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抗战初期的主张和活动
◆拥护政府领导抗日 拥护国共合作救国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先在其学生、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孟真）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主人避难他去，又于月底移居陈钟凡家。后因形势紧张，便于９月９日乘轮船迁往武汉。抵汉后暂寓旅社，不日即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据说，这处住所是一个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出狱后的陈独秀能住上这等房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
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德国的希特勒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相勾结，先后退出国际联盟，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它们发出的“征服世界”的嚎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再加上英、美、法等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怂恿日、德侵苏的“东西方慕尼黑”政策，更加深了这种世界危机。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显明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法国、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制订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之后，党就很快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英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其在华利益考虑的影响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提纲”，其中有一条是“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接受抗战后开始的。他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曾十分激动，认为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但是后来，共产党为了逼蒋抗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使陈独秀又感到“惘然”，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象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②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②
陈独秀在抗战初写的《我的抗战意见》
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④“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⑤“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⑥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五集，亚东图书馆发行， １９３８年４月。
②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８辑，向愚编，战时出版社发行，１９３ 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③④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 ８年３月。
⑤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 节》，《宇宙风》第４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⑥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①陈独秀以这样的观点批判了托派中有人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②、“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③、“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④的观点，并且愤怒痛斥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⑤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
①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我的抗战意见》第２８页。
②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６页。该书无出版单 位及日期，编者（未署名）按语日期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 据王文元称：该书系陈独秀遗嘱执行人何之瑜将陈的遗稿带到上海，“由朋友们集资自 印”。
③④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第７页。
⑤陈独秀：《告日本 社会主义者》，《政论》第２２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５日。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热烈，国民党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很受鼓舞，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①
从陈独秀对抗战性质和意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那时他对抗战的前途是相当乐观的，而且感染了一些失败主义情绪严重的人。在南京时，他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当时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②
①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抗战》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 ６日。
②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８年６月５日。
陈独秀还自称并不是“速胜论”者，而主张“持久战”：“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①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②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③“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④陈独秀这些观点，与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他后来自己很快背弃了这些观点。
①陈独秀：《准备战败 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４页。
②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我的抗战意见》。
③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宇宙风》第５２期，１９３７年。
④陈独秀：《准备战 败后的对日抗战》。《我的抗战意见》，第３２—３３页。
要实行这样的抗战，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纲领和政策以及组织实施的力量，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而陈独秀的考虑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他就拥护谁。他声称：“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他还提出：“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②在陈独秀看来，当时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他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有一个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问题，即他承认这时的国民党已经与“九一八”、“一二八”时的国民党不一样了。他说：“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③他甚至称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为此，他说：“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④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对国民党的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是估计过高的。他甚至责问，“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
①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
②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第１卷第９期，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５日。
③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④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更为荒唐的是，他还本末倒置地认为政府能否抗战到底取决于人民的支持，说什么“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①。
所有这些，与他“一.二八”前后及１９３３年法庭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话对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应该指出，陈独秀拥护国民党政府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对于其他问题，他仍然保持着界限。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出狱时，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邨也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胡适、周佛海等人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的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的“五个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他都一一拒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②对于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他更有警惕，在南京时，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
