想是可取的。
二、“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陈独秀一生，思想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不断进取状态。在他上述给维经斯基写信后不久，张国焘等参加莫斯科远东会议的代表回国，陈了解并学习这次会议精神后，思想开始转变，承认“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中国革命分两段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转变使他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和当前革命的任务，重新认识国民党，即不仅看到它的缺点，还看到它在中国政治中的积极作用，说“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谈得上革命外，并无其他可观的革命势力”；还称赞国民党在广东“保护劳工”，“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
陈独秀有了这个认识以后，首先接受的是国共两党党外联合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在中共“二大”上通过送交给国民党时，孙中山拒绝了。马林也认为党外联合的主张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马林在加入国民党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之后，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革命“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并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1．2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5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而对共产党，报告却指责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
马林在中国南方走马观花考察了一阵，就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阶级和国共两党的状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抹杀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明显夸大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夸大国民党与工人的联系，轻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显然是主观片面的(而且，直到1923年5、6月份中共“三大”期间，他在给共产国际的信和报告中还说中共“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然而，这个政党的成立大会，恰恰是他自己催开的)；但是他提出的当时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应该利用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迅速使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意见，不能不说是有远见的。
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17日举行会议，讨论他的报告，正式作出了国共合作并取“党内联合”形式的决定，还委派马林来华执行这一政策。鉴于陈独秀曾致函维经斯基反对这个政策，维还特意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签署了另一个给马林的文件，其中写道：“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这等于给了马林一把“上方宝剑”，使中共处于不得不服从的境地；所以，陈独秀以后的思想转变打上了“组织服从”的烙印。随后，马林带着这些“武器”返回中国。
正在这时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使国共两党进一步接近起来。
第一件，1922年6月16日，广东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平叛失败，流亡上海，处于绝望之中。事变一开始，陈独秀就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表示，陈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致函中共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坚决支持孙中山。但因陈公博和谭植棠继续支持陈炯明，中共中央开除了谭，严重警告陈(陈因此退出了共产党，后来投靠国民党，并堕落为汉奸)。谭平山因优容二人，受批评后暂时离职。
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实在不易，因为他与陈炯明的关系，以及与广州支部的关系，远远超过与孙中山的关系。特别在1921年广东内外某些国民党人参加的“反陈(独秀)大合唱”中，只有陈炯明是了解他，支持他的。而且他早就担心，加入国民党可能危及共产党在广东的活动。在4月6日给伍廷康的信中，他已觉察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该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至于他与二谭一陈师生加同志的关系，更非常人所能比拟。因此，陈独秀这次舍陈拥孙，确实表现了为了革命利益而“大义灭亲”的气概。“患难识知己”，孙中山在患难和绝望中得到如此巨大的支持和友谊，深受感动。
第二件，上述事件后不久，8月9日，陈独秀在家中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在各界营救活动中，孙中山曾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独秀出狱后，即与由京来沪的李大钊一起，同国民党代表张继商谈“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29、30日，在马林建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个党以推动革命”。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他的观点，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但他也提出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模、向他宣誓服从的入党办法。张国焘等少数人仍反对加入国民党，最后表决，多数同意而通过。孙中山也积极响应，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条件，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
陈独秀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转变。所以，他在第二年的中共“三大”上说：西湖会议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人员，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
三、“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
由上可见，陈独秀这次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有思想转变和组织服从两方面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一旦接受之后，完全自觉地积极创造性地推行这个政策，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西湖会议后，他就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一起，拜会孙中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接着他就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8月26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认为中国政治状况之一是“政党之萎弱。……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该报在刊登此文时，画龙点睛地加了一个“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9月4日，陈独秀与张太雷一起，参加了孙中山约集的各省在沪党员座谈会，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6日，他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9个成员之一。
