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被捕·狱中生活·出狱
◆祸起萧墙 处惊若定
还在１９３２年春天的时候，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６月１５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指示。
９月２２至２６日、１０月３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①托洛茨基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
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一０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
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②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
①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 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
②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１９１３年８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大批反动文件，并有小条通信处数纸。探捕等即根据此项地点……将陈独秀拘获。”①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濮德志参加“常委”以后，有一天，他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了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此人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仅是未入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接着如徐恩曾说的“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因她们不知党内什么机密，无可出卖。费克勤加入中统组织后，与徐乃达、解叔达（均原是托派“战斗社”的成员）等人组织在一起，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包括托陈派首领陈独秀。此时，国民党正悬赏万金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见着了。事后濮德志批评张粗心大意，第二天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１０月１５日那天，濮德志去托派中央常务秘书谢少珊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②
①《检察官起诉书》，《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出版。《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 《中央日报》，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４日、２５日。
②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８日濮清泉（即濮德志）给作者的信。７月２６日郑超麟给作者的信。曾猛：《关于陈独秀被捕经过情形》（未刊稿）。曾猛是这次事件被捕者之一，也是谢少珊供出的地址。被捕时，曾正在印刷第１３期《火花》。
至于陈独秀如何被捕，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给南京政府的两个密电说得很清楚：河日（即１７日，陈独秀被捕后第三天）的电报称：“……共党首领陈独秀在沪活动，前经与租界当局特别交涉，协同捕房侦查月余，兹咸日（１５日）在虹口破获共党常委会议机关，捕获共党谢少珊等５人，按谢供地址，将陈独秀捕获。”①“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等语，即于当日下午７时，带同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将共党首领陈独秀拘获……”②不仅如此，谢还供出了５名常委（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以及托派中央的另外几处机关，其中有托派中央与外地组织联络机关，有《火花》的印刷机关等。所以，国民党特务又根据谢少珊口述地点先后破坏了这些机关，逮捕了另外５名托派骨干分子，致使这次事件除谢外，最后共捕获并判刑者达１０人之多。谢少珊从此加入“中统”，改名为“谢力功”，意为国民党立了一功。可见，陈独秀这次被捕为托派内部叛徒谢少珊出卖，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徐恩曾策划干的，与共产党无涉。
①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院密第１２７７号。
②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天字第１６０３４号。
吴铁城就捕获陈独秀给国民政府的报告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逮捕陈独秀，主要因为它把陈仍看作是“共党首领”。虽然国民党早已知道陈独秀组织了反党小组织，成为中共的反对派，但是它把陈的反对派的活动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把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看成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一样，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而不能容忍。因此，他们一直把陈独秀当做中共领袖看待，说“该党专事赤化”，“严令警务人员密查拿办”。①所以这次陈被捕，被国民党称作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进行大肆宣传。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广东省党部、湖南清乡司令何健、新疆省主席金树仁以及全国许多县党部、军队的师党部等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历数陈独秀从创建共产党到南方“星火燎原”的各种“罪状”，“恳请严办”，“迅予处决”。②直到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和何应钦之流通过研究“罪证”、向叛徒调查、审讯陈独秀本人，确证陈独秀等与湘鄂赣各省武装暴动的共产党没有联络关系，并且“反对斯大林派在中国现况之下采用红军策略”，蒋介石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将陈独秀案“交法院公开审判”的决定。
陈独秀一直幻想托派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合法的国民会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③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
①《沪上共狱陈独秀被捕记》，《晨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②这些电文都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日。
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到谢少珊叛变时，陈独秀表示了与上次马玉夫不同的谅解态度，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①
陈独秀在上海狱中穿着号衣
然后，他们进行了反对“引渡”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早已与租界勾结好，斗争失败。１０月１９日，他们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京沪列车上，陈独秀“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时还未醒来，处危不惊，置生死于度外，一时传为佳话。
２５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会客室传询陈独秀，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陈表示他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对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②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一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幸而墨尽，才得解围”。④陈独秀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质，在他的传奇生涯中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获得了广泛同情和尊敬。
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②《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③《陈独秀王灵均信》（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转引自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未刊稿。
④《陈独秀军部挥毫》，载 《晶报》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９日。包惠僧说：“三军可夺帅……”是写给何应钦的。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之后，即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托词“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①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均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合依《刑诉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项提起公诉”。
陈独秀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都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他的“五四”以前的挚友章士钊还自告奋勇义务任他的律师。他接受了章士钊，别的都谢绝了。②
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１９０３年《苏报》案后，两人曾创办《国民日日报》以代《苏报》，１９１４年陈独秀又在日本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革新思想。后来，陈独秀在《存殁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有令名”的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后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两人就分道扬镳了。１９２６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章士钊充当了段执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愤，于是便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快信，说是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我和你绝交”。③从此，两人一直处在敌对地位。但是他们俩对早年的友谊还是难以忘怀的，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二人都不计前嫌，章主动出来为陈辩护，陈则表示接受。后来，陈独秀在狱中生活三年，得到章多方面的照顾，二人又重建友谊。
①《申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７日。
②段锡朋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０２ 页。