①陈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②《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未刊稿。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率笔和曰：“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聘郊邑，兼之惩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
为了合作抗日，陈独秀强烈要求国民党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他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②在国共摩擦问题上，他批评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主张“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③自然，他希望国民党采用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多党制。④为了“全民抗战”，他要求“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⑤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５集。
③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陈独秀：《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政论》第１４期。
⑤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但是，这些要求对于国民党来说完全是缘木求鱼。而且由于他对国民党抗战积极性和持久性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又看不起，发动全民抗战又强调“党政当局”去发动——“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①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及其反人民性的本质没有认识，也没有考虑到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和压制破坏人民抗战时应该怎么办，所以，他说的“全民抗战”实际上是依靠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所谓“持久战”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在抗战中发表的文章
随着国民党本性的暴露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陈独秀又很快由盲目乐观变成“悲观”，变成失败主义者，“亡国论者”。他说“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②对游击队的评价也与开初翻了一个过，说“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③于是，他为抗战描绘的美好的蓝图都一一撕碎了。他提出的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变成了国民党“溶共”和统制各党派的最好借口，他提出的“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良好愿望，也为他所担心的“无钱者出钱”和“抓壮丁”的残酷现实所代替。他抱怨政府“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对于城乡壮丁“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④等等。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种种问题》。
②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 战》。
③陈独秀：《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亚东版，１９３８年。
④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第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
陈独秀承认托派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执行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并且由此出发，他承认还“向左走到根本反对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盟”。①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件中他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在首先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上，可以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共同行动”的策略。
①陈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校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９月１日。
为此，他遭到了其他托派的反对和辱骂。为了洗刷这种不白之冤，他写了许多文章为自己辩护，其中一篇最著名的是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５日写的长达１．２万多字的文章——《反极左倾的错误》。文章重申他提倡的“所谓‘共同行动’是指一定时间一定事件之推翻蒋介石政府，而不是一般的说在整个民主民族革命中和资产阶级长期的政治联盟”。接着他大量引证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论述，说明“自马克思到托洛茨基，从来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任何阶级联盟，也不曾有过笼统的反对和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联盟或共同行动的说法”。同时，他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归纳出来托氏反对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各阶级一致，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以阶级妥协代替阶级斗争；（二）联盟的形式是站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原则上，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牺牲批评同盟者的自由，使党的政策与组织和国民党混合；（三）牺牲工农利益以保存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及政府。”①
另一方面，为了向其他托派表明他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反对“四个阶级联盟”的观点，１９３６年，他曾经在狱中写的两篇文章中，把共产党刚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作大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一篇是这年５月２１日写的《中国的一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这篇文章，因为是左派的“生活书店”委托茅盾编的一本同名书②的征文，所以用了比较隐晦的语言影射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文中讲的“横断世界”是指阶级和阶级对立，“整个世界”是指民族统一战线。
①陈独秀：《反极左倾的错误》。
②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
另一篇是这年７月１日以其怪僻的笔名“儿”在托派内部发表的文章《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①文章一开头引申《中国的一日》一文的中心思想说“谁要幻想中国无论是中央或地方有权力的军阀能够进行解放民族的抗日战争，他不是骗子，便是痴子”，接着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抗战态度后指出：“无产阶级所以应该左袒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因为这一运动有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没有这一作用的民族运动根本是反动的。日本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远东看门狗，英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领，亲英反日和亲日反英的观念，都同样不应该一秒钟在无产阶级战士的头脑中存留。”如果“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用“取甲制乙的策略”，“便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文章然后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所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曾有任何解释，忽然由山上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抗，一跳跳到愿意立刻参加各党派（不用说国民党也在内）……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样的全国‘各界同胞’大合作，比之前此四个阶级联盟还要扩大些”。他以此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攻击此后发表的“朱德领衔的中国红军致全国各省军事长官，要求团结一致的快邮代电”，“丢丑”更“彻底”。
①《火花》第３卷第３期，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出 版。“”即燕子（《诗·邶风·燕》毛传：“燕燕，也”。相传“陈”姓家族起源于殷 商胡公，后被封为“陈”国（今河南淮阳县），而商国王祖先是“契”，“契母简狄吞燕生 契”，所以《诗经》“商颂·玄鸟篇”上，有“夭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在陈独秀的 家谱《江州义门陈氏家谱》上也是这样记载陈姓家族的起源的。所以一些陈姓知识分子，都 把自己说成是燕子的子孙。 陈独秀起此笔名，大概亦然。据郑超麟和濮清来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过不少 陈用“儿”笔名写的文章。何之瑜也把“儿”的文章列入“陈独秀著作年表”。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陈独秀批评托派拉拢鲁迅的事。
