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大传（作者：任建树）
目录
致读者
一言论终生 长话短说
附：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
一 故乡·家世·童年
动荡的故乡奇特的独秀山
家业的兴衰飘泊的寒士
附：世系表
凶狠的板子刚烈的个性
二 青年时期
院试夺魁婚姻子女
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编辑《国民日日报》合译《惨社会》
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三 辛亥革命时期
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论书法内劲外秀
高傲愤世诗如其人
任皖督秘书长险遭枪决
奇文受诘问民主第一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廓清愚昧推倒偶像
改革北大文科开辟自由园地
东西文化论战兴起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东西文化再论战批评新旧调和论
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起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
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工人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宗教问题的争论
六 国共两党合作初期
起草中共“二大”宣言批判“联省自治”
加入国民党出席国际“四大”
在“三大”上论中国革命问题
批评国民党的军事政策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回击右派的进攻维护党的独立性
反对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警告鲍罗廷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指挥五卅运动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失踪”与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退让
七 北伐战争时期
论国民政府北伐主张汪蒋合作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困惑中的思索起草《汪陈宣言》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先扩大后深入
纠正农运过火行动答复国际指示
放弃领导权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八 大革命失败后的心态
藏身纸庄缺席受批判
化装返沪拒绝去莫斯科
一首辛辣的民歌致中央常委三封信
拒绝出席“六大”撰写《文字拼音草案》
九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义传入政治思想转向
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两个口号之争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
革命形势的估量高潮或低潮
阶级关系变动革命性质与任务
革命总口号国民会议或苏维埃
开除出党辩护·辩解
十 托派时期
拉队伍举旗帜
所谓“红军”问题城市中心论
受围困被解脱
争论与统一任托派书记
反蒋抗日倡议联合中共
十一 在法庭上·控诉与反控诉
被捕解京匹夫不可夺志
尴尬的地位复杂的反响
千里姻缘老夫少妻看守所里的首封信
拒绝劝降聘定辩护律师
自撰《辩诉状》反控国民党
法庭上受审被告变原告
上诉抗辩减刑入狱
十二 在狱中·研究与著述
监狱·研究室钻研文字学
夫妻同房拒绝越狱
乡情友情师生情探监人络绎不绝
嬉笑怒骂国民党要员《金粉泪》
被托派开除受托氏器重
自传两章文学瑰宝
十三 抗战初期
走出牢房投入抗战
宣传全民抗战摆脱党派拘束
罗汉西安之行联合抗日三条件
无回党愿望试图独树一帜
蒙受不白之冤迟到的说法
论战时党派问题否定相对独立性
十四 晚年
溯江入川风餐露宿过夔门
黄荆街前的窘迫石墙院里的孤寂
贫病交迫谢绝嗟来之食
服嗣母丧挽大姊
《小学识字教本》杰出的语言学家
最后见解对民主的执著
十五 陨落
病逝丧事
死非其时身后寂寞
附录
墓的变迁与陈列室
建党时期陈独秀研究述评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领导权之争与陈独秀
五卅运动的兴起
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十五 陨落 病逝丧事
陈独秀的健康状况多年来一直不好，早在南京监狱时就患肠胃病，到了四川以后旧病未根治，又添新病高血压症。这种病时轻时重，好好坏坏，在一般情况下陈独秀能照常读书写作。到1939年春，血压升高，“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不得已，他于1940年2月6日到重庆住进了宽仁医院，进行治疗。待“病稍减轻”，即于同月20日出院回江津。（《陈独秀书信集》第486、487页。）
陈独秀住院期间，曾、周两大夫详细地检查了他的身体，“都暗暗地背后告诉独秀的朋友说是他的病状决无挽救可能，寿命至多不过一二年。”淮南病叟遗稿：《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26日。话虽这么说，一个病人究竟还能活多久，这决定于许多因素，何况陈独秀生的是高血压慢性病，如果经济条件优越，居住环境舒适安静，病人能安心静养，又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一两年寿命之说是决不可信的。可是这些条件对陈独秀来说一条也不具备，且不说别的，只安心静养这一条他也做不到。他这个人思想活跃，勤于笔耕，立论新异，感情深挚，敢爱敢憎，在大是大非面前喜怒形于色，要他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可想而知，像他这样个性的人，在当时生活穷困条件下，尤其是居住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山村里，一旦老病新病一齐发作，必定是凶多吉少。
陈独秀从医院回到江津后，依然读书写作，病情也渐渐加重，“有时血压高达二百十以上”。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28页。到1942年春，他终于病倒了。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与友人通信，发表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直到他去世之前两周。关于陈独秀病逝经过情况，有当时在身边的何之瑜写的《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最为翔实。何文说：
