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国共两党合作初期
◆起草“二大”宣言 批判“联省自治”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既然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因此在《决议》里也相应地规定中共“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①。据陈公博说，在“一大”通过的宣言里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纲领》、《决议》和宣言三者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对于宣言是否要发表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直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才提出一折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②书记陈独秀决定不发出这个宣言，因为在他看来南北两个政府毕竟是有区别的，而且他本人当时正在南方政府管辖的广东省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①② 《“一大”前后》（二）第４２１页。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
中共对其他政党，特别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如果立即干社会主义革命，那末南北政府自然都在反对之列，如果是干民主革命，那就应当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这是“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答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了促进作用。
１９２１年底，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确定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问题。为了对抗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国共两党的代表，先后问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的提问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及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
２月２日大会闭幕以后，代表们陆续回国。张国焘回到上海以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并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①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便在《共产党月刊》、《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这次会议的阴谋。陈独秀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日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了。他认为这次会议如果列强“互相妥协了，则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以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到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会议讨论的所谓远东问题不过“是讨论列强间尤其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因此，当张国焘汇报以后，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国际的意见，②并积极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①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０９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９８、２０７—２０９页。
这年的４月间，北方两大军阀集团——直系与奉系——爆发了战争。战争的结果，直系获胜，控制了中央政权，奉系虽战败，但实力仍在，率部开拔出关，而且无时不伺机入关，企图夺取中央大权，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政界、军界以及文化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提出解决国是的主张。执掌中央权力的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初则扬言废督裁兵，继而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战败的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以及其他盘据一省地盘的军阀主张联省自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胡适等一批大学教授和社会名流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并于１９２２年５月７日创刊《努力周报》，极力宣扬联省自治。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陈独秀拟定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发布于一个月后，即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３２、２３６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丰富和发展了它对于时局的主张。《宣言》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宰割史，然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状，指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揭露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工具，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①
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等决议案。“二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二大”宣言，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言论都做了批评，尤其批评了联省自治论。
二十年代初鼓吹联省自治的有三种人：一是盘踞一省或数省的地方军阀，如湖南的赵恒惕、浙江的卢永祥、东三省的张作霖等，他们吹嘘自治的目的无非是借自治之美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以对抗执掌中央权力大军阀的“武力统一”；第二种人是官僚缙绅，他们虽然大都有一官半职，但并无实权，他们嚷嚷着要自治是为了捞取地方上的实权，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单凭这两种人——手持凶器的悍将武夫和发表一些半文不白的自治通电的官僚政客，联省自治论是不会有多大市场的。联省自治论之所以能形成为一股政治思潮，主要是由于第三种人的提倡，他们是些自由职业者，有大学名教授、新闻工作者、著作家等等。他们的动机和目的与前两种人不同，是出于善良的改良愿望，但观点是错误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造成军阀混战、时局动乱的原因是有权的不守法，是由于“大倡统一集权之说，……卒愈集而愈弱，愈统而愈分”，②因此，解决国是应当强调法，反对集权，主张分权，实行自治。胡适认为“只有‘省自治’可以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现今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那终究必失败的武力统一”。③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甚嚣尘上，简直成了医治中国社会病症的灵丹圣药。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７７—７８页。
② 储国珍：《省宪问题》，《东方杂志》１９卷２２号，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５日。
③ 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解决国是，拯救中国，是实行联省自治的主张，还是宣传和普及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人民群众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显然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对此视若等闲。于是环绕着联省自治论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和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另一方主要是由胡适代表的以《努力周报》为阵地的一些改良派。
１９２２年８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它揭露了联省自治论的实质，贯彻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发表以后一个多月，《努力周报》的主编胡适“又收到了陈独秀这篇文章”。胡适临时“把别的文章抽出一篇，补入此文”，发表于９月３日的《努力周报》上。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稿两投，其原因不外《努力周报》是鼓吹联省自治论的重要阵地。胡适把别人的文章“抽出”，特将陈文“补入”，其目的是为了乘机表明他对陈独秀“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①一个是主动地送批评上门，另一个是有意树立一个攻击的靶子，从此，关于联省自治问题的争论趋向高潮。
① 胡适发表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时，所加的《按语》，《努力周 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３日。
９月７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胡适说：“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大原因”是“集权政治”，“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的政治组织”。军阀权限之所以大“是因为地方没权”，因此，“制裁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胡适把中国社会的病根看作是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医治病症也应当从此入手。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他则只字不提。
１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者）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症”。陈胡两人的论点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普及与推行。这个纲领虽然还需要在今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但它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定、对革命对象的确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倡议和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统治等等，无疑义的是真知灼见，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区别于旧民主革命的主要分界限，而这些恰恰是胡适所不同意的。
