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北伐战争时期
◆论国民政府北伐 主张汪蒋合作
１９２６年７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这年二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①
①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７月７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１６１期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①
①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①② ③ 《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８５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当承受这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周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控告问题时，“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
①②③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４７页。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期。《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２９１—２９３页，１９８５年版。《人民周刊》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① 《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生多大的影响。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９月７日攻克汉口，而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１０月９日第三次攻克南昌，１０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
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７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 ２０４、２０５页。
但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认为在广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Ｃ．Ｐ．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①②③④⑤ ⑥ 《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４０、２３９ 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独秀认为现时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Ｋ．Ｍ．Ｔ．来”。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
①②③④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 ②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年９月７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立于主体地位 决策武装起义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为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家命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
①②③ 《申报》，１ 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④
①②③④ 《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物）。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９月２０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④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①②③ 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罗亦农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法捐钱”援助工人。②
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①② ③ 活动分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１１月２日，他在全体区委会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１１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领袖”。
北伐军攻下九江后并没有展开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休战期。陈独秀指示区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动。④
①②③ ④ 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７９、９７页。
１１月２８日，上海４００余团体５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等）三团体组成。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会自动启封。
市民公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① 《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７日。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２月２１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
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物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陈独秀发表演说，指出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心着！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和戒备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Ｃ．Ｐ．，而爆发直接冲突。”④
①②③ ④ 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１９１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２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１８８期，１９２７ 年２月１６日。 《向导周报》第１９２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
区委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１７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分析了１９２７年２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１．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Ｃ．Ｐ．与Ｋ．Ｍ．Ｔ．的争斗，无论在任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２．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Ｃ．Ｐ．与Ｋ．Ｍ．反对蒋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介石”。②
① ② 《“六大”以前》第７２１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５、１１８页。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２）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Ｋ．Ｍ．Ｔ．中斗争，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包办国民党，“包办的结果，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现在他主张共产党应当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纠正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的幻想——钮永健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１９２７年的二、三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处于明显地向上发展期，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抛弃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同即将爆发第二、三次起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①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８４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９—１２２页。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２月１７日），北伐军攻打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工人斗志昂扬。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自始同北伐战争的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北伐军的东进为起义提供了条件，起义的口号之一是响应北伐军。
１８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通告，号召全市工人“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并郑重声明这次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①次日，又发布罢工宣言，提出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力等１７项要求。到２２日罢工人数增至３６万余人。但是，在罢工之前没有向工人广泛地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罢工以后也没有迅速地转入武装起义，直到２１日区委才下达起义的命令，宣布成立由１１人（其中共产党员４名）组成的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于准备不周等等的原因，这次起义除了闸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大多没有发动起来，因此中共中央和区委在２３日晚便立即决定停止起义。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２３页。