先生素患胃肠症，4年前又患高血压，迄无起色，年来息影深山，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本年(1942年)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约12日)，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次日(13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言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至17日晨起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眩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7时半，强起上圊，即起晕倒，四支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少顷(9时)又复昏厥，约3刻钟，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约一刻钟，始复旧状。18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及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莅津诊治。因周、曾两名医年前曾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笫，苦闷不安。至22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3次，虽经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23日又请江津西医邹邦柱、张熙尧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先生于25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27日午刻，先生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延至晚9时40分逝世。时除先生夫人潘兰珍女士、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侄孙长文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均亦在侧。《陈独秀评论选编》(下)。
从以上文字，可知陈独秀自17日至25日曾三度昏厥，三度苏醒，可见他并非猝然而逝，使人措手不及的，而是有充裕的医治和抢救时间的。若是换一位有钱有势的人，有好的医疗条件，生这点病决不会丧命的。人，生老病死，所享受的待遇都离不开金钱和地位。陈独秀一介寒士，一无权二无钱，晚年靠友人接济而过活，死后也由友人赞助才得以了后事。至于为他慷慨解囊购置衣衾棺木、捐献墓地的竟是相识不久的江津耆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二人，叔父“专门信佛”，侄儿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这是陈独秀生前始料不及的。
6月1日，早，陈独秀的灵榇由鹤山坪舁至双石桥附近，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敬仰之意”。这么多的人多是看热闹的，中途都散去，真正了解死者的生平事迹，对他怀有“敬仰之意”的实是寥寥无几。那几声爆竹，平添了几分凄凉。
从双石桥附近登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来到墓地——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这里原是邓家躲飞机的地方，在它的后上方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橘林，前下方是日夜奔流不息的长江。随着亲属来到墓地的有何之瑜和安徽同乡好友邓仲纯、光明甫、胡子穆、高语罕等；江津邓氏叔侄等；从重庆赶来送葬的有张国焘、段锡朋等；淮南病叟：《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25日。连同亲属在内20余人。邓燮康的两个女儿邓敬苏、邓敬兰身着蓝布长衫，臂缠黑纱白花，站在墓碑两侧，缓缓地将盖在墓碑上的红绸取下，碑上刻写“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独秀陈先生之墓”有说是欧阳竟无或台静农所写，皆误。吴孟明说是葛俞康的手迹，书写时为他所亲见。潘兰珍扶着一棵橘树啜泣不止，旁有邓燮康夫人搀扶劝慰。邓敬苏：《忆儿时参加陈独秀葬仪》，《陈独秀在江津》第56页。
这就是陈独秀葬仪的全部经过。葬仪是谁主持的，有没有人致悼词，有没有亲属致答词，对于这些，凡是参加过葬仪的人无论在当时或事后都没有作任何的说明，笔者以为这不是他们的疏忽，实是仪式过于简单了。没有悼词，没有默哀，没有花圈，仅有的两三对挽联因为在露天举行仪式也没处悬挂。据吴孟明说，是否对他舅公的遗体三鞠躬他也记不清了。可想而知，陈独秀的葬仪实在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笔者写到这里忽然记起了章士钊在1926年对陈独秀的写照：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不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是啊!一匹烈性的千里马最后像那些能力低下的驽骀一样地倒下了。陈独秀生前历经坎坷，数度沉浮，晚年萧条，身后寂寞。只有那日夜呜咽的大江从那一黄土、一块孤零零的墓碑旁流过。
死，对于死者无所谓不幸，人死了还知道什么呢?而对于生者却是不幸的。潘兰珍回首往事，当她与陈独秀结合的时候，陈独秀在政治上已跌入低谷，连个职业也没有，而且不久便被关进了大牢，这对夫妻相聚相亲的地方只有那门禁森严的牢房了。出狱后，颠沛流离，沦落异乡，她始终陪伴着他，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若没有这位年轻女子在生活上照料服侍，陈独秀定要受更多的苦。人们对潘兰珍的政治态度并不了解，但她对爱情的严肃态度却是毋庸置疑的。现在，陈独秀撇下她撒手去了。“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潘兰珍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坚强地挣扎着。
当丧事料理完毕后，潘兰珍、陈松年和陈独秀生前的好友何之瑜、邓仲纯、邓季宣、光明甫等，于6月9日一起商讨死者遗物处理一事，决定陈独秀的遗著，遵照遗意及友人意见，“由何之瑜集收管理，以备传至后世。”遗物，如五只古碗、友人来信及赠送的对联、立轴等物，归潘兰珍。《陈独秀病逝前后》，《档案与史学》1994年6月。五只古碗是瓷碗，是陈独秀在南京监狱时，由当时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何遂(“二次革命”时，在安徽与陈独秀一起反对袁世凯)赠送的。其中一只有“显德四年”字样。“显德”是五代周世宗的年号，较宋瓷还要可贵。有人说这是假古董，陈独秀却相信是真的，他从南京带到了武汉，又带到了四川。这是陈独秀留给潘兰珍最值钱的东西了。
陈独秀临终时，“嘱夫人潘兰珍女士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1943年初，潘兰珍到重庆市附近友人自办的农场工作，“差能自给。”《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413页。后改嫁，不久男人亦病故。潘兰珍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后患癌症，要出售五只碗，古董商说是假的未售出。潘于1949年10月30日逝世，终年42岁。张君：《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3年第三辑。
死非其时身后寂寞