早在这年春天，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党的新方针解散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基本同意“国防文学”的口号，但认为此口号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有“不明了性”的缺陷，为此他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来进行“补救”和“纠正”。他强调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①鲁迅对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是辩证的、正确的，他批评中国托派“胡涂”到连现在反侵略斗争中“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都不懂，而上海地下党内一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也是极胡涂的昏虫”。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这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鲁迅“对抗”国防文学的口号，“破坏统一战线”。他们以“托派”、“内奸”等各种大帽子来排斥打击鲁迅及其意见相同的人。鲁迅非常气愤，批评“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
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答 访问者》（Ｏ．Ｖ．笔录），《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９０页。
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误会了鲁迅的意见，似乎认为鲁迅是同情他们的。于是他就在６月３日以陈仲山名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赠送近期出版的几份托派机关报《斗争》和《火花》（内容都是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中首先攻击中共在１９２７年革命失败，“不采取退兵政策”而转向“军事投机”，“放弃了城市工作”，“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ＲｅｄCｄｓ以打平天下”，现在“失败了”，又转向“新政策”，“放弃阶级的立场，……”鲁迅虽在病中，但立即口述回信，讽刺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看出托派想利用鲁迅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挑拨其与中共的关系，明确回答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①
托派临委拉拢鲁迅碰了一鼻子灰，陈独秀在狱中知道后大发脾气，问临委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并以宗派主义的眼光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说“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什么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②托派临委也抓住鲁迅回信中怀疑他们“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说法，攻击鲁迅“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一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③
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②③《双山回忆录》第２０６页。
陈独秀和托派临委的攻击只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陋。他们闭眼不看鲁迅一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曾多次明确表示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①这个立场与托派的主张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鲁迅不怕压，不受捧，一贯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决不同错误、腐朽和庸俗的倾向妥协，即使与中共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上海地下党某些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作风，一方面又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所以，陈独秀对鲁迅的攻击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由此也表明，陈独秀当初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
①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鲁迅全集》第６卷第
可是，１９３７年８月出狱后，陈独秀又两次积极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自然，他对党在抗战中的基本路线并非完全拥护，他看不起甚至反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是一例。
陈独秀的这两大转变尽管有许多局限性，但其主流毕竟是顺乎历史发展的进步的表现，表明他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接受了“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原则，认为各党派应“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①这里，再现了陈独秀“爱国者”的形象，为了“抗日救国”，他可以捐弃前嫌，放弃一些原来十分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他自认为这是符合列宁精神的，说“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②应该说，与其他托派相比，他的这种表现是鹤立鸡群的。
◆与托派领导集团“决裂” 在武汉独立开创局面
陈独秀上述抗战主张是背离托派的传统立场的。当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都有明确的指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所以，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③１９３７年８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还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④
①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③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５１页。
④《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中国革命 问题》，第３７２页。
对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１９３５年，托派临委根据托洛茨基筹备第四国际的精神也开始筹备正规的中国托派政党，但是不久，尹宽和王文元又先后被捕。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到上海加入了临委。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他们根据上面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他们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我党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我党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②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和同志”的郑超麟，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③从此二人再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之战、应当采取“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①《“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③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陈独秀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①这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绝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驾马车”开动了起来。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褴缕，谈何容易。说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系。此人是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在与何的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就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①
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到何基沣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②
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①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②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③
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②“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系反蒋派。
③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陈独秀是不屑为伍的。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①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②）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③“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④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发表在武汉的报上。当时的报纸称之为“脱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足”。
①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②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２０３页。
③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④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
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①。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③