第二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却充分地体现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而资产阶级在罢工和起义时畏首畏尾，拒绝宣布罢市，大资本家虞洽卿甚至“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①国民党钮永健的命令“毫无效力”，②三省联合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受到通缉早已逃之夭夭——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充当起义的主角。
１９２７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显得骚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规模的斗争即将呼啸而起。
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果断地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充实市民公会”，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这次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或特务会）。
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８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宣传委员会。③特别委员会从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３０日共召开了３１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和研究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北伐军的进军以及军阀部队在市区的兵力部署和对敌军策反等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制定出党的政策和方略，再去分头执行。现由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丰富的三次起义档案史料，有力地证明了特别委员会是一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下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工作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量和高效率。
①②③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３６、１３７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５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１０页。
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赵世炎
特别委员会开了３１次会，陈独秀出席了３０次，他到会必发言。如果把特别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与上海区委会议、区委主席团会议、各部产总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意见是得到了及时贯彻的。３月５日，特别委员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秀）”４人负责。①因此，如果说第一、二次起义陈独秀是作为中央总书记间接地对区委进行指导的话，那末在第三次起义中他是作为直接领导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中的一位为首的成员。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
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上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陈独秀在２４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２６日的会议上又提出“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在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①３月４日的晚上，陈独秀还关心地询问：“罢工后工人能跑到街市上去吗？”罗亦农回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②根据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总同盟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而举行的。
①②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６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二、争夺市民代表会的领导权。陈独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他们来后再“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的政府”。①市民代表会“代表人数，至少一千，工人占一半。工人名单由上总负责，学生名单学联负责”，“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当时，上海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先是说市民代表大会不合法，后又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市民代表大会，训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不能实行代表会议，如果要选举的话，他们主张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样有选举资格。陈独秀反对这些意见，他明确提出要同国民党“争持三点”：一、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二、得经过群众选举；三、选举人与被选举人要发生联系。他“不赞同”地方团体有选举资格，“即照中山国民会议的办法，也只限于职业团体”有选举资格，如果以训政为借口，“我们因（应）指出中山以训政为手段，民权为目的”。③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和解释了上述三点，并着重指出市民代表大会就是民众的直接政权，“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因此“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对以地方区域为单位的选举，防止无职业的流氓、土豪劣绅当选。代表大会“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不能让步与妥协”。④共产党一面与国民党争论这些问题，一面积极准备选举，国民党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了。
①②③④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２７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０２、３０４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３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２７页。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关于起义的日期，陈独秀指出“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５日晚９时，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①这时会议集中讨论起义日期问题。大家认为第一次起义是在夏超战败、误信九江攻克的传闻时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在总同盟罢工后的第三天才发动的，时间选择都不确当，而起义时间的选择与起义的胜负有着密切的关系。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蛮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以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②
①②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８１、２８２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６５、２８１页。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作用，将陈独秀评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逼近上海，共产党人也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３月１５日，罗亦农在向活动分子作报告时说：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已被一切反革命势力所包围，根本丢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发展”，防止蒋介石到来上海出现反动局面。为此，共产党“应完全取得”对罢工、暴动以及市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①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的目的。如果说在第三次起义时还不得不保留了响应北伐军这个口号，那么隐匿在这个口号之下的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蒋介石将来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而受到抵制。
３月１７日，罗亦农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２０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１２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议于２１日正午１２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各工会因经过长久的准备和普遍的宣传，在接到命令的三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不下８０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②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①②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２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３页。
