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
◆瑕瑜共有的意见 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①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楼上。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
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还有人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无产者》第２期。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９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领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３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份：（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①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自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８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①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７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
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和《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４卷第５期。
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份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
①《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８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①《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９、７６、７７页。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例如，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１２月１３日，即广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
①谭平山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正确的部份，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 拒绝参加“六大”
１９２８年６月，在共产国际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准备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劝说他，但都没有做通他的工作。
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并不是主要原因。陈独秀不愿意去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①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 辑。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愿望。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 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８日至７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六大会址：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①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报》，１９８ ２年１月８日。
②“六大”记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
在拒绝参加“六大”时，陈独秀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折。
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②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３６６、３６７、４２５、４２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 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 ５年手稿。
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陈独秀，他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
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４月，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
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③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②郑超麟：《回忆 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③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他们在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①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同意中央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②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②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党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日出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 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 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语）。
事件失败后，蔡振德和马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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