共产党主张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胡适却企图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补和改良。他说：“假使我们做了今日的国务总理”，在政治方面，一、马上召集联省会议，议决裁兵、财政、国宪的制定和各省自治的进行计划等等；二、“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①胡博士想一旦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即可凭三寸不烂之舌，使那些军阀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共产党主张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而胡适却根本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我们现在尽可不必去做怕国际侵略的恶梦”，并诬蔑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各自支持不同派系军阀的观点是“海外奇闻”。②
共产党认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而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却“反对本党与国民党合作政策”，并仍然在《广东群报》上“为陈炯明宣传”，因此中共中央开除他出党。③尤有甚者，胡适竟然颠倒是非，把陈炯明的武装叛乱称作“是一种革命”。④陈独秀批评胡适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并指出“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⑤
① 第２０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７日。胡适很珍重这篇文章，他在该报第２０、２１、２２期上都要求读者注意“这个计划里最大胆的是主张由政府公开调解直奉私斗。”该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时，改题为《一个平庸的计划——解决目前时局的计划》。
② 《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日。
③ 《向导周报》，第１６５期，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８日。
④ 《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３日。
⑤ 《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胡适历来是反对谈什么主义的（唯实验主义例外），他“不相信政治上有什么包医百病的良药”，①因而也“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相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他讥笑共产党“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②
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分歧，仍然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彻底改造中国，还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点滴改良的问题。可见对联省自治的争论是１９１９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继续和深化，反映了自“五四”以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从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运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的现状，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另一部分人却继续向右转化，从开始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到抵制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如果说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那末这次争论的双方都努力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付之于实践。的确，也只有实践才能对争论的双方作出最有权威的裁判。
当联省自治论的呼声高涨之时，吴佩孚复电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８月，直系诸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肖耀南、陆洪涛在吴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③他们所“共愤”的对象主要是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那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要他们清醒清醒。
①《吴佩孚应付联省自治之策略》，《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９日。
②《这一周》，《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③《我们还主张召集省议会》，《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胡适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１９２３年曹锟贿选总统之后，他才以无可奈何的心情说：“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也就此停刊了。①
胡适谈政治的结果不过是碰壁而已，而倡导革命的陈独秀，他的遭遇可不像胡适那样轻松。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②
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１４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１０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③
①《晨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５日。
②《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９８期，１９２５年１月７日。
③《一年的回顾》，《努力周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这么多的进步团体把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在当时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说明革命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８月１９日日下午５时许，陈独秀出狱。①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① 《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
◆服从国际决议 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２年初，马林前往南方。他先后到达汉口、长沙、广州、桂林等地，沿途参加了一些进步青年的集会，在桂林停留了９天，同孙中山会谈三次，然后又经广州等地，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９日回到了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
在马林回到上海不过一个星期，即４月６日，陈独秀便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信的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５页。
这六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带有纲领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尚未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任务的时候，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确有根本性的差异。第二条批评国民党联合一派军阀以倒另一派军阀的军事投机政策，是中肯的。第三条的批评意见有失偏颇。第四条预见到广东政局将发生变化。第五条不符合实际。第六条表达了当时共产党员的普遍意见，都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以后，他于４月２４日离沪返莫斯科。
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中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后，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大会作出《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内外两层压迫之下……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怎样联合民主派（主要指国民党）呢？《决议案》规定“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中央准备“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①很清楚，这时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是采取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决议案》反对后一种联合形式，认为这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尽管如此，中共从“一大”时抱排斥国民党的态度，现在转变为积极联合的态度，这是一大进步，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共要为实现它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８、３９页。
两党的联合以及联合所采取的形式都得两厢情愿才行。对中共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外部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①但是孙中山的意见对中共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对两党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合作，并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因此，从“二大”开始，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便正式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是个高度集中的组织，二十一条中的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部都必须执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党的紧急代表大会的代表”。②共产国际对加入的各国共产党拥有最高的权力，中共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当然要无例外地受国际纪律的约束，因此，共产国际必将对中国革命（自然也包括陈独秀本人）产生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首要表现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所下达的指令性的意见。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９、４４、４５页。
１９２２年７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就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他在报告里写道：上海虽然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但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领袖们由于纷纷出国留学，“学生组织已失其意义”，“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因此，他认为“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
