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由于他惊世骇俗的思想，怪异的性格，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贡献，他又被称为怪杰。
陈独秀，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7日生于长江中游重镇安徽省怀宁县城(今安庆市)一个小户人家。祖父和父亲以教书为业，维持一家清贫的生活。3岁时，父亲病逝。陈独秀天资聪颖，自小就有叛逆的品性。他曾设计捉弄以迷信行骗的阴阳先生，更鄙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鼓励平民升官发财的科举制度。18岁时，为应付早年守寡的母亲的哀求和严命，勉强去应试，通过县、府二试进入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陈独秀就这样蒙了一个秀才。但第二年到南京考举人，命运之神不再照顾他。他落榜了。但是，他看了考场上考生的种种怪状后，“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官，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于是陈独秀就成为康梁派的拥护者，与皖省维新派人士密切交往，“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但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陷中国于瓜分之危，陈独秀受到极大刺激。“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
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多次东渡扶桑，研究日本强盛之原因，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思想为之一振，犹如走出山洞，眼见广阔田野，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从而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向“乱党”。
1902年冬，陈独秀参加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为捍卫留学生正当利益，借清政府所派学监姚煜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抱腰，邹捧头，陈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陈等因此被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正值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回安徽，组织集会、演讲，成立“安徽爱国会”，以为响应和声援，遭政府镇压。他逃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合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该报遭禁后，1904年初，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字，阐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宣传“国”“家”命运相连，启迪国民关心国家大事，奋起救亡。次年初，他又游访“淮上豪杰”，发起组织“岳王会”，秘密培训革命干部，有力地支援同盟会成立初期江淮地区的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斗争。安徽光复后，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遭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而受挫。接着，他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斗争，失败后潜心探索几年来革命斗争屡起屡折的教训，于1914年11月，第一次以“独秀”笔名在他协助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提出“狂悖见解”，宣称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
该文一出，舆论大哗，纷纷攻击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予理睬，只是宣称：“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认为中国的出路首先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于文化的转换，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于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鼓吹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和宗族制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及，教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整整一代革命者。
1919至1920年，陈独秀受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劳工运动，从而奠定了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地位。
二、监狱中产生的建党念头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眼看北京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并不顾自己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的身份，在6月9日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又让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印刷成中英文传单，亲自到闹市区新世界屋顶花园去散发。该传单除要求保卫山东权利，取消中日密约和免除曹、章、陆等卖国贼官职外，特别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矛头直指政府的暴力机构。此意在推动运动深入发展，但无疑是欲发动一场人民革命。
不料，陈在散发传单时，被埋伏在旁的密探逮捕入狱。社会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9月6日，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陈独秀。据胡适说，这次被捕对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组建共产党发生了很大影响。他说：“独秀在拘禁期中，没有书报可读，只有一本基督教的《旧约》、《新约》，……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其实，早在1917年，陈独秀在研究欧洲近代文明之源泉时，就认为，“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这次出狱后，他发表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章，称颂基督的人格和情感，把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归纳为“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又说：“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基督教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冷酷、黑暗、恶浊坑中救起。”
也许是有了这样的觉悟，再加上他出狱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发现二者在许多方面相合，例如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精神、以“穷人”为主体，给穷人带来幸福的牺牲精神、平等博爱精神等；只有“爱敌人”的宽恕精神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不合。而这一点，根据他十几年来革命斗争屡遭迫害的感受，他自然更倾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他就向列宁主义跃进。过去，他把马克思主义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的修正主义混为一谈；而且当有人要《新青年》把社会主义作为“最新之思潮”在中国推行时，陈独秀明确拒绝，他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在中国实行应“缓于欧洲”。当时他竭力鼓吹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根本出路是“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
现在，陈独秀则认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要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特错。”接着他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这里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引者注)如此，在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级实质、进步性、虚伪性并且把它抛弃的同时，陈独秀就接受了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说：“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
就这样，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秋，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陈独秀开始筹组政党。而这个政党必是国际主义的，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解放全人类；它必为“穷人”带来福音；“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则不屑组建。
三、到工人中去