陈独秀逝世的消息，有数家报纸作了报道，但内容都很简短，寥寥数语、敷衍了事。国民党中央社只有三句话，对他一生的事业只有一句，即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连提倡科学民主发动新文化运动也只字未提。1942年5月31日《申报》的报道虽然也很简短，却说到“陈氏为中国共产党之创办人及一著名学者，……为文学革命先驱之一。”此外，在悼念陈独秀的文章里有郑超麟的《悼陈独秀同志!》一文提到了党派问题。他站在托派立场上颂扬陈独秀“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这篇文章登在托派刊物《国际主义者》第三期上，见到的人很少，影响不大。6月4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他赞扬了陈独秀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但也回避了党派问题。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对陈独秀的死均未予报道。这就是当时舆论界对陈独秀之死的反响，冷冷清清。正如《大公报》上悼念的短文所言：“这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无论在国家或其个人，均不胜寂寞之感。”静尘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里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古今月刊》第五期，1942年7月。这些叙述是符合实情的。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前集荣辱毁誉于一身，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现在他死了，舆论界、思想界应当对他议论纷纷，评头品足，论定他的一生了，然而事实却相反，社会对这位死者反而变得冷漠了，似乎要把他淡忘了。陈独秀的生前与身后，其反差如此之大，这并非说死后的陈独秀不值得评论，而是恰恰相反，说明评论像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在政治上的敏感性。
中国政局自20年代起一直动荡不定，变幻莫测，其中国共两党的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陈独秀同这两个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共方面看，陈独秀是党的开山祖，并连任五届中央领导，后来成了中共的反对派，即中国托派的头头。托派，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看来，是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中共受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也认为中国托派分子“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第124页。而且在抗战初期康生还诬控陈独秀为月领取日人津贴300元的间谍。引起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
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与它兵戎相见达十年之久的正是陈独秀创立的共产党，即使他后来成为中共反对派也依然反对国民党，因此不得不把他投进了监狱。出狱以后，国民党对他还是不放心。在他逝世前后，尽管蒋介石等官员曾捐助过医药费或赙仪费，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414页。但对亲近他的人仍不免怀有戒心。所以，当陈独秀的灵榇运到茔地康庄时，“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江津县党部也再三盘问邓燮康与死者的关系。
党部人问：“你和陈独秀什么关系?”
邓燮康答：“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
“什么时候认识他?”
“只不过抗战以后，他到江津来住，我们才认识!”
“你为什么对于他的丧事这样热心!替他买棺材，办丧事?”
“不过因为陈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界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江津穷窘以死，身后萧条，而陈先生的朋友又都是寒素书生，无法张罗。我们为本地士绅，平素又钦慕其为人，现在他死在那里，我们不忍看他陈尸于室，不能收殓，故尔出面为他张罗。”
“你和陈某有政治关系没有?”
“我是商界中人，且从事银行业务，一个单纯的商人。我的叔父——邓蟾秋——专门信佛，均无丝毫政治关系!”高语罕：《入蜀前后》(7)，《民主与统一》第七期，1946年7月10日。
陈独秀生前受通缉，坐大牢，入土时还受监视，这当然是社会对他的死反响冷漠的一个原因。而邓燮康叔侄竟敢于操办丧事，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俩和陈独秀“均无丝毫政治关系。”
而陈独秀的一生自他懂事时起直到他闭上眼睛却自始至终热心于政治事业。少年时，当他听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了时，“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55页。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在此后半个世纪里，中国政局不停顿地变幻，他本人的政治思想也逐级发展，跳跃，由改良主义到民主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他奔走呼号，上下求索，一直在走他认定的路，毫无顾忌地说他要说的话。到了晚年，他认为他曾经信奉过的“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他“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致郑学稼信》，《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28页。
在此，笔者要附带说件事。1994年第12期《学术月刊》发表了朱正先生《谈谈〈陈独秀著作选〉》一文，指出了该书在校对上的疏漏和错误。如这里的引文在第528页上将“中”字误为“本”，“列托”之间的“、”误为圆点，此信写作年代1941年误为1938年。对于这些错误，笔者作为该书编者之一，深感愧对读者，并对朱先生表示谢意。《致郑学稼信》，是依照郑文《陈独秀先生的晚年》所引用此信的全文，收入《著作选》的。我们并不想以他人之错误(如将“中”字误为“本”)掩盖我们的错误，推卸责任。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朱先生说这些错误是我们编者“遇上自己不赞同的意见……做些小手脚强使前人赞同编者的意见”，是故意篡改原文造成的。我们与朱先生素不相识，实在是百思不解，他为什么这样“批评”我们?若果真照朱先生所“批评”的那样“遇上自己不赞同的意见”，就“做些小手脚”，那这部《著作选》将成什么样子，还怎能称得上朱先生所说“在已出版的几种陈氏文集中，这是个收文最多，因而也是最有用的本子”呢?他的言论，他的事业，无论其成败得失，功过是非，无一不是政治性的，无一不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发生的。他生前有许多朋友、战友和学生，但由于和他的政治主张不相同，有的早已同他分道扬镳；有的将他视为仇敌；有的为避免某种嫌疑，或其他什么原因都远离了他。他们对他的死置若罔闻。于是最后落得操办丧事的竟然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和另一个“专门信佛”的人。历史有情耶?抑无情耶?
