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
可自豪的！”①３３年以后，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１９７９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
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观察家》第２６、２７期。
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６期。
《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细察陈独秀的一生，从６岁跟祖父读四书五经开始，他经历了封建主义的儒说和“选学妖孽”——改良主义的“康梁派”——，反清辛亥革命的“乱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党领袖——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超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思想，的确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转折，一个又一个的否定。但是具体分析起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转折，是飞跃，是进步；之后的转折则相当复杂，前进中有倒退，倒退中又有新的飞跃。
然而，他的每次转变都是不彻底的。一个时期中，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又有旧思想的残余和“新思想”的萌芽。往往是：继承，未吸取精髓；创造，没建立独立体系；抛弃，还藕断丝连。这就使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笼统的评论都是不确切的。
陈独秀把法兰西民主主义思想引进中国，掀起了反孔教①《给陈其昌等的信》，《独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确有不朽的历史功勋，不愧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从理论上说，他只是借用了西欧文明中的“科学”和“民主”两件武器，既未发展这个理论，也未在中国实践中建立自己独立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共领袖，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参与领导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他直接参与组织指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的胜利，使他的革命历史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与普列汉诺夫是不能比拟的，更不要说列宁了。他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时期，就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列宁”，后来托派又沿用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陈独秀都有成败两个方面。从革命实践来考察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大革命失败以前的历史时期，包括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起，到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从１９１５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从１９２７年井冈山斗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展时期，代表人物是毛泽东。虽然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大革命都失败了，但历史是不能割裂的，没有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就没有１９４９年的胜利。同时，历史也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主要看其对历史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三个时期，还有不少英雄人物，但谁也没有比这三个人的历史功绩大。就陈独秀本人说，１９２７年以后的错误，与此前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因为那已经是“毛泽东时代”了，陈独秀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力。所以，从他那个时代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讲，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是可以的。然而，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基本上是失败的。
陈独秀一生中，的确吸收过不少外来的主义和理论，从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他也不像懒惰的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照搬别人的理论，有时还努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中国的情况。对这些外来的理论和主义进行筛选和改造。但是悲剧在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局限性，他的筛选和改造，有的成功了，如对西欧民主主义；有的把正确的理论用歪了，如对马克思主义；有的本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可能改造成正确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主义等。因此他虽有把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愿望，可结果却是成少败多。
所以，他曾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而没有正确的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家。
有人说，陈独秀也有始终坚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学——民主——社会主义；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倒不假，即使他说“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政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时，也认为未来世界是“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他的民主是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他的社会主义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即通过民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如果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面前，这样的社会主义连一天也存在不了。陈独秀的“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
在客观考察陈独秀“民主观”、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有一点积极因素须给予应有的评价，即他是最早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提出分清敌我界线，防止专政到人民头上，以避免发生大量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总之，我们从宏观上全面客观地来评价陈独秀一生功过，不能不承认他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他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这里，我们试图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说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但限于水平，舛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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