陈独秀到上海后，立即把他学到的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付诸行动。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于是他着重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亲自或委托朋友及受《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及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等。这些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蔡和森认为，陈独秀编的这期“五一”劳动节特刊，是他“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同时，陈独秀又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参加了上海各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担任筹备会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并自愿出任义务教授。他在各种工人集会频频发表演讲，提高工人觉悟。如他在4月2日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称：“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听大学教授讲这一番话，对于世世代代当牛马被压榨被贱视的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破天荒第一次，他们受到极大的震动。
5月1日，上海工人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劳动节集会，初有5000人参加，后来人越来越多，结果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移地，最后在靶子场举行。会上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要求。会后，各团体还发表宣言，抗议军阀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次活动的口号和宣言，都是在陈独秀指导下提出的。
在参加以上活动过程中，陈独秀发现原有工会组织是由“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而且这些工会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严格说来，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共发起组成立前后，陈独秀就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
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是1920年8月15日创刊的《劳动界》(周刊)。8月17日《民国日报》在《劳动界出版告白》中指出：“此周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此外还有面对店员的《伙友》周刊，“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在该刊发刊词中称：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1920年，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其内容是：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和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批判资本家和黄色工会对工人运动的诬蔑和破坏。号召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工人刊物和写的文章，说出了工人的心声，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陈独秀便在首先觉悟的工人中酝酿成立真正的工人工会，并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先后组织起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批工会组织。
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四、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起建党
列宁突破马克思设想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在1919年3月建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及相互支援。
其实，列宁早就关注中国的局势。他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建立的中华民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俄国后，更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极大注意。他们派出俄共(布)远东局领导人之一维经斯基及其夫人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在1920年4月来华，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他们首先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两位俄籍教授介绍，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接触。一见面，俄国人就称李大钊“达瓦里希”(同志)。李非常感愧，解释自己不过在学习，哪里配称“同志”。维经斯基说，读了他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指《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认为已经达到了他们同志的水平。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停留在思想上，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就应该组织起来，有所行动。于是，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等多次座谈后，提出了建党问题。但李说自己没有时间，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
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并由陈联系在上海新文化运动中热心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人，进行座谈。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一部分人热烈讨论后认为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必要，就在5月间首先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陈独秀负责，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8月，陈独秀等人即成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发起组。政党名称开始沿用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党”。所以陈独秀在9月1日论述“吾党”政见时宣称：“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后来，经与李大钊商量，李提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因为考茨基等领导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已变为修正主义，并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中共正是在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彻底分裂的时候成立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落脚点就是陈独秀的住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首次会议，即推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接着，陈独秀就约请李大钊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天津、唐山等省市发展；上海将负责苏、皖、浙等南方各省的建党工作。所以历史上有“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说法。
为了指导各地建党，上海发起组在陈独秀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积极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加强党的指导思想的宣传与学习。为此陈独秀特意委托陈望道译了中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恽代英译考茨基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李季译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先后在1920年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并寄送到各地。
11月，发起组拟出《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目标是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为此，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中共第一个纲领，当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同月，发起组的内部机关报《共产党》月刊创刊。陈独秀写了发刊词《短言》，明确宣布：“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是我们的信条。”
上述《宣言》和《短言》表明，中共一诞生，其纲领，特别是性质和任务，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陈独秀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发起组还决定，把从9月1日第8卷第1期起出版的《新青年》，改为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刊物，更加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发起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陈独秀还亲自当先锋，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贩卖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发动攻击。
