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
◆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 全面否定共产国际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份，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 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
（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由于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托洛茨基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
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 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份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莫斯科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翌年１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
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史唐、梁干乔等人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被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文件第三部份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①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 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文章，皆出 自该版本。
共产国际“六大”翻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份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①《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
陈独秀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②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③。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④“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⑤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⑥这时，当初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①托洛 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③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④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⑤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①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
①《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②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③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④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固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 视歧路为正途
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
（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认为“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
①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
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 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说法。①
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了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 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四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年以后。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的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②《中国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等一系列结论，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
①②陈独 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在１０月２６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
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
①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响！”②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②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
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 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内容。陈在写复 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 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 过二月”。
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与托派传统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
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 集》第９卷，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
综上所述，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①《毛泽东选集》第６４６页。
②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
③１９２９年初，托洛茨基 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 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各国的托派活动。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①其实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 ４２年６月６日），《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 性质不同的“三封信”
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十月革命后，苏联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
“共管”。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①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载《新青年》第７卷第６ 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６页。。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１９２９年５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１９２４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中国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４１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２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９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①分别载《红旗》 第３１、３３、３４、４９号。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
① 韶玉（即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０ 期。
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①《红 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见全局。而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现有的‘空白点’”。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誓做反对派 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陈 独秀派”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后，屠仰之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解散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负责人。
①黄理文：《一九三○年江苏省委 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
①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 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
①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会议分析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
会议发表《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②
①《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 日。
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样的“民主自由”。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①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观察家》 （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 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 “少数派”。楼子春属于后者，并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楼子春１９４９年后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１０月６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１０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１０月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在１０月２６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于是，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际审批。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他在答复中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
党内斗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得到丝毫的效果。
①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②周恩来： 《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４日），《红旗》１９３０年８月 ３０日。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
①陈云：《怎样 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第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 ４年版。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的问题时还是慎重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都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也犯了“左”倾错误，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①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②“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 “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 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 民主工党的代表。
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 日）。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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