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④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①《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８页。
②刘家良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９页，译注①。
③托洛茨基致李福仁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页。
④《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７页。
“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Ｄ．Ｓ．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Ｄ．Ｓ．不仅自己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提纲”还说陈关于在野党“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的主张，“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提纲”还认为“Ｄ．Ｓ．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由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引者）表示让步，……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
“提纲”最后提醒说：“Ｄ．Ｓ．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但在“附言”中又以和解的口吻表示：“我们希望Ｄ．Ｓ．同志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上书托洛茨基 又受托派抨击
托派领导集团这种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不可理喻的状态陈独秀并不感到奇怪。他毫不妥协，立即反击。但是，他反击所采取的办法是写信向托派总头目托洛茨基告状。①
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该信件在回击临委的指责时完全是站在“我们”——整个托派（包括临委）立场上，以向托洛茨基汇报和检查自己工作的口吻说的。信一开头就叙述中国抗战的溃败局势，及中国托派由于“极左派”路线的错误造成组织衰萎，因而对这种失败局势处于恼人的无能为力的地位。他哀叹：“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同时，他也是代表整个中国托派提出今后他认为正确的工作方针：“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最后，为了打动托洛茨基的心，他把他与“极左派”集团的斗争与“第四国际的威望”联系起来，说：“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地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写于１９３９年１月的信充满着对托派在中国命运前途的关注和忧虑，这与他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那个被人称为“脱离托派”的声明情调显然是不同的。为什么一年之间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那个声明与这封信的关系呢？我认为：第一，他只反对托派领导集团，并不反对托派组织。他把“我们的组织”与“极左派的小集团”是分开的，谴责后者，而对前者抱有希望。从私人关系上说，这个“小集团”那时实际控制在他长期厌恶的彭述之和刘家良以及尹宽手中，这无疑更增加他与“小集团”的对立情绪。如他所说：“关于老彭和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①因此，他可以实际上脱离托派组织生活，却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不能去反对它。第二，他只反对托派的“板左”路线和政策策略，不反对托派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在抗战问题上，陈独秀与托派领导集团的分歧是托派内部的分歧，实质上是他们在“革命性质”、“国民会议”、“共同行动”等问题上传统分歧的继续和深入。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陈在分析极左派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根源时指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
①《给陈其昌等的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４页。
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声明前４个月，他最早向托派临委宣布“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的信中，曾批评他们“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执行的“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时，认为“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因为“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他尤其坚持托派传统的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观念，不承认中共无产阶级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共产党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因此，陈独秀在３月声明中断然拒绝“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陈独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他针对当时局面的策略。抗战初期，由于蒋介石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发展，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正如陈独秀在信中所述：“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而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据此，陈独秀痛心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五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
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他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指到何基沣部队工作——引者）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讨厌上海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王文元还说，陈独秀在与“民主党派”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时也是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而这个“我们”，与他后来给托氏信中的“我们”是一致的，即“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①１９３９年１月所写的信是他独自开创局面受挫后思归情绪的反映。
以上所述，说明陈独秀还没有与托派决裂，但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一点思想考虑也没有。说得正确些，他在武汉的努力虽然仍然站在托派的立场上，眼睛却在观望，揣摩风向。如他对王文元说的，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②他在给陈其昌等人的信中也说：“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③
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２４０、２４１页。
③《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２４页。
那么，他在武汉的努力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他的观望又望到了什么呢？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三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平汉路的车票刚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①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却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②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来。他约高语罕来，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写了这封信，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的了。
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①《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②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
有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刍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写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
①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②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他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７３页。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１９３７年８月，他要李福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
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革命问题》。
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可是托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
①《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６８、６９页。
②片山潜（１８６０—１９３３）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同情苏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１页。
过了４个月，当他得知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一方面反对托派临委，一方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声明的消息后，他又写信给李福仁，表示：“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网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①