马林是对中国革命运动及其发展抱着“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去南方进行考察的，他完全不了解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的成立已推动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马林在报告里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四类成员组成的，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是“可能”的。马林的考察完全忽视了国民党里还有官僚和军阀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固然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但它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人在国民党里并不占任何的重要地位。马林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在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有１．２万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五万人，这并不夸大”，可见“国民党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其实并非如此。一个外国人，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数天之内了解到广州的真实情况呢？马林的说法恰恰是夸大的。
马林在过高地评价国民党的同时，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却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而且“说得确切些，勉强缀合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①这些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林根据他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即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②马林的意见在得到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以后（时列宁正患病），共产国际执委会于１８日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工作必须在菲力浦（斯内夫利特）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８月，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代表作出指示：“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③共产国际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１１３、６６、６５页。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 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②《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斯内夫利特 （即马林）卷》第３０６６号；《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１９２３年５月），《斯内 夫利特卷》第３０６０号。
③转引〔荷兰〕托尼·塞奇：《亨克·斯内夫利特与第一次联合战 线的起源》（英文本）。
不久，马林携带着国际的指示又来到了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马林为了贯彻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于是８月２９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中央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张太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①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②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西湖会议之前不久，广东政局发生激变：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６日，陈炯明叛变，所部４０００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州，于８月１４日安抵上海。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曾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此役“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①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②
① 《致国民党书》，《孙中山选集》。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４８页。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初，孙中山举行国民党中央全会，发表了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６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９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当这项工作刚开始的时候，陈独秀便离沪进京，然后与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苏俄，于１１月８日到达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拉狄克发言，斥责中国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列宁，就象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①拉狄克的发言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评价。诚然中共这时还是个小团体，但它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拉狄克的指责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旅法同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②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③
① 这两个日期均根据《汪孟邹日记》（未刊稿）。
②萧三：《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安徽文史资料》第１９辑。
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
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全面地表述了它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决议》认为：“中国惟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决议》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①国际的决议与马林的报告在基本观点上可谓一脉相承，同出一辙，都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这是非常明显的；同时要中共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与苏俄联合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使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同苏俄的外交政策直接挂钩，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无论是马林的报告或国际的决议都只字不提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过分地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将对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陈独秀还没回到上海的时候，１月２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２１人为国民党参议。②也就在这个时候，广东政局又发生了变化：滇军、桂军击败了陈炯明部（陈部退入惠州），２月２１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宣布设立大本营，续行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
陈独秀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于３月２６日来到了广州，③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９３、９４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１册“组党”第３１２页。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９４页。
４月１０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６月１日，陈独秀启印视事。同年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①孙中山对陈独秀屡次委与重任，这当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表现，不过真正促成两党合作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中共“三大”于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２０日在广州举行。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里谈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说：中央和国际代表曾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国际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这段发言足以证明，陈独秀经过西湖会议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到中共“三大”召开之时，他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了。他在报告里当批评别的同志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他“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②这是个一般化的自我检讨，对时局发生的什么变化“看法不清楚”，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是笼而统之一笔带过，不过这很可能是陈独秀有生以来所作的第一次自我批评，这说明自建党以后陈独秀也在注意自我改造，党的纪律对他不能不有所约束，因此他的老朋友汪孟邹也说陈独秀变好了，不再象从前那样常发脾气、使牛性子了。但完全改好也难，否则为什么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又为自己的暴躁性子作检讨呢？
① 全国政协《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２期第３１页。
②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关于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的观点，也不同意由马林提出并得到陈独秀等人赞同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①大会决定接受共产国际于本年１月１２日通过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大会《宣言》还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建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①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 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１６、１２８页。