在冷漠的社会反响中，有一位不曾与陈独秀见过一面的董退思(时进)，他在致高语罕的信中说：“鄙人与陈先生素不相识，兼因政治与文学均为门外汉之故，亦少读陈先生之文章。但鄙人对于陈先生，则极其钦佩。窃尝谓一般所谓革命家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还随信汇来500元丧费。(据高语罕说：这笔款，“独秀先生家属，遵从先生生前遗志，不敢收授，仍由我璧还了。”)③高语罕：《入蜀前后》(8)，《民主与统一》第八期，1946年7月20日。看来，董退思对陈独秀半是钦佩，半是怜悯。
为陈独秀抱屈抱憾的有陈铭枢和高语罕。陈铭枢在他的《挽联》里赞扬陈独秀，“横览九州，公真健者。”可是你受到的诽谤如山一般的沉重(“谤积邱山”)，这个世道太对不住你了(“世负斯人”)。高语罕在他的《预挽》里写道：“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同上(7)，第七期，1946年7月10日。因为现在的舆论界，“对你的死都绝对地沉默，他们不愿(或不能)论你的功罪，他们不愿(或不敢)辨你的黑白，他们想在沉默中，使人忘却你的一切!”③
但还是有人不仅忘却不了而且深深地怀念陈独秀，并写了篇约8000字的悼念长文。这就是陈中凡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
陈中凡(1888—1982年)，字觉圆，号玄，别号觉玄，江苏盐城人。1914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7年初，陈独秀任该校文科学长。同年夏，陈中凡毕业，留校任职。1920年，陈中凡离开北大，先后在东南大学、广东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任教授。当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监狱时，陈中凡“时常往晤，与他商量旧学”。陈独秀在晚年也与陈中凡时有书信往来，讨论有关文字学问题。陈独秀逝世时，陈中凡在四川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同年9月，他写下了这篇《印象记》，发表于《大学》第一卷九期，是研究陈独秀难得的重要资料。
《陈独秀先生印象记》一开头是“哭陈仲甫先生(独秀)的一首《哀词》”，全文如下：
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
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
生死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
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
斯世斯民方梦梦，先生肆志其孤行。
孤行长往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哀词》是《印象记》全文的主旨，是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哀词》以下的文字是作者通过他与陈独秀的师生关系和日后互相切磋学问的交往，简略地叙述了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改革北大和后来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以致多次被捕坐牢，在叙事中尽管回避了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但仍然表明了“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先生所以“遭当世骂”，那是因为先生“开一代风气之先声”。先生特立独行，虽“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先生之“死不为天下惜，”那正足以显现先生“不拔之坚贞”。陈中凡对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未必清楚，但他准确地把握了陈独秀的精神，既满腔热忱地歌颂他，同时也指出他的悲剧的由来，“斯世斯民方梦梦”。
如果说陈中凡主要是从品格和精神方面去评价陈独秀的话，那末毛泽东却主要是从业绩方面，从革命活动方面去评价陈独秀的。就在陈独秀逝前的两个月，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谈到了陈独秀：
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如何研究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1945年4月21日，在陈独秀死后的三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中，又一次谈到了陈独秀，评论他的功过。当谈到五四运动时，再次评定“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个《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当时都没见之于报端，这大概是因为“还不是”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过了30多年，到1981年毛泽东上面的讲话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的时候来到了。
历史长河对它的弄潮儿不停顿地进行着淘洗和筛选。有的生前风流一世，死后亦彪炳史册；有的曾经风光一阵，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久即黯然失色；有的叱咤风云，并在大浪中几经浮沉，几度挣扎，却从不颓废沮丧，人们对他们毁誉不一，甚至扭曲他们的形象，死后寂寞冷落，但历史的长河终究要清洗他们所蒙受的尘垢，日益显露出他们的光彩。笔者以为陈独秀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因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提倡科学与民主；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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