上海邮务工人驱车前往闸北参加战斗
上海起义工人与敌人巷战后的残迹
上海工人纠察队游行庆祝起义胜利
３月２２日，市民代表会议召开了，到会的有千余团体，４０００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１９名，其中共产党员９名。当日下午６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２８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３月２５日，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首先讲话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自由，是我们忠实勇敢的同志和几十万工人奋斗出来的，现在全体起立静默３分钟，追悼在武装起义中死难的同志。默哀毕，由陈独秀作报告，他说：今天我们能在这里公开的开会，这不是官府或哪个阶级给的，是我们工人“用热血换来的”。上海这个最难打下的城市“实在是革命的（群）众与勇敢的工人打下来的”。这次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党“已经能开始武装暴动了，这使我（们）的同（志）有了自信”，使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小资产阶级虽赞成革命，“但没有工人来领导，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是胜利了，但还是争斗的开始，因（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已经由恐慌而向我们进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帝国主义，（二）军阀、右派”。“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①陈独秀发言完了以后，由罗亦农代表区委做报告，其中谈到“独秀同志已告诉我们重要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讲话和区委的报告“以后要尽量宣传，……使所有一切……群众明白”。最后由帅朝伶（吟）发言：“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的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尹宽“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②中结束。
①②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流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３页。据《扩大活动分子大会记录》，但该《记录》缺会议召开的日期。据《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档案史料一书第３９４—４０３页载有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记录》，该书编者注“原文无第一页”，该《记录》缺第一部分。据笔者查阅三次起义档案史料，并核对两份《记录》的原文，可确定所谓“原文无第一页”缺的第一部分，就是罗亦农和陈独秀讲话的内容。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恐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躇不前了。
◆困惑中的思索 起草《汪陈宣言》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在第三次起义前夕，陈独秀曾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民众是Ｃ．Ｐ．，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现在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扩充市民代表会议”，团结小资产阶级，拉住资产阶级；二，迅速地发展国民党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三，“尽量扩充Ｃ．Ｐ．，以后北伐军来后，就整个的加入国民党”。①这三条措施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第一条。现在起义胜利了，新的市政府诞生了，北伐军也来了，可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却朝着与陈独秀预期的相反的方向发展。
共产党人早已怀着戒备心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统率北伐军的蒋介石，而资产阶级却把蒋介石当作能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天使，因此，在第三次起义和市民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他们原有的一点革命热情也丧失了。当北伐军逼近上海的时候，钮永健说暴动已“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民族资本家也认为北伐军就要占领上海了，犯不着再去冒偌大的风险搞什么起义。他们左顾右盼，离他们不远的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正规军，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已经动员起来的不怕任何牺牲的工人队伍，于是，资本家不得不敷衍应酬工人，“承认工人开办工会，并拨房子给工会”，甚至“自动”地给工人增加工资，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赞成工人起义，各马路商联会董“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③
①②③ 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２月２５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７９、３２５、３２９页。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７日。
南市总商会作出决议，告诫“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①有些商人“不敢（做）市代表”，②如果要做也“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③因为市民代表会议“是Ｃ．Ｐ．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④有的当上了代表，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心里既“快活”又害怕，⑤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因此，总罢工以后，商界宣布“休业”而不说是罢市，罢市是政治行动，而休业呢？巷战打起来，商店老板只好打烊，免得财产受损失。罢市和休业，这两个不同的词语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第三次起义的微妙态度。资产阶级是最讲究实惠的，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又没有具体的工商政策，他们是不会跟你走的。陈独秀想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这个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有一支２０００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站在资产阶级身边，这使他们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⑥显然，在推翻军阀政权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且不说还威胁到帝国主义者的利益。
①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６日。
② 各部产总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日。
③ 各党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３日。
④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６日。
⑤ 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５日。
⑥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１９２、１９３页。
于是，资产阶级人士对刚刚诞生的市政府采取了拆台的手法。２３日，第一次市政府委员会议竟然召开不成，后经总工会代表以“不上工为威胁，终算开一谈话会”。①到３月底，先后有钮永健及资产阶级代表六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这样的进步人士。他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退出市政府，无非是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公开表白自己是“清白”人家，与共产党决无瓜葛，请“党军”切勿误会。
种种迹象证明，赢得了武装起义胜利的上海工人阶级犹如在五卅运动的后期那样又一次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Ｃ．Ｐ．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共产党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当时，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②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
①②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６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７２页。
２５日晚８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粹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
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讲话，它既有高昂激越的气氛，又有隐忍的苦楚。陈独秀察觉到斗争形势的险恶，准确地指出了斗争的焦点“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并决心“要马上动作”，进行“决斗”。决斗的对手也是明确的，即蒋介石。但这是个特别难对付的对手，他不是北伐军所要打倒的对象——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而是一个要打倒旧军阀的北伐军总司令。他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一位重要成员。自从“三二○事件”以后，他既限制、排斥又联络、利用共产党，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就是陈独秀对他也了解不深，“始终迁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②惟恐“失掉联合战线”。陈独秀同这样一位对手进行决斗，首先在精神上就处于被动状态了。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８９页。
② 《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９８期，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１日。