这次，章士钊以全国著名大律师的身份毛遂自荐做陈独秀的辩护律师，来到南京时写了一首诗，仍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无限的钦佩。诗曰：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１９３４年初冬，章士钊又应陈独秀狱中消愁之求给陈写了一张屏条，诗中表达的情感更加深沉。全诗如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
议从刻木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尚目尽迎。
（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尚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士钊甲戌初冬。①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２页。
◆法庭斗争惊四座 不服判决再抗辩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１６、１７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
检察官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然后列举了托派中央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的《政治决议案》、《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等文件，及以陈独秀个人名义发表的《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等文章，揭发陈独秀“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指控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①
①《陈案书状汇录》，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３年版。以下 所引陈案文件，除另注出处外，皆载此书。
章士钊出庭辩护，说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还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等等，为陈独秀曲为巧辩，甚至认为“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章士钊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真可谓为陈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殊不知，从陈独秀和托派的观点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历史上的耻辱，不是光荣，是败绩，不是功绩。而且，他们一贯自认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的区别，他们“反共”是为了“拯救共产党免于堕落”。其实，托派“反共”，在客观效果上正是章士钊辩护词中所描写的，托派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同盟军。
陈独秀在章士钊辩护后不仅不思反省，反而拍案而起，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当然，陈独秀的这种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独秀本人的文件就是《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对于应付这次审讯，陈独秀作了认真的准备，早在２月２０日就撰写好了《辩诉状》。这是一篇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尖锐有力。他在《辩诉状》中宣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陈独秀说，这就是他“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他光明磊落地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在这里，他仍以共产党自居，并宣称为实现这一终极目的，“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并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接着，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又雄辩地论证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他认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危害民国”的实质。“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孙中山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孙中山“岂非已叛国两次”！
然后，他矛头一转，猛烈抨击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陈独秀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把自己变成了原告，把法庭当作战场，一下子使国民党对他的审判变成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揭发和控诉，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罪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正是国民党政府自己。
最后，陈独秀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从中世纪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到１９３３年９月德国纳粹法庭上的季米特洛夫，人类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进步和革命的人士在反动派的法庭上变被告为原告审判反动当局的佳话。陈独秀这次法庭斗争正好发生在季米特洛夫莱比锡受审事件的同一年的前５个月，同样脍炙人口，轰动社会。他以不久前抒发过的“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傲然挺立在国民党的法庭上，虽然经过“托陈取消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激扬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他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影响。法庭三次公开审讯时，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２０日那一天，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的，“惟庭地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有二百多人。①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②
这次法庭斗争的唯一不足是蒙上了一层托派的阴影，本来其影响是完全可以与莱比锡审判相比拟的。在回答法官提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对于红军，“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与共产党关系，因“意见不同”而被开除；“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是因政策不同”。③这样，他虽然多次在法庭上拒绝发表像过去起草托派文件和文章时那样的诬蔑攻击中共和红军的言论，但是却表明了他取消中国工农红军、反对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立场，并且在他和托派屡遭国民党法西斯摧残的现实面前仍沉溺于所谓“国民会议”的迷梦中，这使他大声宣布的他要“鞠躬尽瘁”“挺身奋斗”的共产党“终极目的”成为一个南辕北辙的笑柄，同时也为章士钊辩护、社会名流营救④和法庭审判时进行反共宣传、诬蔑攻击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提供了炮弹。
①《陈彭案辩论总结》，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２日。
②《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载《申报》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
③《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报》第１０卷第１７期，１９３３年５月１日。
④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５９页。
这样，当时就出现了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但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别完全“误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今天明白表示要利用这个工具，那些老朋友也因其反共而为他辩护、奔走营救……他觉得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要扭转这种舆论，使社会理解他，然而谈何容易。一次，他特别致函汪原放，要他与章士钊商量，把章的《辩护词》中以下一段文字删去①：“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史丹林派少一人，史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便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其实，文字可以删去，又何以抹去已经造成的社会影响？当时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署名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也说“念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云云。——这就是在人们心中陈独秀反共的形象。他要别人改辩护词，别人则要他改供词。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烈武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②就这样，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别人都不理解他，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而且，他非但不能改变老朋友的看法，更不能改变国民党要利用他的企图。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５９ 页。
②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
国民党一面在陈独秀反共上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引用陈独秀在法庭上的声明和《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的文字，宣称：鉴于陈独秀“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反对史丹林派（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予减科”；一面又诬蔑他“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将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１３年，褫夺公权１５年。其他被捕者各判５年、２年半不等。
陈独秀自然不服判决。他当场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然后他提出上诉，并且接受教训不再委托律师，自己在６月１５日写了《上诉状》，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
陈独秀在江宁法院与彭述之合影
国民党政府检察官在《上诉答辩书》中称他们的上诉是“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②陈独秀与彭述之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立即提出《再抗辩书》，表示两点意见：（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③
①《法治周报》，第１卷第３３期。
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③《火花》第２卷第１号。