◆以批评促进两党合作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从１９２２年６月到１９２３年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陈独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题发表了许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分析他为什么从反对加入国民党，一变而为同意马林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依据。
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独秀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当月，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号召中国劳苦群众“都应该加入”民主主义的斗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①在这段引文里值得注意的是期望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这个政党显然不是指的已经组织起来并具有多年历史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但在西湖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即９月２０日，他在《国民党是什么》一文中对其阶级属性的认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强调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②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并非是他的独到之见，而是对马林观点的重复。
① 《东方杂志》第１９卷１５号。
② 《向导周报》第２期。
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也就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决议之后的三个月，陈独秀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里呼吁：必须“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各部分的民主力量统一结合到谁哪里去呢？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①
① 《向导周报》第２１期。
为什么各派民主力量要集中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作出了回答。在前一篇文章里，他首先粗略地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各个阶段，即由游牧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认为各民族的历史虽然“进化之迟速大相悬殊，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中国社会的现状正处在由封建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既然需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末这场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并进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也明明知道”民主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①
为什么各派民主势力不能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这一边，使它在民主革命中居于统率地位呢？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回答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②
①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②《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 日。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马林和国际决议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再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如果说他当初曾经抵制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那么现在他自觉地接受了这个主张，而且引申了他们的观点，明白地说出了马林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并赋予这些观点以“理论”色彩。这就是陈独秀从反对加入国民党转变到赞同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所谓理论依据。
产生这种理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中共的创立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共诞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这短暂的两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自己眼前的直接的任务，发展到初步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与十八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较有什么特点和特殊的规律，这无论是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或国际共运的领导人，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新课题。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毕竟见多识广，因此很容易受到国际及其代表的思想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积极因素，也有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不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于后一种情况，只要把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书面报告、国际对国共合作的决议同陈独秀的文章对照起来阅读，便可一目了然，陈独秀积极地宣传了国际的观点。
（二）陈独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断言中国社会必定要经历资本主义的阶段，这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说是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书生之见。他不懂得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胜任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也不懂得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虽然弱小，如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联盟，就能够逐步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是肤浅的，没有深刻地揭示各阶级的本质及其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三）陈独秀本来是重视工人运动的，尤其注重铁路工人的力量，但当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官僚、军阀、资本家一起向工人进攻，全国工运除广东、湖南外都趋于低潮。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正是工运低潮的消极的反映。
总之，陈独秀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非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在中共内部相当普遍存在的，否则中共“三大”宣言里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写道国民党“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了。
对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邓中夏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发表《我们的力量》，两次不指名地对他提出了批评：“不幸京汉路失败以来，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摇头，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和毅力了。”邓中夏“大声直呼：‘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更为可贵的是，邓中夏明确地指出“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当论说到资产阶级时，邓中复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将革命“贯彻到底”。至于说“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①这个观点无形中又偏到与陈独秀相反的另一端了。怎样认识和把握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个阶级，这是个得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解决的问题。
① 邓中夏：《我们的力量》， 《中国工人》第２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
对于上述的陈独秀的言论，国内党史学界有不少同志称之为“二次革命论”，并把他那两篇文章看作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查有实据的，但是若从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去考察陈独秀的言行，便不难发现这时的“二次革命论”还是一种不定型的理论，并没有一以贯之于国民革命全过程的始终，或者说尚处萌芽状态，至于今后如何发育，还得审慎地观察、分析而后作出判断。这个看法并非是笔者的首创之见，早在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来了，并同瞿秋白发生过争辩。蔡和森说：在“三大”上“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上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①蔡和森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正因为陈独秀这时的错误“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因而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独秀既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也有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主张和行动，对国民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陈独秀的言行应作出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如果认定从“三大”开始陈独秀便是个“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者，那就岂不是说党组织的代表偏要推举这位机会主义者连任了五届中共中央书记？这是无法理解的。试图拿一种固定的思想框框——“二次革命论”——去套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必然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①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２日。