1923年1月23日，陈到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回来后，被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为“参议”。4月10日，孙中山又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不久，他被推选为这个委员会委员长，启印视事，工作半年，到国民党召开“一大”止，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如帮助起草并修改国民党改组计划等。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以共产党的工作加以配合。这年12月25日，鉴于各地党组织对加入国民党工作“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他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中央正“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催促各地切实执行：“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就即与S.Y.(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应进行诸事”。同时还指示每省至少有1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而且“此同志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通告》还要求各省代表对国民党党纲章程“详加讨论”，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等等。可以看到，当时党中央陈独秀对加入国民党及其改组工作是多么的重视。
1924年1月6日，孙中山指派陈独秀为安徽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三代表之一。但是，早在几天前即1日举行的共产党与青年团中央联席会议上讨论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也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陈独秀不当国民党中央候选人。陈指定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组织一个领导小组，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
8日，陈独秀给《民国日报》一封信，对国民党改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收党员“固应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第二天，《民国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一文，称赞陈信“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意见，指出“其中最有警察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当时，陈独秀的确是真心诚意地帮助国民党改组，望其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四个阶级联盟”的革命政党。为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奔走呐喊，1922年9月20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党，因为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在《怎样打倒军阀》一文中，他又说“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和建设的责任”；凡属革命的分子，“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革命党，打倒军阀才有希望”。
陈独秀这些思想，表示了他光明磊落、爱走极端的特点（即没有丝毫保留和考虑另外一种情况的出现），但基本上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把国民党改造成这样一个党，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掌握国民党领导权时期，也不是完全不可实现的奢望。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许多人在国民党中担任重要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到192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成立了11个省、区党部和4个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员猛增到40万，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多。与此同时，被“二七”惨案镇压下去的工农运动也恢复发展起来。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因此，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总结国共合作1年半工作成绩时指出：“第三次大会后，国民党因我们同志积极参加之努力，实现了改组大会，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进步。国民党改组大会后我们的同志大半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
凡此种种，说明国共合作政策是正确的，陈独秀为此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之分，共产党中也有左右倾之争，他们对国共合作政策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国共合作内部充满着斗争。这种斗争常常使年轻的共产党和没有经验的陈独秀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在破裂之前，国共合作的发展趋势，完全掌握在重国轻共的莫斯科和掌握主动权的国民党手中，于是埋下合作破裂、中共失败的隐忧。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
在中共成立后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委领导的湖南工运，成绩最为突出。毛泽东亲自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集中力量领导工运，如他后来自己所说：“一大”后，“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动工会的工作。”他将党的重要骨干李立三、刘少奇等分派到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水口山铁矿、粤汉铁路以及长沙等重要的产业和手工业工人中去工作；他自己也担任好几个工会的秘书，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甚至充当工人代表，与湖南军阀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特别是成功地争取了当时在湖南工人中有重大影响的湖南劳工会的两位领导人黄爱和庞人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外，“在许多别的斗争中我们援助了他们。……经过种种磋商，阻止他们干着许多过于急躁而无谓的行动。”
因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罢工斗争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其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和团员，建立了党、团支部。其中党员40名，占“二大”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3强，1922年5月，即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11月1日，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该会总干事。这样，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的党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而且，1923年“二七”惨案后，各地工运都转入低潮，丧失了工运成果，惟有安源煤矿始终红旗不倒，被称为“小莫斯科”。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1923年4月，陈独秀就把毛泽东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月12—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惟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会议主要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各项决议案，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和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因此，大会结束后，二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8、9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二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小的分歧：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所以后来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挑衅面前，他总是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而这个主张被否定后，又执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又扮起“苦力”的角色。他把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准备下一个“我们的革命”上；再加上在革命方式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革命方式(主力为工人的城市人民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视为真正的革命，所以他反对利用旧军阀军队进行北伐战争，而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