６月３０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８年。
陈独秀被判刑后，就被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人住普通牢房。为了收监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监狱申请了很大一笔款，特意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独秀被捕候审期间曾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判刑入狱后又完全失去自由，因此曾表示不堪牢狱生活，不如立处死刑。当时他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①所以判刑后，陈独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与监狱当局的“恶法”进行坚决斗争，甚至绝食。他对典狱长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拚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他说：“恶法就要打倒！”最后，斗争胜利了，“三不准”成了“三允许”，甚至“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②为了满足他读书的要求，房里放了两个大书架，陈就通过亲朋搞来大量书报，把两个书架塞得满满的。他身体有病，允许著名中医黄钟先生从上海到狱中来给他治病，又安排同狱的濮德志、罗世藩轮流看护他，后来还允许他的第三个妻子潘兰珍每天到狱中照料他。从此，陈独秀在狱中过着“特殊的优待”生活。
①陈独秀致胡适的信（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１４３ 页。
②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训令，训字第２７５０号，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潜心著述文字学 遗作流传台湾岛
五四时期，陈独秀及不少爱国学生被捕入狱。陈独秀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研究室与监狱》的短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①陈独秀这次入狱，把研究室和监狱合而为一，利用国民党提供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潜心读书研究、著书立说，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入狱之初，陈独秀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的建议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为此，他准备在二、三年内，除了文字学著作外，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①《每周评论》第２５号。
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 传》第２２３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但他从不傲才持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原富》、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古代社会》（摩根著）、《殷虚书契》（罗振玉著）、《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斯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等。
文字学：《殷虚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说文》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不如归》（日本近代文学名著）、《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而就其已完成或进行的项目来看，仍十分可观：
《孔子与儒学》，后来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有所进步，对孔子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号。
《我的回忆录》，就是《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这两章发表后振动文坛，内容十分精采，可惜后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其实，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托派朋友和胡适都积极推动他写自传，托派希望他仿效托洛茨基写的《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国大革命史》。狱外托派组织还答应向他提供材料。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
陈独秀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出版。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拼音文字稿一直未能出版，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之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哲民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年她去世后，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亚东图书馆对接受陈独秀自传颇为犹豫，于是陈的写作积极性也因此而一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指汪孟邹——引者）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就在这封信里，他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是真要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给高语罕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劲来。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托汪孟邹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结果，他奋笔疾书，仅到月底就写了两章，第一章题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佛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这里，无论与休谟或佛兰克林比，读者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实庵自传》，欣喜无状，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寄出后，陈独秀随即出狱，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而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决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续写自传的信中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佛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转引自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还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出单行本。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经汪孟邹几次催促，他认为写《小学识字教本》比《自传》更为重要，候此书写好再考虑《自传》的续写问题。但《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瑰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彩、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惋惜。
入狱之初，主要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不得不搁下自传的写作后，陈独秀就把精力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他每次政治上受挫后就注重学术，并以此经验衡量别人。他曾为鲁迅从政而中断了小说的创作而可惜，也曾为胡适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日，他致函胡适，说胡“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并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要其帮助早日出版他三年前著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他天真地认为自己既已被捕，商务印书馆“可以放心出版了”，或者由崇拜他的学生傅孟真掌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出版。他认为此书可起“引龙出水”的作用，“引起国人批评和注意，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他殷殷嘱告胡适：“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的运动。①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已不是当年的胡适了，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而所从著者，对陈独秀建议的曲高和寡、吃力不讨好的“拼音文字”并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陈独秀这个学力上比自己强而又难处的朋友和政敌再一次“抬轿子”。胡适心中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把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是陈独秀，自己最多是“第二小提琴”。而且那时他是一个还在美国留学的学生，这次，他再也不愿承担这样的角色了。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１４４页。
有趣的是，胡适和陈的学生傅孟真、王森然等也都为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１９３４年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
①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２２３—２２４页，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的理论家，却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字学家。拼音文字稿未能出版，并未打击他从事文字学研究的积极性，最后终于硕果累累。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音韵学方面：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学论文。陈独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义，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他认为，三百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惟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作者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①
《连语类编》：此稿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②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作者转辗涉徙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１９４１年春取出此稿，书短序赠北大以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仍未出版。