这封信后，大约有半年多得不到陈独秀的消息，托洛茨基很着急，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３日，他在给李福仁的一封短信中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②
①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３、７５页。
陈独秀的信和托派临委的报告托洛茨基都看到了，他当然明白临委在抗日问题上的意见更符合他的思想，可是，出于他一贯对陈独秀的尊敬和利用的立场，他显然不能站在临委一边批评已经孤立到只有一个人的陈独秀，否则势必加速双方的破裂而把陈独秀完全推出中国托派运动。所以，他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洛茨基显然深受感动，因为陈提出的当前只能进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张，与他提出的中国在“过渡时期”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所要解决的任务并无不合，而陈独秀看不起中共组织，提出使中国托派成为“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的意见更是他一贯的愿望。在１９３２年九、十月间他给陈独秀的信和１９３７年８月与李福仁的谈话中，他都强调了这个愿望。所以他又对陈独秀表示了较多的谅解和支持。他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①托洛茨基知道，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如何解决，他还是坚持把陈独秀调离，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这样既解决了陈与临委的矛盾，又解除了他对陈留在中国危险的担心，同时，也遂了他多年来要陈独秀这个知名人物参加第四国际领导机构以提高第四国际威望的心愿。这对托洛茨基来说是一举三得的好办法。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８页。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时写过一篇题为《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文章，①对托洛茨基为什么几次三番在陈独秀与其他托派斗争中袒护陈独秀有这样的评述：“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王文元说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７年５月７日第一次提到陈独秀时说过一句名言：“陈独秀同志根据他自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②又说“这个评价决定了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态度，直到最后。他自始至终十分珍视那有经验的革命的陈独秀，而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所以每当中国的年青托派或因意气、或因理论上的吹求、即或因正确的批评而攻击陈独秀时，托洛茨基所采取的态度总是袒护的甚至‘曲宥的’”。王还说托洛茨基所以特别看重陈独秀，是要陈参加第四国际，“正因为如此，他不断地要获知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陈独秀思想上的一切错误——无论真实的或虚幻的——托洛茨基没有一件不知道”；“托洛茨基比任何人更明白陈独秀的错误，但他也比任何人更明白他的长处与价值，因而他比任何人更不愿做出陈独秀‘变节’的结论。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他重视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远过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陈独秀。倘然陈独秀是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型的人物，是成熟的与有机的理论家，是不知真实革命为何物的书斋学究，那末托洛茨基也许早已和他决裂了，不再寄以希望了；但陈独秀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型的真诚革命者，有经验的，具有敏锐而正确的观察力的，但没有彻底系统化的意见的。”王文元认定托洛茨基相信当革命局势来临时陈独秀还会与他们“说着同样的话”的，“真实的革命将使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消灭于无形，陈独秀还会回到革命的第四国际的立场来，他仍旧要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巨大作用。”
①《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署名：连根，即王文元。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４０页。
王文元在这里指出了陈独秀与李卜克内西及贝贝尔的相同点，与普列汉诺夫及考茨基的相异点。但是，除此以外，他还有与前者的相异点，恰恰是与后者的相同点，即李卜克内西与贝贝尔的错误是“左倾幼稚病”，而陈独秀却是“右倾”，这一点与普列汉诺夫相类似，而后来陈独秀的民主观又被王文元说成接近于考茨基。所以说，把陈独秀与任何一个人简单的类比是很难贴切的，陈独秀就是陈独秀，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
托派临委见到托洛茨基的信感到委曲和难堪，他们又专门写了一个《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①这份“报告”对托洛茨基回信的最大挑战是：“Ｄ．Ｓ．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Ｄ．Ｓ．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报告”强调他们是“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而说陈“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的阶级立场不能调和。”“报告”虽然再次否认陈独秀的批判，郑重地发表“最后负责的声明”：“Ｄ．Ｓ．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报告”集中火力攻击陈独秀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因为陈独秀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等文章和演说中，在坚持托派传统的“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观点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发展之余地”，所以他叫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还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本是原来被他批判过的刘仁静的观点，而现在，论到托派临委来批判他了。据此，临委“报告”认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１页。
托派反对的所谓“阶段论”一般指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结合的“革命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不允许在这两种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不否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的初期，还允许在利用限制改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如中国解放初期那样。一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与上述理论相反，主张在民主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个发展中重新集结无产阶级力量，再进行下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临委“报告”批判的陈独秀的“阶级论”显然是指后者。
但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陈独秀与托派的结合本来就是这两种机会主义理论结合的产物。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指在革命高潮中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在革命高潮到来以前，即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国民会议”斗争时期，这种理论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必然复兴，资本主义必然有所发展，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组织起来、准备下次革命是有利的。所以，“二次革命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有两个基本点是相通的：都认为下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高潮是社会主义革命，都拥护在目前“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个思想，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结合中国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可以说，陈独秀现在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正是来自托洛茨基，而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
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所以，王文元、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报告”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①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派公认为“理论 家”。
②连根 （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的“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 拒绝回党“三条件”
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要求杀死狱中的陈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１９３５年版。
②《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
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 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予希望。
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眼相看。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 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罗汉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 信》。