四、调毛泽东协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2）
毛泽东当时基本上同意陈独秀的这些观点。“三大”后的第五天(6月25日)，他们二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7月2日，陈毛二人联名致函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另外，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挑衅，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感到厌烦而取消极态度。国民党“一大”后，他奉陈独秀党中央委派，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是不久，由于同国民党负责人经常发生摩擦，他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不仅如此，某些方面，毛泽东还比陈独秀走得更远。在“三大”上，他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因此，“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对国民革命如此悲观，连当时的马林也不能苟同。所以，陈独秀在1941年给友人信中说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政治水平则甚低”。
在反对依靠旧军阀军队北伐上是一致的，但在依靠人民革命方面，毛泽东与陈独秀有了分歧。陈从马列主义的“城市为中心，工人主力军”的传统革命观出发，总是看重工人，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农民。毛泽东根据在湖南1年多革命运动的体会，在“三大”讨论时发言，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
不过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没有发展为冲突。毛泽东对陈依然十分崇敬，密切配合，实际上成为陈领导党和革命工作最得力的助手。由于他工作十分勤奋，终于在1924年底病倒，经陈独秀中共中央同意，回湘休养，不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毛泽东似如鱼得水，回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大搞农民运动，走向辉煌。而陈独秀死守城市工人运动，有悖于中国国情，始终走不出泥潭。
五、领导“五卅”运动（1）
尽管在国共合作后陈独秀有上述那些所谓的右倾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是当时中央的主导思想，但是，一是由于瞿秋白等人的批评，二是当时革命形势受了国共合作的推动而迅速高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没有什么影响。
如果说陈独秀在1920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皮毛就投入到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又担负起繁重的党的领导工作，无暇再进行学习和研究，因此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那么，瞿秋白则在同时期由于访俄，在莫斯科待了3年，并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从而使他成为我党早期公认的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2年底，这两个有着不同知识结构、思想修养的人，在莫斯科第一次相遇。当时陈独秀是去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瞿在专门培养中国及远东各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当助教和翻译，刚由张太雷介绍入党不久，临时调来大会工作，为陈独秀当翻译。陈回国时，因感到国内干部奇缺，除动员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莫斯科学习的大批干部回国外，也要瞿秋白与他一起回国工作。瞿同意了。
瞿回国后，担任党中央理论机关报——新复刊的《新青年》和新创刊的《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与政治机关报《向导》的编辑工作，还出任培养党的干部的上海大学的社会科学系主任。当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他时，这样描写他和陈独秀不同的气质：“下午，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没有人同我们介绍。……我则知道他是瞿秋白，……是我们的理论家。”而“此时，陈独秀不过四五十岁，但头发已经稀少了。他身材中等，皮肤颇黑，眼睛斜起，说一口安庆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不爱穿西装，第一次看见他时是长袍、马褂、呢帽，以后冬天带围巾，夏天则穿夏布长衫”。
但是，二人最深刻的差别是在思想理论上。瞿很快发现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是反马列主义的，于是，他撰写一系列文章进行批驳。
瞿秋白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列宁的《两个策略》、《怎么办?》等马列主义原著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出发，研究中国国情后，不同意陈独秀的中国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反动和软弱。中国的资产阶级尤甚，在民主革命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势力妥协，使革命失败；而无产阶级只有民主革命彻底胜利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革命。这个革命胜利时，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并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去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无产阶级又必须联合农民，坚决进行土地革命，还必须掌握军队，发展工农武装。
在革命方式问题上，他坚决拥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进行北伐战争的方针，反对陈独秀简单搬用西方“宣传，组织，暴动”的公式。他指出：示威、抵制、总同盟罢业、武装暴动、革命战争等，这些斗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是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和交通阻梗，乡村里的战斗，即使胜利也是局部性的；城市里由于敌人势力强大，民众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主要依靠工农武装暴动，而“必须有正式革命军队之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隐藏着抹杀资产阶级革命性，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左倾危险），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实践及毛泽东思想所总结的革命经验所证明。在当时，对陈独秀也是有影响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特别是1924年，一是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努力，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系统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地方党部几乎完全操纵在共产党员手里，只有广州和上海，这两个地方有些所谓“右派分子”能与共产党员抗衡。二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旅莫支部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革命时，达到了一致的认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应该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于是，随着维经斯基来华指导中共中央工作和旅莫支部一大批党员(其中很大部分是赴法勤工俭学经过苏联的)回国，党内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全国党员共300余人，旅莫支部占了1/10。在这种情况下，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四大”。为了纠正陈独秀忽视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大会的政治决议案和其他重要文件都由维经斯基起草，瞿秋白翻译。新回来的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在会前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给陈独秀看，表示不同意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而“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由此，他发明了“天然领导者”的论断。