①《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０、２１号。
②陈独秀：《连语类编》手稿。
③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１９４２年７月），未刊稿。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此表把古音分成四类十系，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了初稿，１９４１年初重订，作自序，油印２５份，征求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飒刚等（均是陈独秀的学生）意见。魏等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但具体的学术观点不能完全苟同。陈钟凡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隋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苟合”。③他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所谓古人阴阳互用之字，当古人互用时，其音值究为何如，似尚待精密之研讨，遽难加以断论。”①陈独秀表示，此乃一人之见，持反对意见者必不乏人，各方异议，拟汇齐将来作一后序总讨论，给予答复。但未见他回答就去世了。
《荀子韵表及考释》：考释荀子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②
《屈宗韵表及考释》：考释屈原著作中一些古字的读音。此稿狱中未完成，以后也未续成。本稿及上稿都纠正了一些流误。
《晋吕静韵集目》：此稿完成于狱中，但未见发表。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此稿考证了广韵数字同韵异读的情况，指出并补正了顾炎武、怀永、江有浩等人在广韵研究上的舛误和不足。③
以上七种音韵学论著，④在陈独秀逝世后由何之瑜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３月该书排出清样，大３２开，共２７１页，约２０万字，但因上海解放，社会变迁，该书胎死腹中。不过这些手稿和清样一直妥善保存至今，但不知何日能与读者见面。
①陈钟凡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②《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２号。
③《东方杂志》第３６卷第４号。
④还有一份陈独秀手制的《表》，何之瑜说“不知何用”，附印其中。
第二类，文字学方面：
《干支为字母说》：这是一篇短篇学术论文。文章认为“干支”“起源甚古，约在殷商之前。……观《尔雅》所载干支之异名，概为复音字，其义绝不可解”。故陈独秀断定干支与汉字不同，乃外族传入的“译音”；指出阴阳五行家对干支的解释是“逞臆妄说”，干支为星宿辰属之说也不能完全说通，因此，论文认为：“干支之解释求之于义，不如求之于音，故近人于支为字母之说，有所取焉。”①
《实庵字说》：这是继１９１３年《字义类例》之后，又一部逐个解析汉字的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谊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捃拾。……此较孙诒让所著《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②
①陈独秀：《干支为字母说》，手稿。
②梅：《实庵字说》，《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
《识字初阶》：此稿在狱中只完成初稿，晚年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重订，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成为文字学巨著。其内容汇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是陈独秀竭力鼓吹汉字拼音的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共５４４个字，共分十类：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鱼虫、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郭、象服饰、象器用；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一）字根并合者共３６６字。（二）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作注释，乃成绝笔，因为作者１９４２年５月就谢世了，因此，下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即使如此，陈独秀临终前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陈独秀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②于是，该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稿中对每一字的解析十分精详，造诣颇深。
①转自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
②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认为汉字的确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有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实庵字说》进一步解剖麻雀，从每个字的具体分析上，寻找一般的规律。最后在《小学识字教本》中找到了汉字的整个发展规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可分为三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三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即使是初期的《字义类例》，不少地方也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小学识字教本》中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科学系统的，“他却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①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无疑的，陈独秀是吸取了前人的成果的。他在《教本》自序中说：“本书解字颇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他却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大胆地突破了传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
陈独秀为《小学识字教本》写了一篇“自序”寄给陈钟凡，征求意见。他在附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又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①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②魏建功在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③书稿表明，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一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地探讨，博大乃至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陈独秀不仅广征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作了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另）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甲文、金文、篆、隶等更不用说是一一经过研究的了。可见，这部书稿中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劳动。
①②转引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１９４２年夏７月手稿。
③魏建功为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作的序，《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清样稿。
更可贵的是，陈独秀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自然，他的研究也不无瑕疵之处。陈独秀研究文字学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进行的，参考资料绝不能搜集得那么充分，尤其是狱中数年，自己上街买书、进图书馆查索的自由也没有，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特别是晚年从事《小学识字教本》的撰述一直是在贫病交加中进行，以至没有写完就去世，还来不及从头到尾的修改，哪能没有不足之处呢？
但是，直到１９８７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①
①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
最为可惜的是，陈独秀这部文字学巨著《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与他本人一样坎坷。１９３９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得知陈独秀在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后，就约请他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５０００元稿费。陈独秀后来就先把能自成体系、单独问世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的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但是，陈立夫显然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二字改掉。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①结果，直到陈逝世该书还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陈嘱未动一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５０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流传各方，并在台湾出版。②
①陈独秀致魏建功信（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９日）。
②１９７１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将此书正式出版，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形式堂皇，却不记作者是谁，也不登陈独秀写的序。近知湖南岳麓书社已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此外，陈独秀在狱中还研究并准备撰写《古代的中国》（未成书）、《现代中国》（未成书）、《耶稣与基督教》（未成书）和《道家概论》等。《道家概论》只写了《老子考略》一文，此文对老子与道家、老子略历与著书以及历代学者对老子研究中的流误进行了辨伪和考证。他对《古代的中国》的研究，是为了研究古代思想、古代语言、古代文字服务的。据他的朋友回忆，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入，很有见地。可惜没有留下文字。
◆身陷囹圄气若虹 满纸悲愤《金粉泪》
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应邀为他人题画写字，有的是自吟自赋。
陈对我国古代诗词有很深的研究。他本人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突然冒出一个八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相符。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当时，绘画艺术大师刘海粟第一次旅欧回来，听说陈独秀入狱，就赶到南京探望。他与陈相识于“五四”运动中，对陈独秀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十分敬佩，相见恨晚，陈对他在上海艺校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高度的评价。１９２２年陈独秀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不久就被释放，这固然是蔡元培等人营救的结果，实际上是刘海粟起了关键的作用。刘找到了当时上海滩上很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李征五，李原系国民党的左派人物，性豪爽，重然诺，思想开明，刘要他营救陈独秀，他当即一口答应，随后到法捕房保释了陈。①这一段“刘海粟营救陈独秀”的历史知者不多，刘过去也不愿多说。
