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一、马林带着紧迫的使命
马林原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成年后，荷兰和欧洲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很快使他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并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他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来到远东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又被印尼人民英勇反对殖民者的斗争所吸引。在这里，他深刻地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休戚相关的联系，也看到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积极参加了这些斗争，并为印尼革命党的创建和统一做出一定贡献。
1919年1月，马林回到荷兰，并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马林以荷属东印度共产党代表名义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并在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等正陶醉于十月革命成功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追求马克思说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目标，不太重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只有列宁、罗易、马林等少数人认识到殖民地附属国反帝斗争对支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帝国主义由于在殖民地附属国寻找到比国内更加广大的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他们有足够的条件，镇压和瓦解本国的革命。因此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并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思想。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包括民族殖民地国家内部反帝运动与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和工人反对资本家压榨的斗争的关系，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复杂得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对于不了解或了解不透这些落后国家国情的列宁、马林来说，难以提出正确的方案，即使在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个伟大的文件中，也充满着矛盾的思想。
例如，文件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这种提法，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混淆起来。
更有甚者，文件接着指出：“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除了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之外，他们别无生路”；“必须特别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列宁在国际“二大”的报告中甚至这样乐观地估计：“可以肯定地说，最遥远的民族中的全体劳动群众对于苏维埃思想也是很亲切的，苏维埃这种组织，定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制度的条件，共产党应该立刻在全世界开始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思想，又足以使落后国家的共产党直接进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表明，正是在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多次反复，长期走不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怪圈。
自然，文件中也有正确的思想，如共产国际“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但是，共产党怎样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又怎样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却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连列宁当时自己也承认：“我们还需做许多工作，还难免会犯错误，而且会在中途遇到许多困难。”对于当时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刚刚成立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如前所述，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是这种思想状况。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效法十月革命，以为当时中国就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因此却难以理解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政策。
于是，1921年6月，马林受列宁委派，带着催促成立共产党，然后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开展“苏维埃运动”(至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或“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同时又支持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与之建立联盟的紧迫任务来华时，很快就与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发生又合作又冲突的微妙关系。
二、与马林的冲突
马林到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筹备情况后，立即催促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上海发起组就向全国及东京发通知，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并多次函电交往，要陈独秀回沪莅会，最后甚至派包惠僧到粤接陈。但陈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抽不出身，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包到上海时，携带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一)党员的发展及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的路线。
中共“一大”召开之日，传统的说法是1921年7月1日。所以定这天是党的诞辰纪念日。后来经考证，是7月23日在上海开幕，31日结束。马林来华后，一直受租界警方监视。显然由于他参加会议的原因，7月30日开会时，一陌生人闯入会场，接着又有法国巡捕来搜查。因此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陈独秀虽未参加，但由于他的威望和筹建党的过程中的作用，大家一致选他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如上所述，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马林，在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上，与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除了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一点认识相同之外，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枘凿不合，因此，在“一大”期间，他与13位中国代表虽然一致通过了纲领，但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关系，革命如何进行，党如何建设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分歧。在处理这些矛盾时，由于马林以“钦差大臣”自居，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再加上张国焘心术不正，利用马林与中国同志语言上的隔膜，封锁中国同志，因此引起大家对马林的很大不满。9月，陈独秀从广东回沪后，知道这种情况，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
关于工作态度：马林因带着紧迫的使命，要求陈独秀迅速回沪主持党中央工作，开展革命运动。陈独秀则显然由于受到以往革命斗争一连串的失败情绪的影响，深感中国反动势力的强大和革命工作的艰巨，有一种“慢慢来”的思想。共产党筹备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思想。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推辞，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马林和上海同志再次派包惠僧去广东催促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在粤也实在耽不下去而不得不回来时，他对包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陈独秀有这个思想，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状况有关，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未占明显的优势。他主张“各种思想争鸣，自由发展，信仰自由，让各种思想都暴露出来，由人民群众评论谁是谁非”。在回沪途中，他又说：“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他认为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马林主张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需要。陈独秀则因为在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把军阀政客接受外国列强控制和经济援助斥之为“卖国求荣”、“投靠列强”、成为其“工具”而竭力反对。他说：关于党怎么搞法，“我们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有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包惠僧说：“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陈独秀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所以陈独秀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但是，马林却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陈独秀听后很反感，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当时张国焘向马林提出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及给工作人员薪金的规定。陈独秀知道后十分气愤，斥之为“雇佣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关于马林的工作作风。在上述一系列认识上的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即按其主张行事，结果表现为作风傲慢，对中国同志不尊重。例如当时他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马林就不与中共中央商量，私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对此极为不满，声言再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就这样，二人谈了三四次，总谈不拢，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张太雷企图调解二人关系，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不理，很气愤地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突然被捕。不料他与马林的关系却因此事件而出现转机。
三、被捕后掩护同志
当时党初建，没有经验，组织和工作都相当暴露，不善于保卫工作。因此陈独秀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两次在家中被捕。而且家中到处堆放着当局禁止的“过激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等。
10月4日，法租界巡捕因见陈独秀回沪并与监视对象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说要见陈，并见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妻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都不认识谁是陈独秀。
到捕房登记时，陈独秀报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邵力子也先后被捕。褚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的身份暴露。褚、邵在弄清身份后放了。陈即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陈独秀)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