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的宣言是一致的。
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
②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④《双山回忆录》，第 ２３０页。
博古恐怕“三条件”会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①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②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③罗汉：《致周恩来等 一封公开信》。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
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
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
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 ７年１０月２日出版。
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日昨在兄寓所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
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①《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发行。
②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馆行，１９ ３８年版。
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１９３９年１月）。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①
（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④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①《“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②《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③《抗战一年》，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④《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①
①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 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根据毛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发生了，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必然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个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当然陈独秀是不懂得的。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游击战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并说它的战略作用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从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游击战的作用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所以，“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①
①《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至于在“敌据城市我据乡村”的条件下“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分析了我国三个特殊条件——半殖民地的条件、大国的条件、今日的条件（“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之后指出：“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①陈独秀因为立足于城市为中心，所以城市一丢，即为“亡国”；毛泽东立足于农村为中心，所以，即使有困难，我们必胜。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坚持城市中心，瞧不起游击队，把毛泽东思想讥为“山上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当时王明的观点，在这些基本点上，陈独秀与王明是一门之徒。
①《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８ 集，第１７８页。
凡此种种，表明了陈独秀当时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是十分深刻、十分尖锐的。因此，有人把陈独秀向南京“八办”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罗汉接洽陈独秀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之事，视为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但是，这丝毫也没有低估陈在抗战问题上“转变”的进步意义，以及中共中央把他当作抗战合作对象方针的正确性。因此，当时的确出现了自１９２９年决裂以来的和解气氛。可惜，这种气氛很快被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一扫而空。
◆蒙受“汉奸”冤屈 与党彻底破裂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拿着尚方宝剑从莫斯科飞到延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乘当时苏联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右派与托派同盟”的狂风，坚决反对中央在“三条件”下团结陈独秀等人抗日的方针。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有人当场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①
①《解放》周刊第２９、３０期，１９３８年２月。
在这里，他进一步发挥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左倾”路线代表作中说的“与反动派比较，托陈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并且为了“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个敌人，可以不择手段。
康生立即紧跟，发表了一篇长文——《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信口雌黄地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康生写的《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这种诬陷是耸人听闻的。当时舆论大哗，要求康生拿出证据来，但他始终拿不出来。
几十年来，中外许多史学工作者对当年康生的指控进行了种种考证和猜测，有的说因为陈独秀参加了亲日派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有的说是因为陈独秀出狱后接受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会”的生活费“补助”。①其实，这两件事都发生在１９３７年陈独秀出狱以后，当时周佛海来拉拢他参加“低调俱乐部”，陈独秀始终“毫无表示”；至于陈独秀从陶希圣手中拿的钱，是他向陶主编的《政论》杂志写稿支取的稿费。
康生说陈独秀与唐有壬谈判结果是陈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可是，托洛茨基的这个指示，康生在文章中说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一封信中说的。从时间上来说，托洛茨基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给他的俄国信徒的指示，怎么能在１９３１年就被陈独秀们执行了呢？真是荒唐到了极点。再者，如果陈独秀确如康生所说那样是“日特汉奸”，不用说在１９３８年要逮捕处决，就是在“九一八”时也难逃法网。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１９３２年陈被捕却不是“日特汉奸”罪，而是“抗日罪”，“妄诋政府不抵抗”。
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三百元的津贴”的说法也是天方夜谭，不可置信。在康生发表这篇文章前不久，王明也在《解放》（第２６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的文章，其中说到：“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实际上黄平、张慕陶①、徐维烈既不是托派，也不是汉奸——引者）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花５万元，而收买他们的“匪首”却只要３００元，这也是十分荒唐的事，它不过是康生、王明的蓄意捏造。
①吴相湘：《陶希圣岁寒松柏》，《民国百人传》第２８４页。
事实上，陈独秀在狱中和出狱后虽然贫病交加，但有好几个在国民党内做官的学生送钱物给他，他一般都是不收的；就是收下一些，也都拿来接济别人。所以，陈独秀一直以清高廉洁著称，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不可能以每月３００元的“津贴”就出卖自己的灵魂的。可见，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的根据，完全是用捕风捉影、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出来的。①
①张慕陶在１９３３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察北抗日同盟军 的领导，并主持该军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因执行“左”倾中共中央要其把同盟军变成公开的 “红军”拉到山东打游击的指示未成，在同盟军失败后被开除出党。然后，他与托派分子杜畏之一起在天津、北平、太原一带联络地方上的上层实力派 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但从未在组织上加入托派。托派中央曾严厉批评杜畏之联络军阀上层的活动，并声明杜的活动与托派无关；张慕陶更不屑他们一顾。后来张得到阎锡山的重用，成为阎的高级慕僚。薄一波等到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曾争取张慕陶回到党内，他拒绝了，并帮助阎进行反蒋反共工作。西安事变时他主张杀蒋。所以，在抗战初期，王明、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宣传工具掀起巨大的宣传批判运动，并促使南京政府以“托派汉奸”罪逮捕枪毙了张慕陶。实际上，张慕陶不是死于托派，而是死于“反蒋”，成为蒋阎矛盾的牺牲 品。陈独秀因在出狱后未继续进行反蒋活动，所以王明、康生之谋未遂。