在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之后，陈独秀指出“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可见所谓决斗，其实质不过是防御而已。以一支纠察队去防御一支正规军的进攻，且不说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还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谁胜谁负，未卜先知，陈独秀不会不明白的。于是他在３月２６日上午的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①可见在决斗之前已经是主意不定，步伐乱套了。
对于蒋介石，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以几分疑虑的眼光审视着他的态度。蒋介石明确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沪上商界希望他“对于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他回答说有关护商的“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确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所谓“军事当轴”，舍蒋氏之外还能是谁呢！
①②③④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２７日。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４８页。《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３９２页。
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同意”。①可结果呢？反英罢工发动不成，而且老蒋也决不会同意反英的。而蒋介石则写信给临时市政府说：“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②这当然是封恐吓信，且是出自于手握重兵的总司令之手的恐吓信。蒋介石早已看中了东南这块宝地，他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一定要把市政府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而市政府的惟一的武装支柱是工人纠察队，因此必须从这里开刀。
３０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③而这个时候的市政府委员们已是“中夜徨徨，莫知所适”，还怎能“与老蒋冲突”呢！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２８页。
② 《申报》，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０日。
③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４月１日。
从工人武装起义的准备开始，蒋介石就像个鬼魂似的一直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委会的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着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却没有公开地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的斗争。蒋介石还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资本，他还没有完全撕开他的假面具。陈独秀害怕因公开的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他面对着一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了。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于３月３１日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①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他摔在地下”。②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心情。在第三次起义前后，共产党处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地位，工人纠察队更是完全公开的。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藏起来的，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儿呢？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４个月之后武汉工人纠察队不是主动地交了枪的吗，结果又如何呢？秘密的零星的持续不断的搜捕与屠杀，未见得比公开的大规模的屠杀要仁慈宽厚些。罗亦农把收藏武器斥之为“自杀的政策”，是符合当时共产党人的认识逻辑的。
① 《罗易赴华使命》第５８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无巧不成书，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瞩目的人物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４月１日回到了上海。
陈独秀是主张迎汪复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的，并已得到国民党左派的支持。３月１０日至１７日，国民党举行了二届三次全会，通过了若干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议案，并推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原是极力反对汪精卫复职的，反对不成功，便接过迎汪的口号，欢迎他回国。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并连日举行会谈。他们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造成不可解的纠纷。蒋介石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汪精卫是在“三二○事件”后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他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因此对蒋表示等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讨论决定”这两件事。①蒋介石则发出通电说“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②这个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即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５日。
② 《申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４日。
处于困境中的陈独秀本来是希望缓和与蒋的矛盾的，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随着汪精卫的回国而到来了。因此，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①据郑超麟回忆，宣言草成之后，陈独秀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还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可见他这时的心情是兴奋和舒畅的，是很相信宣言能起作用的。
①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汪陈联合宣言》于４月５日见报。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这段声明表示中共是坚持国共两党合作的，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二、严正指出现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
三、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一律看作是谣言，甚至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指蒋的通电——引者），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这段言论是典型的右倾麻痹思想的表现，如果主观上不是自我欺骗的话，客观上也是欺人之谈。
四、整个《宣言》只讲合作，不讲斗争，说什么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①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痴想。
陈独秀对《宣言》里的每一句话未必都信以为真，但这也不能减轻他对《宣言》所产生的影响应负的责任。
《宣言》发表的第二天，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仍然指出每当革命力量胜利的时候，“反革命的势力也愈益团结反攻”，现在上海工人或者是“更进一步求得胜利，或者不能保持他已有的胜利”，这关系到革命的全局。蒋介石在江西烧工会、捣党部的事，现在上海“正酝酿中”，我们“严取防守态度，……决不投降与退却”。可见在《宣言》发表之后区委领导并没有丧失警惕，但另一方面却把《宣言》的积极作用夸大了，认为它“打破”了许多造谣中伤的伎俩②。在区委、沪东各工会联合会、南市各工会联合会发表的拥护《联合宣言》的宣言里，一面指出革命危机，一面也夸大了《宣言》对揭露谣言的作用。③其实，综观《宣言》全文，在说到谣言时主要是共产党作了自我的表白和解释，并没有指明谣言的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诡计。《宣言》没有起到动员人民群众的作用。陈独秀是真心诚意地搞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室，暗布杀机。于是《宣言》原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消失了，而完全成了一个可耻的历史记录。
①②③ 《新闻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９页。《民国日报》（上海），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
４月１２日，蒋介石指使他的党徒、走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人纠察队，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他们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
陈独秀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和谐的角色。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还保留有忽视革命领导权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在第三次起义时，他却积极地去争取革命领导权，成为起义的主要决策者，而在起义胜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宣言》的起草人了。