五、领导“五卅”运动（2）
陈独秀看了彭的文稿，立即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与彭文一起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陈文表面上放弃了原来“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观点，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如此，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3人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似乎是一致了，实际上仍有深刻分歧。正如后来周恩来所分析的，“彭述之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而瞿秋白则强调要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陈独秀故意不用当时已经流行的“领导者”这个词，却用“督战者”，其用意也十分清楚，即对无产阶级的力量能否担起领导仍有疑虑，因此，只能站在旁边“监督”，有力量实施监督，也就实现了对革命的领导，否则，也仅仅是监督而已，谈不上领导。因此后来陈独秀就与彭述之走到了一起，在斯大林指示对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执行让步政策时，就轻易地放弃了领导权。平心而论，当时中共也没有力量去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否则国共会提前分裂。斯大林正是出于这个担心，一直压抑共产党的发展，特别在武装力量上。
“四大”通过了政治和工、农、青、妇运动等一系列决议案，强调了党应该去积极领导这些运动，选举了新的中央，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原有毛泽东担任的，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直到1926年底，才调周恩来到中央负责组织部，虽然周不是中央委员)。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5人组成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代表共产党领导了整个大革命。自然，实际上上海陈独秀党中央听维经斯基指导，广州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听鲍罗廷的，北京李大钊、赵世炎等听加拉罕的，他们又都听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仍是陈独秀，他负责中央秘书处(毛泽东走后，秘书兼会计是任作民，1926年冬，调来王若飞)。党初期的一批干部多数都离去了，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退党，李达也因故去了湖南帮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等。现在换了一批国外回来的新人(张国焘长期在北方搞工运，并且被捕入狱，很久以后才到中央工作)。陈独秀是个没有宗派观念的人，总是平等对待，紧密团结一切党内同志为革命而工作。在地方上，赵世炎去了北平(北京)，帮助李大钊，实际主持北方区委的工作，陈延年去广东，王若飞去河南，尹宽去山东，李维汉在湖南，不久旅莫支部的另一个负责人罗亦农也到上海区委。他们都担起了领导责任。国内原来的领导同志纷纷退让，对这些国外回来的同志一般都表示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尤其是工农运动，很快恢复到“二七”以前的水平。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地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重要事项，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何时结束等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共同开会决定。因此，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同时，陈独秀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终于在5月掀起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第二天，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当晚，中共上海地委作出决定，发动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接着，陈独秀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中央通告第三十二、三十三号，具体布置运动的搞法，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并且强调“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要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不要局限为地方事件，而应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
五、领导“五卅”运动（3）
广大工人和学生立即响应，社会各界也予同情和支援。但是，少数学生在租界募捐时，竟遭逮捕，租界当局还决定在5月30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激起公愤。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主持，最后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广大学生和工人做工作，在30日组织学生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援助，提出反对公共租界当局炮制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直接损害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屠杀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陈独秀继续把握全局，“居中指挥”。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3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2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因气喘病去北京疗养，10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从6月初到9月运动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11篇指导运动的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6月6日)、《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6月20日)、《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7月2日)、《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8月23日)等，内容包括：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所有这些，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了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
当时运动成败的关键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很快发动起来后，争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为此，陈独秀亲自做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负责总工会联络工作的李立三到北京活动时，还请虞写了给财政总长李思浩的介绍信。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运动起来后，中共中央创办的专门指导运动的报刊，由瞿秋白主编)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又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就这样，从5月31日开始，上海就出现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局面，而且，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狂涛怒潮很快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共产党在运动中扩大了队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党。陈独秀也成了威望很高的革命领袖。
本章参考书目：
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
②《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303页，正中书局1948年版。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⑤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⑦ 郑学稼著：《陈独秀传》，台湾1989年版。
⑧《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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