王明、康生如此明目张胆地捏造罪名，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矛头直指武汉。全国人民在民族危亡面前正同仇敌忾，团结自救。同时，国民党的腐败日益暴露，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但是，由于王明、康生在共产党的刊物上肆意造谣，硬要把陈独秀这个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并积极主张抗日、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打成“日特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共产党的威信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康生的文章更成为众矢之的。
当时报纸对陈独秀的攻击
周佛海（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傅汝霖、梁寒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西曼（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陶希圣（国防参议会议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等九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说：“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已，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之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时值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也在王明的领导之下①写了几篇“短评”。但这些“短评”非但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王明、康生的论断是站得住脚的，反而说什么“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②后来又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民把陈独秀和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③“短评”硬把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这种强词夺理的蛮横行为更加引起公愤。
①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３页，重庆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②《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
③《关于陈独秀来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０日。
此时，性格倔强的陈独秀看了这些“短评”也越发恼怒了。他在３月１７日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一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的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说明要陈独秀回党并非陈本人的要求，而是叶等人的提议），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接着就驳斥了“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的说法。信发泄了积郁在他心头多年的对党的怨恨，用了一些十分激烈的言词。当时，他是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完全看成是中共中央的旨意。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陈独秀哪里知道，王明、康生制造这个事件，打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王明一直心中不满，①坐在莫斯科以太上皇自居。这次回来，他企图再次篡夺中央大权，在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抛出了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名单，②这个名单把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列在第六位，而他自己却列在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下。但这他还不甘心，于是就寻找“石子”打人，在毛泽东、张闻天与罗汉、陈独秀联系合作抗日问题上大做文章。康生甚至用十分明白的语言旁敲侧击地说：“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且听，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已属“不能容忍”，那么，主张与他“合作”甚至要吸收其“回到党内”的中共中央又当何罪？
王明一方面在陈独秀问题上表现为极“左”，另一方面在抗战问题上表现为极右，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主张“保卫大武汉”，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速决战、运动战，反对持久战、游击战。③
①②③《中共中央关于传达王明主要错误深入进行整风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解放》第２８期。
王明的倒行逆施很快破产。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他的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建立了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和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
王明终于垮台了。但是，他和康生在武汉的恶劣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到武汉慰劝陈独秀，才使这场风波较快地平息了下来。
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信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周钦岳谈陈独秀》（周祖羲访问整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周钦岳抗战期间任重庆《新蜀报》主编，与陈独秀和周恩来都有接触，曾帮助安排《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出版。
但是，陈独秀却不肯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①就这样，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
王明垮台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请陈独秀到延安去。当时，中共中央的意思是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面胡闹，因为他毕竟担任过中共中央的几届总书记。但是，都被陈独秀拒绝了。②他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③直到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他给友人的信中还余怒未消地说：“彼等（指中共中央——引者）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④这说明他始终不能对所谓“日特汉奸”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始终因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而迁怒于中共中央；同时，“家长主义”的恶习也束缚了他的手脚，领袖做惯了，不能甘居于别人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到延安去看一看，面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贯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
①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４月８日）。贺松生即何资深、何之瑜。
②访问吴亮平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１日，唐宝林整理）。
③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④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２日）。
不过，说句公道话，从１９２９年被开除出党到１９４２年逝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虽然错综复杂，但其性质是清楚的，即始终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另外，对于国民党明显地挑拨他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也是有所警惕的。
１９３９年，叛徒张国焘曾向蒋介石提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来对付共产党在抗日宣传上的影响。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中共的最好材料。但陈独秀对胡、戴这两位不速之客是有警惕的，他们见面时陈的第一句话就捅到胡、戴的背后，他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就立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后，陈就询问他们的来意。胡宗南一面让陈阅看带去的“启事”剪报，一面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胡宗南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你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殊不知陈不是三岁孩子，他听了胡、戴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自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必须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①事后，戴笠将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２０７—２１０页，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在蒋介石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不足为怪，但从蒋派胡、戴访陈目的而论，陈无疑在这场斗争中巧妙地取得了胜利，因为不仅陈要他们把晤谈情况“切勿见之报刊”，而且从陈的谈话中他们也的确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基本上听取了周恩来要他不要扩大事态的关照。还有力地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以后虽然反对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但始终未像有些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共”。
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陈独秀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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