①谷苇：《刘海粟谈陈独秀》，《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５日。
这次，刘海粟到南京探监，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又听到他法庭斗争的事迹，十分激动，快步上前紧握陈的手，大声说：“你伟大……”。陈也很兴奋，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就这样，虽在狱中，二人却似旁若无人，该笑风生起来，狱卒和同狱者见之，无不惊讶！相谈中，陈的气概和风度给刘海粟留下深刻印象。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独秀即席挥毫，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一副珍贵对联：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至今还珍藏着这副对联，他认为：“这副对联，倒是真实地记录了陈独秀当时的坦荡的胸怀和昂扬的情绪。”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上黄山，画了一幅《古松图》。关于此画的创作过程，刘在画的题记中写道：“乙亥十一月游黄山，在文殊院遇雨。寒甚，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院前有松十余株，皆奇古。刘海粟以不堪书画之纸笔，写其一。”可见，刘画此孤松时孤苦伶仃的心境。
陈独秀见此图，触景生情，不觉也大发感慨，题诗曰：
黄山孤山，不孤无孤；
孤而不孤，孤与不孤；
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此诗幽默易懂，雅俗共赏，富于哲理，隽永有味，突破了刘海粟所画所题的意境，表示了他虽身陷囹圄并不感到孤独的心情。
陈独秀在狱中很多人向他求字，他写了不少，可惜现在所见不多。汪原放一次去探望他，也求他有空时写一张小屏，不久，他送汪两张条屏，一张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一张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①显然，这条屏之意也包含着他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并对自己的奋斗屡遭失败毫不介意，“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丝毫没有消极悲观的情绪。条屏末署“独秀书于金陵”，与给《古松图》题诗一样未署年月。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８９页。
他１９３４年写的脍炙人口的《金粉泪》五十六首，却署为“所谓民国二十三年”。这组诗因其矛头猛烈攻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既不发表（不可能发表），也不示人，直到１９３６或１９３７年，汪孟邹到狱中探望时，陈独秀才拿给他看。汪要求拿回去给侄辈和同事们看看。汪孟邹本是个胆子极小的人，虽与陈独秀私交很好，在白色恐怖下，他不敢参加共产党及托陈派，有一段时间与陈来往都很害怕。可是，这次他却胆子大了起来，竟把这组“反诗”携出监狱，之后又转辗秘藏，保存了下来。
《金粉泪》是一组七言绝句，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陈独秀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金粉泪》命题的意旨，是因南京旧时为“六朝金粉”的繁华古都，而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在他们暴虐统治下的全国人民却水深火热，血泪和流。此时，蒙冤服刑于南京监狱的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将这组诗命笔为《金粉泪》。诗的内容都是根据作者读报和接待来访人员中所见所闻的事实，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广阔的范围内，针对国民党的政策，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前途，无限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
《金粉泪》中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飞机轰炸名城”指日机轰炸锦州。“天朝”指蒋家王朝）。
陈独秀《金粉泪》手迹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儿皇忠悃应无失，毋事皇军汗马劳。”（“苏马幽居”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领苏炳文和马占山，被投闲置散。“蒋蔡逃”指主张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将领蒋光鼐、蔡廷楷被赶跑了。）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庆车邮”，讽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又指使北平当局派代表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通邮。）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三民”指三民主义。“海底”指１９３３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告热河将士书中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那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何应钦在天津宴客语。”（“关东少帅”指张学良，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淮上勋臣”指段祺瑞，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为学生。）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回銮”指蒋介石于“一·二八”战起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淞沪协定》签字以后回到南京。）
《金粉泪》大多数诗是揭露和讽刺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作者站在革命和进步的立场上，对曾经与自己一起进行过革命活动的国民党要人复古、倒退的行为，竭尽嬉弄，泼墨最多，如：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杨永泰以拥蒋倒党取悦于蒋。”（“吴秀才”即吴佩孚。杨永泰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经正”、“礼教尊”、“旧文明”皆指当时“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孙联帅投壶”指孙传芳在当年北伐军挺进韶关时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骑射”，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１日报载，张学良、何成捌，张群等发起“武汉骑射会”。）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木鞋”指日本。“三民”即三民主义。“祭陵保墓”指国民党官僚戴传贤等到陕西谒周陵（周文王陵）、茂陵（汉武帝墓），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他们以为祭陵保墓可以使中国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以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金刚法会”，当时报载戴传贤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一些国民党要人和社会人士还在报上刊出大幅《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宣称定期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切望十方善信如期到会恭候大法”。）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道统）灰飞大圣悲。”（“稻桶（道统）”，“道统”即“稻桶”——饭碗。“保墓”，维护道统的戴传贤之类“大圣”，是为了保自己的饭碗。）
作者毕生追求民主政治，对蒋介石集中外独裁者之大成，推行特务统治，深恶痛绝，如：
“世事由来似奕棋，黄龙青白耍斯梯（Ｓｗａｓｔｉｋｓａ）；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黄龙青白耍斯梯”指清朝黄龙旗，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德国纳粹标徽。“红袍”指古时高官礼服。“蓝袍”指学纳粹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青衣”指贱服。晋愍帝被匈奴军掳去，曾着青衣行酒。１９３３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谈判时，日方曾要求制裁蓝衣社。随即，蓝衣社与中国军队及国民党组织一起，遵照“塘沽协定”退出绥东、察北、冀东地区。）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嬴家”指秦始皇。）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博浪狙张良”指张良曾遣人用铁锥狙击秦皇于博浪沙。现代秦皇蒋介石的暴虐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象张良这样的人去刺杀他。可见陈独秀对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之恨。后来，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的消息时，陈独秀象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人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关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开门闭户谓英美与日本之争持也。”（“关门”显系“开门”之误。帝国主义对华政策，英美主张门户开放，日本主张闭门独占。佝偻主人国民党雄兵百万，不去抵抗日本侵略，只知残害百姓。）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男干事女干事干事干干事，大委员小委员委员委委员，彼中自嘲之词也。”（“嫌疑反动”指国民党诬革命为反动，略涉嫌疑，即遭迫害。“拱默”即两手拱着默不吱声。）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法外有法”指南京政府的法律外还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党中党”指国民党中还有ＣＣ和蓝衣社这种特务组织。“黑白人”指沙皇时代的反动帮派组织“黑白党”。）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销沉官运亨；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党先生”指国民党特务。）
《金粉泪》几乎把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揭露他们高唱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
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是全诗集中攻击的目标。
汪精卫（兆铭）一身媚态，毫无骨气，诗云：“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谓汪兆铭也。”（“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顮，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当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及１９２０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１９２１年任广东政府教育长、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时是１９３４年，对汪精卫的观察真是入“骨”三分。当时国民党中与汪的关系比陈深的不乏其人，可是有几人有此观察，否则以后汪及其主子日本不会如此得逞于一时。