五、帮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受《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影响、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对陈独秀十分敬仰。后来他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时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7年，毛泽东就与陈独秀提倡的青年应有强健体魄的观点共鸣，以二十八划生笔名写了一篇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投寄给陈独秀，陈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1918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为帮助一批同学去法国勤工俭学来到北京，在他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当时在北大当教授、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的介绍下，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于是他去拜访了几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二人相谈甚欢，因为这时他们的思想信仰是一致的。毛泽东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的旧式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此后，毛泽东对陈独秀越来越敬仰，因此在翌年五四运动中陈被捕时他在效法《每周评论》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时，称陈“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20年，毛泽东为代表新民学会向全国推动反对赵恒惕军阀在湖南的罪恶统治运动，到上海再次拜访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当时新民学会的纲领是“组织改造湖南联盟”，争取成立“湖南国”，以达湖南独立自治。这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陈独秀与他详细讨论了这个计划，以及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阅读了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3本马克思主义基础书籍：《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可以说，毛泽东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6月，毛泽东回湖南时，陈独秀即委托他在长沙进行湖南的建党工作。与其他地区相比，湖南的建党工作有自己的特色：由于长沙已经有了革命青年的坚强组织新民学会，他们不急于立即成立党支部，而是利用原来的组织形式进行工作。为了使未来的党员比新民学会会员更优秀，毛泽东特别强调寻找“真同志”，而且首先着重建立团组织。毛泽东完全拥护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的建党思想。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正在开展改造中国与世界行什么方法的讨论，无政府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蔡和森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并表示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复信“表示深切的赞同”，并向他们特别介绍了陈在上海进行的建党活动，《共产党》月刊和带有纲领性质的该刊发刊词《短言》：“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凡此种种，说明陈独秀对毛泽东影响之深，而毛泽东对陈敬仰之切。
六、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1）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多种打着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招牌的“新思潮”，不少摆脱了儒家封建伦理思想的先进分子，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些思潮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不少青年人则被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所迷惑。李大钊等人开始欢迎马克思主义时，胡适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他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陈独秀鉴于马克思主义建党时，受到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挑战，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还混进了党组织，并在北京、广州的组织内一度占优势，为此，陈独秀和发起组的同志与这些思潮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捍卫了建党思想的纯洁性。
1920年9月，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受梁启超的邀请来到中国，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梁及张东荪等配合这次活动大肆宣扬“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是组织各种协社从事互助生产。这就是“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即基尔特社会主义。至于建立共产党，张东荪参加了几次陈独秀召集的座谈会，后来就退出了。他们认为中国由于实业不发达，“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必不能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此不具备建党的条件，也“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
针对以上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他们辩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8卷4号上《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9卷1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9卷3号上陈独秀写的《社会主义批评》等。他们指出，中国是需要开发实业，但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救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陈在批判所谓劳资协作、社会改良主张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调和的理想”，“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关于中国劳动者，陈指出，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事实。他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中国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
通过这场论战，使先进分子明确了坚持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此，必须首先建立共产党。论战捍卫了共产党正确的指导思想，但由于当时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国情还缺乏认识，更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当时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资本主义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必然性和进步性；资产阶级也有一定的革命性，因而不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其实，这种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共产党后来也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多次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甚至在夺取政权后的50年代，毛泽东犯的“左”倾错误，其根源也在这里。
六、捍卫建党思想的纯洁性（2）
中共发起组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还没有结束，就开始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反对领导、集中和纪律等。这在世世代代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剥削而渴望自由解放的小资产阶级人数占多数的中国人民中，很容易被接受并传播。它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是一种破坏因素，但对于革命组织建设、革命斗争的进行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也是一种阻抗力。因此，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即向它告别。但当时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却竭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有严格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他们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黄凌霜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他们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党，“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教育会、农业会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
陈独秀用了很大力气批评无政府主义。他用鲜明的阶级观点批驳了所谓“强权罪恶论”：“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和正义。若是倒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关于自由与纪律问题，陈独秀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99人赞成，1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陈独秀反驳说：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所以陈独秀指出，“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