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也只有在这样的城市才能成功地演奏一篇武装起义胜利的乐章，把从大城市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推向高峰。但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毕竟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工人武装起义的凯歌不能不以英勇壮烈、哀号感人的悲调而告终。从此，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开始走入低谷。上海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这场艰苦卓绝、激烈复杂的斗争，其悲壮的结局暗示着中国革命的主要基地并不在灯红酒绿、花花世界的十里洋场，而在最广阔的穷乡僻野，这就是形成陈独秀所扮演角色之前后的种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
◆“五大”时的争论 先扩大后深入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约在１９２６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１９２７年３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４月１５日左右到达汉口（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是４月初到达的，恐记忆有误），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６１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三楼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①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办公室主任，任秀兰（任弼时的妹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然）任陈独秀的秘书。
① 《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１９— １９３１）第１２４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６年版。
据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他中等身材，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黄文容说跟他时间久了还是相处得亲密的。当陈独秀外出参加重要会议时，由黄文容陪同共乘一部旧汽车，负责警卫。但黄不参加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再陪陈一道回来。晚上，陈独秀口述一天的主要活动，由黄作记录。至于群众大会，则大多由黄去参加，了解情况，回来向陈汇报。当有重要情况时，叫任作民去通知有关方面办理。①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了。如果说他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曾经陷入困境的话，那么现在他将遇到更大更多的困难。４月１８日，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下令“清党”，通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达１９０余人，将陈独秀和鲍罗廷列为“首犯”。武汉方面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本兼各职。从此宁汉分裂，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三个政权鼎足而立的局面，而武汉政府却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工商业衰落，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五月间增至十二万人。②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土地问题牵动着千家万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当时难以避免的过火行动和过高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它的领导者苦心焦思，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① 黄然的四次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０日；１９８０年５月
② 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罗易是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２日至１２月１６日）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完全接受”，对当时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及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并规定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即在国民政府的辖区内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地租，取消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捐税，把属于反动军阀、属于同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解散地主武装，武装贫农和中农，农村一切武装力量归革命政权机关管辖等等。目前“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共产党应当“利用政权机关没收土地，减少捐税并给农会以实权”。但是共产党员在政府里只许“组织左派与之密切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换句话说，解决土地问题不需要共产党独自出面，打出自己的旗号，只要同左派合作，也不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群众，只要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进行就可以了。《决议》在谈到国共两党关系时不仅批评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罗易就是根据这个决议来指导中国革命的。
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
４月２日，罗易来到了武汉。４日至２０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会议原是瞿秋白主持的，待陈独秀到达汉口以后，他主持了１８日至２０日的会议。会议期间传来了“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形势剧变。面对新的形势，共产党对制定革命策略发生了争论。当时会上有四种意见：一、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期北伐；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他竭力主张同国民党一起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但既然要北伐就不可能进行土地革命。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已表示同意，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②鲍氏的态度如此之决绝，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议经过争论，中共中央（自然包括陈独秀在内）同意了北伐的意见。
① ②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谈纪要，１９２７年４月。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之后，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以及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方面又发生了争论。
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４月２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４月１９日至５月６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参加扩大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国民党各省区农民运动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军事将领。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陈独秀出席了４月２６日举行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
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①
① 该次会议记录。
陈、鲍二人的意见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可略而不论，但不能不将陈独秀的意见与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意见作一比较。对没收土地的对象的广度，陈独秀的方案超过了国际决议中所规定的，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陈独秀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命令农政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等等，不仅没有违反国际决议的“利用政权机关”的指示，而且使其具体化了。
４月２９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１０日）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在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斯大林在５月１３日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
“五大”主张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得多。大会作出的《武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现在革命既“需要很快的扩张”，同时“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始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与民主政权之创造，那末，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第五次大会丝毫不减少扩大革命地盘与打倒张作霖的需要”，但“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当然也不只是批评他一个人的。
《议决案》还明白指出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这“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所必需的”。③