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谓宋孔相继为财长。”（“宋玉高唐”，战国楚人宋玉，善词赋，有《高唐赋》等名篇。“一门亲贵”应指宋家，以女结欢蒋家和孔家。）
陈立夫恬不知耻地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殊不知伊、周乃中国古代伟大贤明的政治家，分别使商及西周盛极一时，所以陈说：“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妖孽作恶，国民党的统治将“一世兴衰”，决不会长久，而“功业震人寰”的英雄豪杰必将在扫荡这些妖孽中产生。陈独秀的这个预言又是很伟大的，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不到“一世”就垮台了。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关系，竟嗾陈济棠杀之：“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萧何是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国民党立法院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
戴传贤，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共产党时险些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内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晦淫晦盗的伪君子、假道士：“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关于吴敬恒（稚晖），诗云：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本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敬恒在上海，陈独秀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嗾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啊！
早年跛足的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诗云：“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大贪官：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艳秋出洋。”
以上吴敬恒、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国宝的窃贼：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
吴敬恒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１９４２年陈独秀逝世时，他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但却清楚地反衬出作者自己复古反动的嘴脸。
①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国民党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科、实业部长陈公博：“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道部为外府。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谓陈公博长实业部长事。”真是“贪夫济济盈朝右”！
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可见，这样一个贪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亦可知，它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动”、“储蓄致富”种种，不过都是假象：“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富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等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
陈独秀自小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敞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
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机：“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中国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讶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辛亥革命。本诗以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Ｃａｐｔａｉｎ，船长、海陆军尉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然不能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的暴虐统治。
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牲：“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拚命，血腥吹满雨花台。”前述作者给汪原放所写论天才常受社会迫害之条屏，也是这个意思。
作者在这里也表现了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但他坚信这一切终会过去，正如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中所说的：“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所以，陈独秀写《金粉泪》这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诗是：“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燕云”即河北、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这样，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把显然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两句两字铺垫的。
①转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患难得情侣 晚年有慰藉
陈独秀在狱中（包括出狱后）能进行以上如此艰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奋、朋友的帮助外，还赖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与潘兰珍相识于他领导“无产者社”时期。１９３０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潘兰珍则住在后楼。俩人一楼相处，隔窗相望，渐渐产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为夫妻。当时潘兰珍才２３岁，陈已有５２岁了。
潘兰珍籍贯江苏南通，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１９１１年４岁时随父母逃荒来到上海。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去纺织厂当童工，饱尝人间之苦。后来，她长大了，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里。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潘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陈独秀有空便教潘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
正好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７日，陈独秀的第一个妻子高晓岚在安庆去世，享年５３岁。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曾带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１９３１年下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４６岁。就这样，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
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１９３１年，有一天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
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
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可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又有病痛折磨，就决定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于是从１９３４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小屋，每天上午９时到下午５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他逝世。
◆遥控托派被开除 又得托氏关怀情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
①② 《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页。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 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辑。纪它（即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７期。
１９３２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一、二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陈以此妄图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但是，他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发表的有９篇。另外，在同时期《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
这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但争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个问题：
（一）形势问题。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陈独秀为临委起草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认为“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他为此致函临委说：“我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①刘仁静抓住这个文件多次进行批判和讥讽。１１月，他致函陈独秀，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的认识和主张是“陷于浪漫主义”，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同他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一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②陈独秀不服，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如马克思１８５０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组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等，这一切估量即使不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仁静在《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文章中批评他坚持错误，不如彭述之（即区白）“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陈独秀立即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坚持认为自己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刘仁静又在《经济复兴与民主斗争——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讽刺陈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时轻浮的乐观认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