第二天审问时，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为其余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在牢中，陈独秀对别人说，他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其他人出去后继续干。
实际上，因马林来华后的行踪完全在租界当局的监视之中，他在荷兰和印尼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身份，也令当局高度重视，因此他与陈独秀的来往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但是审问和搜查的结果，除了《新青年》之外，没有别的证据。
陈独秀被捕，引起各界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判《新青年》为已被封闭禁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陈独秀了解到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出狱，除了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和铺保有关，很感动。“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二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两天后，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派你到武汉去工作，负党的责任兼任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支部主任。今后党不开支经费，只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赤色职工国际的经济支援。你的生活费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开支，你今后不要教书或当记者，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好了。”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1）
陈独秀与马林和解后，即着手制订党中央的工作计划。11月，他终于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从而跨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
《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应全力开展劳动运动，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也应“切实注意”；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
在这个计划中，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是中心工作。陈独秀对此也倾注了许多心血。
首先，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11月至次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阐明工人运动的纲领和各项政策。如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工厂、矿山、交通部门劳动的“近代产业工人”；最终目的和策略，“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意义等。
其次，加强组织领导。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处后不久，又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5个分部，并安排各地中共区委领导人直接负责开展工作：创办工人刊物和工人夜校、组织产业工会、发动罢工斗争等。
第三，直接指导罢工斗争。随着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各地很快出现罢工潮。陈独秀密切注视斗争动向，及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招牌工会破坏罢工的阴谋，协调各地区工人加强团结，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即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他又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
就这样，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很快出现历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达100多次，罢工人数21万人，而且大多数罢工都取得了胜利。故而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新纪元”的美称。
但是，由于没有全面考虑到中国国情，单纯地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开展工作，使工人运动很快处于孤军作战的危险境地。中外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初次面对中国工人的罢工潮而一时显得束手无策，使大多数罢工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在惊魂稍定之后，立即集结反动武装，很快就把工人运动打了下去。许多党的早期优秀干部牺牲。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被血腥镇压的“惨案”开始，工人运动即转入低潮。形势逼迫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1922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其“二大”精神，又召开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工人代表邓培，明确表示了希望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这等于否定了中共“一大”确立的不与资产阶级政党发生联系的原则。但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革命，在理论上就要解决中国当前究竟进行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引起讨论，结果得出了被称为“国民革命论”的第一个结论：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3月，共产国际用电报把这个结论发给中共中央。李达说：“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张国焘和10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陈独秀认真研究国际指示和“远东会议”的精神后，很快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6月15日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是解放我们中国人民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四、探索者的初步成果（2）
根据这个精神，陈独秀又在7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提出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制定了为实现这个任务而采取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从而为实现国共合作开辟了道路。陈独秀则在9月20日发表的《造国论》一文中，第一次采用“国民革命”的概念来论述当前的革命，指出：“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从本文开始，他宣布：中国共产党“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并且后来“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陈独秀后来说明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因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18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
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大成果，而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以示“国民革命”并非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包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萌芽，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重大成果。所有这些表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在摸索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了解本国国情，制定斗争纲领和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但是，有人认为陈独秀在这次转变中又走过了头，滑上了“二次革命论”的歧途。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中称：“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王若飞说：“二大”的这个缺点，“产生了在第一个革命中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主义此时也就产生了萌芽”。
其实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对的，也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不过是第一，包括陈独秀和后来的毛泽东在内，谁也没有估计到，第一步的民主革命在时间上会很长很长。第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以客观上哪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的强大来决定的。在当时，中共那样弱小的力量，与不断受到苏联强大的武装力量支援的国民党相比（在大革命失败以前，斯大林认为中共只须做国民党的助手和苦力，因此不给中共一枪一弹），根本无力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
所以，中共“二大”后，随着工人运动由高潮走向低潮，陈独秀在接受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执行共产国际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政策的过程中，就迅速由“一次革命论”者，变成“二次革命论”者，其主要观点是：
(一)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不仅如此，而且，这个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因为产业落后的中国，虽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幼稚的，“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所以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共产党“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而农民则由于“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难以加入革命运动”。
(二)民主革命胜利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他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资产阶级利用劳动阶级之助获得胜利后，阶级斗争日趋明显而强烈，以阶级利益冲突之故，资产阶级利用政权压迫劳动，此属将来必至之事，两阶级政治之斗争，自此始起。”
陈独秀以上言论是为贯彻共产国际“党内合作”的决议和命令而说服党内强大的反对势力而说的，强调的是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陈独秀思想方法爱走极端的缺点。但大革命失败后这就成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罪证”，反复批判。
实际上，陈独秀这种认识，正是当时斯大林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所以他们全力支援国民党，压制共产党。不过在国民党取得胜利而对共产党实行镇压时，他们才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
陈独秀有敏锐的思想，经常能提出惊世骇俗的见解，使其创造了人生的辉煌。但是他在中共幼年时（理论上不成熟，力量又那么弱小，而且又必须服从莫斯科的错误指挥），出任中共的领袖，必然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党的悲剧。
本章参考书目：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3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④《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⑥《向导》第2、22、128期。
⑦《前锋》第1、2号。
⑧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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