①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２—４５页。《斯大林全集》第９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不没收”①等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想必也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由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去执行这个议决案的。这时广州政府虽已不复存在，可大会认为“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②由此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共产党不参加广州政府还要通过它执行，现在由国共两党“共同担负”的政权更应当解决土地问题了。
①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５５页。
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以上介绍了三个解决土地的方案，一个是国际执委七次会议提出的，一个是陈独秀的，一个是中共“五大”的。这三个方案除了实行的缓、急有所不同外，很难说还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即使缓或急，也都是通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去实行的，主动权并不在共产党的手里，因此土地问题能否解决关键要看国民党了。
５月９日、１２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草案》的主要内容是：没收肥田５０亩或瘠田１００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在农村取得政权；由省党部、省政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３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也。
①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 ９、１２日。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中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的，如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
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过于重视资产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
①② ③ 黄然回忆，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０、４１页。 《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像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决议所说的那样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５月１０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７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
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不是像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不会推举出一位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拒绝国际指示
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界线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的光彩。
５月１３日，驻在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２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绅训令：凡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在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① 《国闻周报》第４卷２２期。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卓见”，因此不可能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关于这次会议，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
① 以上引文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文件》第三十三。５月２ ４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两位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
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５月２４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现在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６月４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要求“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不发布那些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一个小小的团长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武装叛乱，即使胆大妄为，在叛乱之后也必定逃脱不了应得的惩处。事变发生之后孙科说：“湖南的事（指许克祥叛乱——引者）难道真是许克祥一个人的意思？成天的讲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湖南农民协会也要全体停止活动，不然不得了。”汪精卫说：“本主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也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可见在国民党领导人看来，许克祥不过是用刺刀、枪弹去执行他们的制裁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罢了，又何罪之有呢！中共对国民党的依靠注定要完全落空的。
①②③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６月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４１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０、２４３页。
于是土地问题留下的就仅有一项工作了，这就是中共中央不厌其烦地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合作。
无庸讳言，当时农民运动中确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是应该加以纠正的。但是，对于任何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只有在率领他们前进的斗争中积极地加强领导才能克服，并使群众得到锻炼和提高。领导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解决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透彻的认识，有无畏的胆略，能和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前进。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固然不必主动地去撕裂国共两党的关系，但也决不能受这种关系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独立性。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为此，就必须对两党关系破裂有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地创造解决土地问题的条件。而中共中央为了维持两党的关系不致破裂，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结果完全脱离了农民群众，站在旁观者的地位品头评足，甚至认为“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先行解决”乡村政权之后才可解决。①如此地将建立乡村政权或建立武装与解决之地问题的关系截然分开，而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当时湖南有些乡村政权已在左派手里），结果是无形中把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土地问题搁置起来，到头来连过火行动也未能得到纠正，而徒然为反动派提供口实，增长他们的气焰。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０５页。
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会于６月１８日至３０日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６月１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１）“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２）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４）“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了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任务，这较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丧失了建立军队的大好时机。王若飞说，关于建立军队，“三月不搞四月还可，即使五月再搞亦还有可能”。②而现在许克祥部在湖南、夏斗寅部在鄂东疯狂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③而且《指示》本身也包含有明显的矛盾，既要坚持与武汉国民党合作，又要改造他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执行《指示》中的规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①《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１、３２页。迄今不见这个《指示》的全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１０卷的是经过删节的。当国民党发表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２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一文，文中逐条引用《指示》的部份原文，对国民党进行揭露。引文的第一条里有这样一段内容：“对于手工业者商人小 地主之让步并与之结合联盟诚为必要。故只须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动小地主及军人的 土地。如果必要情形则不没收中等地主也可。”这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
