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领导托派活动
◆拒绝入托“三条件” 组织“无产者社”
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两派合并。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议决案”③“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④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⑤
①《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 “工农民主专政”来批判。
③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 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 当的补救。”
④《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⑤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
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①尹宽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②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的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两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①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余庆里的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他们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
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稿完整准确。他们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
刘仁静
谈到托陈派与“我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
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 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几天后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
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
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
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干”拒绝。④
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③“我们的话派”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１９３０年２、３月合刊，第９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１６页；《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出版。
④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他们的小组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１９２９年９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
①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１８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东京版。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１９２９年９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因为那是１２月的事。
②门罗是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美国总统，他在１８２３年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主义’。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③《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①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１９３１年３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资深代替）。
①“意见书’是１９２９１２月１５日通过，但到翌年３月才公开散发。
会后，他们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除出党。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１９０５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
①《红旗》第８６期、１０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６日出版。
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是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李本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１９２４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１９２９年４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分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冲击。后来，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的文章，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托陈派的组织在离开党４个月后就发生了危机，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②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也建立了一个支部。③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４页。
②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说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
③何之瑜：《关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两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６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１９３１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１９３１年比一年前还少了几个。
①《无产者》第２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出版。
陈独秀在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
４月１３日，他又写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 获得托洛茨基赏识
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９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
①《无产者》第２期。
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
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了。
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次年３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④
①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１２月１０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１期，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②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
③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
④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
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①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②
①《告同志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
②１９２９年９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１１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由于他们于３月３０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出２００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
“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长久。７月１９日，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１９２３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因为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①②③《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２期。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红旗》第８７、９９、１０１期。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
①②《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说“战斗社”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命不凡，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异己。
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１９８０年１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份里，发现从１９２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２２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１７封之多。
１９３０年４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Ｒ①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
①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１９２７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１９３０年恢复党籍，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１９３７年“托布反党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该信是答复刘９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①１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①②《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刘仁静在与托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之决裂的情况。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
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①《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
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
①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
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
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
①《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②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③《十月之路》第１期。
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各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①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油印小册子。
其它三派联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
①《十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
（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②
（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判”后，反陈派就“闭口无言”了。
①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出版，１９３４年。
②《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
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论。
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列《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①②③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３辑。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统一。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
彭述之是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他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 任托派中央总书记
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
①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②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
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①
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
①《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
②《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③《无产者》第１１期。
同时，陈独秀又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
不仅撤换了代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
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②《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第９期。
③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
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者》第９期。
但是，“无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接像“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划清界线。①
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①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
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版。
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
《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
《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
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村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
《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
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
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１日出版。
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的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
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以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二、关于革命道路特点之一，陈独秀说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１、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２、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３、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４、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①
①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印小册子。
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秘密举行了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２０人出一代表。①大会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②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③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老先生”，不予通过。④
①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４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②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三者互有出入。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正在狱中。《双山回忆录》第１５９页。
③《统一大会文件汇编》（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通过），油印小册子。
④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名称到１９３５年才起用）。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 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①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②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４页。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５００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①
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中央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心理现象”。①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②托派一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③其实马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