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不仅捍卫了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原则，也捍卫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同时，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亦加以有分析的肯定。1922年5月，黄凌霜曾到新青年社拜访陈独秀，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表示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然后，又介绍黄去苏联实地考察无产阶级专政。在陈独秀等人的批评帮助下，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放弃了原来的信仰，转向马克思主义。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凌霜，他访苏归国后写信给陈独秀说，未去苏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而已”。陈复函黄，对精研无政府主义中国“第一人”的他，“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
陈独秀等人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捍卫了中共建党思想的纯洁性，使党一开始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而没有滑进当时共产国际运动中势力还相当雄厚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泥坑。这是中共建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这个优点使中共的成熟比欧洲的共产党顺利得多，而它领导的革命胜利也快得多。
七、帮助建立广东党组织
正当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筹建共产党之际，1920年10月，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孙中山指使和帮助下，打败了盘踞广东多年的桂系军阀，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广州地处中外交往的枢纽，历来新思潮相当活跃。陈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区域，趋附时髦，高唱社会主义，大力推行改革，以笼络民心。他敬仰陈独秀在文化界的名声，就连电邀请聘任陈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并改革全省教育事业。
陈独秀认为“广东是很有革命传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先进人物，有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广东人是敢想敢干的。广东是有希望的”。于是他征求李大钊及上海发起组成员的意见。大家支持他赴粤：(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行前，他把党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共产党》主编任务交给李达，《新青年》交由陈望道主编。12月16日，他上船赴粤。可能原来计划走陆路，故有毛泽东的长沙“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的说法。
12月下旬，陈独秀的轮船中途停泊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慕名至船上拜访，并带来他们编的《真善美》刊物给陈看。陈看后备加赞许，鼓励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人欣然接受，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
陈到广州时，该地建党情况十分复杂。早在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等酝酿建党时，他的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也由李大钊推荐北大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创办《劳动者》工人刊物，并成立共产党小组在工人中活动。但这个小组除了两个俄国人之外，7个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工人中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与此同时，三位在北大听过陈独秀社会伦理课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1920年暑假毕业后回粤，与陈独秀联系后进行积极活动。他们分别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和公立政法学校任教，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宣传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争取了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批进步青年。10月，他们在陈炯明的赞助下办了一份宣传新文化的报纸——《广东群报》。陈独秀在该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敬告广州青年》的文章。不久，他们接受陈的函约，开始广东建党工作，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者有数十人之多。区声白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也混入其中。他们与上述无政府共产党也有一些联系，“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并进行多次联席会议。据当时北京政府打入北京互助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探给北京军警头目王怀庆的密报说，1921年3月11日北京互助团开会时，黄凌霜报告说：广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曾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一度开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而陈独秀近日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破坏吾人信用。”
据这个材料和当时7个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的刘石心回忆可见，陈独秀到粤时，广州并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所以，两个俄国人向共产国际报告自称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是不对的。刘断然说：“此时，广东还没有组织共产党，《劳动者》并不是广东共产党办的刊物。”因此把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成立的“共产党”视为广东最早的党组织是不科学的。
陈到粤后，就以谭平山等人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基础，依据集权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进行建党工作。陈对谭平山等人说：“到广东后，听了你们的介绍，也从别的朋友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曾有这样的设想：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谭平山等人表示赞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21年春天，成立了共产党，党员开始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最初书记是陈独秀，不久改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分任组织和宣传。从此广东革命状况为之一新。
他们以《广东群报》为阵地，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还在广州公开设立《新青年》发行所，扩大《新青年》在广东的发行和影响。陈在上面发表了他和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书信，批判无政府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乃至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还调上海的沈玄庐到粤主编《劳动与妇女》，陈等党小组成员为其撰稿，宣传妇女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基层宣传工作骨干；还利用“注音字母教导团”向中小学教师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尤其注意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中工作。广州河南机器总会机器工人开办补习学校时，陈独秀为董事，谭平山为董事长。在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至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了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此外，广东党小组也注意“向农民进行宣传”，党员褚诺晨(译音)曾创办《新农村》杂志，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有这些表明，广东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尔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陈独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本章参考书目：
①《实庵自传》，《宇宙风》第51期。
②《安徽俗话报》，第1—22期。
③《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青年杂志》第1卷；《新青年》第2—8卷。
⑤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未刊稿。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⑦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⑨《广东群报》，1921年。
⑩《劳动与妇女》，1921年。
{11}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1023（二）21。
{12}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州党史资料》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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