②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１３５页。
但中共也并非是无可作为的，如果它敢于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集团的反动性，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深入两湖，依靠农民大众，发动土地革命，就能够团结国民党领导层里的极少数左派和由中共建立的两湖国民党省、市党部中的多数的左派。这虽然不能扭转革命的败局，但可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可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然被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吓坏了，事事迷恋于两党合作、合法的道路。
中共举行政治局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对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①
会议经过讨论，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说：“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时列席会议的俄国人樊克也认为“只好这样回答”了。②可是，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他一向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③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在汪精卫赴郑州的头一天，即６月５日，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他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Ｃ．Ｐ．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④
①②③ ④ 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议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 《罗易赴华使命》第２８５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转引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央档案丛 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但那时汪还不便立即下手，因为武汉的主力部队唐生智部还在北伐的前线豫南。
◆放弃领导权 右倾错误的恶果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冯玉祥部占领了郑州。１０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一行移樽就教来到了郑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０日郑州会议后的合影。前排左起：孙科、于右任、冯玉祥、谭延闿、汪精卫、唐生智。
当初，之所以要举行第二期北伐，由武汉出师北征，冯部出潼关，两面夹击奉系军阀，对武汉国民党中央来说是为了同蒋介石抢夺北伐的旗帜，对中共中央来说是为了先扩大革命而后深入，对鲍罗廷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目的，即避开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强大势力，打通与苏俄直接相连的国际路线。因此，无论是武汉国民党或是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都十分重视郑州会议。同日，罗易发表给冯玉祥公开信，说“共产国际授命我对你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现在“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我希望在前线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善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京的任务”。①罗易对冯玉祥抱有极大的希望，而郑州会议的结果却是唐生智部撤回武汉，把河南的地盘全部留给了冯玉祥。
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９页。
在郑州会议前夕，传出冯玉祥的“共同北伐”，即宁汉双方“共同北伐”的主张。这时陈独秀“已悟前此北伐政策错误，……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Ｃ．Ｐ．之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罗）易、平山则仍主张南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并提出湖南、湖北议案：围攻长沙，自动的没收土地，发展农军，扩大工人纠察队，推翻国民党中央，进行改组。①“此日（即６月８日②——引者）恰好国际来一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罗易看完国际电报，表示同意两湖决议案。中央与国际代表为组织湖南暴动成立了湖南特别委员会，并派出大批军事同志前往。后来一位外国同志听说中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已不可能，鲍罗廷拒绝支付已经决定的款项，结果取消了湖南特别委员会。此后中央政治局虽还曾设想进攻，但“由多数的反对否决了”。③
①② ③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８２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８０页有一段话：“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翌日 鲁（罗）易提议……派五十名军事同志赴江西，……”。６月９日鲁（罗）易在《反革命活 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一文中说：“应立即派遣５０名同志到江西……” （《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０页）由此可知蔡文中所说的“翌日”即６月９日，而“此日” 即６月８日。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９、８０页。
中共中央对国际第二次的紧急指示必须做出回答。１５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说“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他们以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然后“加速建立”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为没收土地作准备，“否则，将立即引起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又说：“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可见，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既害怕冲突、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①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嚣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几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①《罗易赴华使命》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冯部占领郑州的第二天，６月２日，宁方北伐军占领了徐州。郑州会议结束之后，冯玉祥于１９日到达徐州，同蒋介石连续举行三天会议。２１日，蒋、冯联衔发出通电：“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这里“帝国主义之工具”一语的含义如果说还不十分明确的话，那么在自称工农合种出来的冯玉祥的个人通电里就说得非常清楚了：“近日武汉情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阴布全国恐怖之毒。他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掺入地方党部，擅行权威，杀人越货……”“鲍顾问已经解职，亟宜设法使鲍回国”。至于宁汉两方，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这两则通电为反动军官火上加油。２９日，何键发出反共宣言，“呈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庶民众痛苦可望减除”。①不久，冯玉祥也发了点路费把曾为他整军经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
徐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明朗化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先扩大而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鲍罗廷的西北学说流为笑料。武汉国民党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局面，因此必须摔掉那面已经黯然失色的联共旗帜，步宁方后尘而“清共”。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６月１３日，汪从郑州回到武汉，即节节进行“分共”，“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指《五月紧急指示》——引者）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②
①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第４５６、４５７、４５９页。
②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
这时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还幻想拉住唐生智和汪精卫进行东征讨蒋，为此不惜作出了最大最后的让步，直至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械。有人问陈独秀：报纸上已经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了，这件事你晓得不晓得？陈独秀听了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的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话虽这么说，可他心里“更不舒服”，常说“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①此时的陈独秀像一个迷途的羔羊，陷入了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书面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脾气，碎之于地”。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②