①《校内生活》第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署名：雪衣。
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以下各人争论文章，除另有出处外，皆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一一注释。
（二）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忠实贯彻托洛茨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日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几个争论问题》、《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中，他又强调“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在中国，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用国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的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彭述之则在《我们间不同的意见》和《对雪衣的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说他完全不了解“不断革命论”，“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成了“国民会议狂”，一贯“从右边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
（三）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在《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等文章中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经济恢复，工人也相对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他还认为，必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中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为此，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无产阶级）是有利些”。①陈独秀在《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刘的这些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包含了浓厚的反动性”。他认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②他指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几个争论的问题》）刘仁静反唇相讥，指责陈是“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
①《火花》第２卷第２期。
②《校内生活》第９ 期。
（四）“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他甚至说：“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刘仁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陈独秀则指责他及史朝生“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错误“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②
①②《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是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荒谬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而且，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都是错误的。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看来，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当时，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就改变托派国际的策略，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Ｆｒａｎｋ＆Ｇｌａｓｓｅ，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国来，帮助重振托派组织。①
①这是刘仁静的说法，他自己说是自动来的。但从他来华后的活动看，的确扮演了托洛茨 基的“特派员”的角色。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地位仅次于斯诺，他还把另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Ｈ·Ｒ·Ｉｓａａｃｓ）拉到托派中来。
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轻视中国红军运动的观点，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红军运动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最后，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于是，伊就彻底转向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
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深受其影响，认为陈其昌、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太保守、不能开展，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这样，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先后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来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图夺取托派临委的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争论中来，使争论很快白热化，最后集中到更有利于他们夺权的“共同行动”和“改组”问题上，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①纪它：《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小册子，１９ ３５年２月６日。
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以，他们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大会”，①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③
①这个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 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马莱 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参加组成。１９ ３３年９月，“大同盟”委派宋庆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并派来了马莱、古久里等人组成 的代表团。大会９月３０日召开，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②《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 信》（署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火花》第２卷。
③史朝生致陈其昌“常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 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还提议临委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及下级讨论。①
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②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③
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反过来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
①《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②《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③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
④《关于“提纲”与“草案”—并答复对提纲的批评》。
就这样，双方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议程为：（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企图调解双方的矛盾。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说“我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他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应“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
①《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陈独秀这里讲的他也“写了一个草案”，是《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①
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在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的斗争”，宣称要对他们“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书记）３人组成常委。②
①《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
②《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 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悲愤已极，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说“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箝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