①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梁干乔“背叛”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②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１卷第３号。
③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８月又受打击。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①就这样，“陈独秀想收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②所谓“中央常委”一直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湾文海出版社。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了。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在“无产者社”中权势很大，戳穿之后空无所有。陈独秀则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自然消亡时为止。可是，二人之间的争斗却并未因此结束，而是带进到新的领域里继续发展。
在陈独秀的有决定意义的推动下，协议委员会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各派组织实行统一后，彭述之还在反对，扬言“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统一大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独秀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②
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在新成立的托派中央委员会中，陈独秀常常与彭述之发生争吵，往往吵得陈独秀拂袖而去，不欢而散。有一次陈独秀又发火了，他穿起长衫，高声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着就走了，大家跑去拉他他也不管。彭述之就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①这样，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时，彭述之还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努力维持托派中央的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１２月又创办了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这两个刊物都是油印的。据当时担任《火花》刻印工作的曾猛说，他的住房（又是工作间）房租、伙食费以及腊纸、油墨和纸张等等的费用“都是由陈独秀一人负担”。②在这两个刊物上每期都有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还有他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或“常委”名义起草发表的宣言、决议、通告之类的托派文件，它们还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引起国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注意。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②曾猛：《〈火花〉的情况》，未刊稿。
这时的陈独秀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他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白色恐怖、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等种种罪恶，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公”，“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等①。在他以“独秀”署名写的《国民党与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一文中，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前途②。
“九一八”以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他的攻击力也就越来越猛烈。９月１３日，陈独秀又写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国往何处去》，批判戴季陶从所谓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③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④在这里，陈独秀力图使托洛茨基主义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殊不知，其结果与他批判的对象一样也是驴唇不对马嘴，枉费心机，并且因此使他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托派中的极“左”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到第二年的“一二八”上海抗战时达到了高潮。
①②《火花》，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出版。
③当时托派北方区委的负责人在与我党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著有《中国经济研究》一书。
④《火花》第２期，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出版。
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民众的高压政策，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陈独秀的极大兴趣。他奔走呐喊，奋笔疾书，写下了大量的文字。根据现在收集到的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３１年９月到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火花》、《校内生活》、《热潮》杂志及传单上，以个人名义或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文章、宣言、决议和书信等达３８篇之多。在这些文章、文件中，陈独秀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他抨击蒋介石在出卖民族利益上与接受日本二十一条时的袁世凯一样，而在压迫人民反帝运动方面却比袁世凯走得更远。①
①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火花》第２期。
在这场运动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从请愿游行，到捣毁上海、北平、浙江、山西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了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遭到血腥的镇压。
曾经领导过“五四”、“五卅”运动的陈独秀，根据自身的经验，为了给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和《热血日报》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薰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最后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现在见到的《热潮》，截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共出了７期，①共载评论文章４８篇，其中陈独秀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１２篇，而每期首篇都是“顽石”的文章。据当时应陈之邀常为《热潮》写稿的刘仁静说，陈独秀所以取“三户”这个笔名，用的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个典故，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②此外，《热潮》每期都有一组似匕首投枪之类的“时事短评”，共１０２篇，据刘仁静说也都出自陈的手笔，别人写不出来。
①据刘仁静说就出了这几期，“一二八”抗战后就停刊了。
②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发表在《热潮》上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①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①顽石：《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热潮》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出版。
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说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二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提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①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汪精卫上台后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骗民众。陈独秀即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②果真，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陈独秀立即把《热潮》第四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从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个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头两篇重头文章由陈独秀所写，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③
①三户：《直接谈判之途径》，《热潮》第１期。
②顽石：《真正的危机》，《热潮》第３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
③顽石：《“一二一七” 与“三一八”》和三户：《“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均载《热潮》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出版。
除此以外，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学生抗日民主运动的评论上，企图影响学生运动按他们的路线进行。《热潮》每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对初期学生的和平请愿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批评他们“愚蠢无知”，“随在他们的上层领袖和一般高等华人的尾巴后”任人“玩弄和欺骗”，对统治者抱有幻想。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①
当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们的束缚时，他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②
当学生运动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镇压而停滞不前时，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害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③
①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３日出版。
②顽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７期。
③顽石：《真正的危机》、《“一 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还须特别提出的是，陈独秀还努力捍卫学生运动的正义性，沉重地回击反动派对它的种种攻击和诬蔑。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干其‘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１９０３年“拒俄运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①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５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出版。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①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②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③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８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④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以求的“议会斗争”。
①《发刊词》，《热潮》第１期。
②顽石：《真正的危机》。
③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６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３日出 版。
④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 《热潮》第３期。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驻上海的十九路军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①油印传单。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１９２９年他与党决裂到１９３１年５月刚任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①；“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③
①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②《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２期。
③独秀：《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 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出版。
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①《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②“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 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
①《火花》第７期。
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 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个２月《政治决议案》的同时，他还在另外的文章中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
①《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②《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③《火花》第９ 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版。
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 制裁极“左”派
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为侵略者效劳。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
在托派内部刊物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
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
①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
②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８日）， 《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③《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 内生活》第３期。
他们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
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②
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
①《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生活》。
②《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③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３期。
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 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陈独秀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
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①②《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③《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有所领会的，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①。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②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③
①《常委通告第６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第活》。第３ 期。
②《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７日）；《伯庄对北方问题的 报告》（１９３２年６月３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③《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 ５日），《校内生活》，第４期。
陈独秀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般地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①“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②
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提“反蒋”就可以了。③
①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不久，１９３３ 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 定。１９３５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 动。
②雪衣：《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 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 宣传部”１９３４年５月《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５日）。
③参见法南区委陈岱青等５人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致常委的信。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同意。”①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１９３４年下半年至１９３５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２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闹剧。
①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２日）。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但于实际斗争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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