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③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④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
①黄然回忆，１９３０年５月２０日。
②《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６页。
③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７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分共”依然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的人有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鲍罗廷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①两年以后，陈独秀说他“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②
①《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８页。
②《告全党同志书》。
７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为不受惩罚，……与以合法的根据”，并“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①
７月１５日，武汉国民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手持《五月紧急指示》逐条地宣读，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在第四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之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等等。②
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对武汉国民党的叛变莫不义愤填膺，他们当然不会“声明脱离共产党”的。汪精卫却杀气腾腾地说，共产党“既然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③到７月下旬，反动的武汉政府便以血腥的屠杀对付继续留在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１００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英勇坚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语）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１７０、１８２页。
②该日会议速记录。
③汪精卫：《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
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不指名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中逐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会址：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
“八七会议”在中国二十年代的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但“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的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①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是谁呢？毫无疑问，陈独秀是一个，而且他作为总书记是主要的一个。那么中共中央其他的领导者和国际的代表又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当事人自己的话来回答。
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 ７２页。
“八七会议”旧址内景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写道：大约是６月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认为“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但鲍陈二人都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机会主义的错误统归于一位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受到严厉斥责的联共（布）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也夫。蔡和森还指出，国共关系十一条标志着机会主义的破产，“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个月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①
“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书里写道：蒋介石叛变后“党内没有一致的意见”，“当时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犹豫不决。②
①《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７、９８、９１页。
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引起了讨论，瞿秋白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由陈独秀一人负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瞿秋白的这段话确是公允的，至于“诿过”一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说的，可以谅解，今天却不必再做谦谦君子了。
以上引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大家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作为一条路线，那么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国际指导之失误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①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②这就是在分析、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３０６页。
②《学习和时局》。
◆岔路口的沉思与抉择
七·一五“分共”的前夕，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地点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黄文容。此时两人相对无言，一个在深沉地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沉闷得很。陈独秀的心情坏透了，以致生了一场病。
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他到这里来。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活象一个拉大车的苦力。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说：“来了。”这时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他相识多年的前辈陈独秀。陈独秀先问了问汪原放手上的工作，然后说：我打算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走一趟，问问孟邹，看我可去不可去。
汪原放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同他大叔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说不要紧，可以来，要啸青（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陪你一道去把他接来，免得大家放心不下。
９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船“公和”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秋，月色分外明亮，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月。
船过了九江，下一个大码头就是陈独秀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了。此时此景，他心胸郁闷，思绪万千。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自从创办《新青年》以来，他一直在急流中劈浪勇进，回顾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还乱，斩不断”的问题。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着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４８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
船到了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①
陈独秀曾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②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③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的。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②《告全党同志书》。
③黄文容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
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路褴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陈独秀好似来到了革命的岔路口，他不禁惆怅迷惘：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现在是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又该怎样估量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下一步中国革命该怎样革法？……他依然在思考着政治潮流的方向和流速。
陈独秀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撒手不问政治的。他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自认为指破迷津，毅然决然地朝着一条岔路走去了，并终于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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