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遥远的干预更为恼火。他们本来就是把他和陈其昌等人一块打击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１月２５日，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复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历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他们指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借你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他们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解决组织问题的办法，“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②并且采取断然措施将陈其昌和尹宽开除了。
①《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中央委员会致雪衣同志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在他们以“常委”名义发表的通告《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尹宽）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中，说中央委员会与陈其昌、尹宽作“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将他俩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所以也被“开除”了。①当时王文元正好出狱来到上海，他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等托派“常委”，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请国际作最后解决”，在解决前“不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②但是，新的托派中央没有理他。直到１９３５年３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破坏，刘家良、史朝生、胡文华及李福仁等在上海被捕，同时伊罗生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当时伊罗生雇刘仁静为助手，在北方收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资料），他们组织的“中央”随即“消亡”，这一出闹剧才宣告结束。
①《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②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载 《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单行本）。
事件发生以后，李福仁和伊罗生虽因“洋人”身份很快获释，然托派又陷于“领导机关根本没有”的状态中。这年夏天，王文元又来到上海，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企图重新组织起来。王文元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王文元——引者），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即外国同志）的合作也谅解了。”而此前，陈独秀“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与毛子合作”。①
陈独秀答应与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回国②途经挪威奥斯陆时，向托洛茨基汇报了“开除陈独秀”事件，并带去了刘仁静反对陈独秀的巨著《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伊受刘的影响也说了诋毁陈独秀的话，甚至在他后来出版的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之作”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还指责陈独秀对第四国际的态度“可疑”。但是，托洛茨基听后却对“开除”陈的事件明确表态“不允许”，并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他说：“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的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他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是“荒谬”的。③
①《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４页。
②伊罗生被释放后不久回国，他用托派观点把中国实地收集的大量材料写了一部中国大革命史 ——《中国革命的悲剧》，托洛茨基写序。由于观点与传统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科学院的观点 完全对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不朽之作”。
③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笔录，《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虽然他无可奈何地宣称对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默认“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毫不掩饰地竭力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为此，他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表示：“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①
①《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去世。
在组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有两件事造成了陈独秀与“新中央”的矛盾：一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帐”，要过去史朝生“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①一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这年１月１０日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们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充满了庸俗主义和学院主义”，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守取政权的斗争”，“在总路线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这些条件上。②他们认为：“实际的民主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等）不是由民主形式得到解决，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自视为负有历史使命的阶级。它应本着自己解放的前程，以彻底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为己任，但它不能自附于民族民主的运动以求分沾余润。”③
①吉士、东（蒋振东）等七人《给雪衣同志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５日），载《给 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了），第３页。
②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 （托派小册子），第４页。
③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托 派小册子），第４页。
陈独秀对于这种批评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他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坚决拒绝了。
◆无条件出狱 未发表的声明
１９３７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他见到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还“谈笑自若”。①
1937年春，陈独秀在国民党狱中
于是，陈钟凡便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②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时局已对国民党万分紧迫：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象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①因为陈独秀拒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即找一个自己下台的台阶。
司法院拟了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
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一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以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所以，南京政府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③“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①汪精卫致胡适（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国民政府指令， 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①
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与此国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同狱的濮德志和罗世藩也劝他发表声明：“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②但是，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这样做。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实，陈何尝不想乘此辟谣，看来他的城府更深，因为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①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 的陈独秀》。
就这样，８月２３日，陈独秀出狱了。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国府明令说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①
①上海档案馆藏，原件无标点。
陈独秀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①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
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作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比较淡漠，认为《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来的时机也不利。当时因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半，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②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
①②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载《党史资料》（丛 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不是“出狱前”，应是“出狱后”。
所以，今天披露陈独秀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不然，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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