对陈独秀的评价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他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功过是非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组织状况。人们常说党在二十年代还处于幼年时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党的幼年性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无实际内容的套话，而是渗透在党的机体的各个部分，而且主要地表现于它的领导层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陈独秀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由于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国民党的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因而他对国民党的认识比一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要实际得多。他在积极地宣传统一的国民运动、号召所有民主主义者集中于国民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努力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批评国民党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未认清目前最反动的敌人是谁”，①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只看见武力不看见群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②国民运动若是忘记“最勇敢急进的先锋”——劳动阶级，“必然是软弱没有力量”的，③揭露国民党里的种种邪说和谬论，例如有人“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④有人主张联合奉系、皖系和西南军阀“三派共讨直系”，陈独秀认为这等于是军阀之间的“新战争，除了损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阻碍工商业发展外，别无丝毫民主革命的意义”；⑤至于那些在暗幕中干“孙（中山）曹（锟）携手”勾当的人，那真是要国民党“自杀了”！⑥陈独秀针对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明确地指出“现在有两条对立的战线：一是国民战线，一是军阀战线”，国民党“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⑦陈独秀的这些批评以及不指名的对孙中山的批评，都是适时的、中肯的，对宣传国民革命和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②③ ④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六大”以前》第１３７页，１９５１年版。 《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评蔡校长宣言》，《向导周报》第１７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４日。 《革命与反革命》，《向导周报》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⑤⑥⑦ 《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孙中山于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１日到达广州后，曾发表演说，和平统一，化兵为工，“先裁兵，后统一”。２２日发表谈话：为了促进统一，除“以西南之团结为必要”外，同时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现进行亦甚顺利”。吴佩孚若不从，“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民国日报》，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５日）。《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向导周报》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孙中山聘任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开会，如果孙中山缺席，会议由鲍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的同意。鲍氏掌握了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军火物资的分配大权。当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以后，也是在鲍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的。鲍的权势炙手可热，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实际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国际代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８日，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演说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任务时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他斗争的意义和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①初来乍到的鲍罗廷，他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观点竟与马林、陈独秀的一模一样，这自然是由于倡导和支持这一观点的是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
蒋介石（右二）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左二）在广州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再次来到上海，接替马林（９月回莫斯科）的工作。１１月２４、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没有组织的地方，“最重要的如哈尔滨、奉天、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福建等处，同志们为之创设”。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１）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２）我们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勉强行之；……”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②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８５页。
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①从上面这两份文件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在改组过程中的领导权问题都持积极争取的态度。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１９２４年１月初，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而且这个纲领已提交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１１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所做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０—３０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２００人，其中共产党员２３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４１名，其中共产党员１０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国民党“一大”会场
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李大钊等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涨起来。
◆回击右派的进攻 维护党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三大执行部里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任职的有林祖涵、李能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坡、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烬美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共产党以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等十一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四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４０万人。与此同时，到１９２５年底共产党员也发展到１万人。
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动。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７月１５日，沙面华工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５月５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７月３日，以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是一场斗争的胜利。国民党改组时曾经淘汰了一些公开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他们虽持有同样的反对态度，因一时慑于时代的潮流，留在国民党里，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斗争手段。到国民党“一大”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便公然叫嚷要排斥共产党了。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前夕，邓泽如等１１名国民党党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说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是“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指奉系等军阀——笔者）之协助”，“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于来信中所提的各点或作解释，或批评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①并于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发表《通告党员解释本党改组容共意见书》，指出容共可以使“吾党之新机，于是乎生”，斥责反对容共的人“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②孙中山无愧是一位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可是邓泽如一帮人并未放弃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立场。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１０期，该刊发表此件时，将原标题改作《总理致海内外同志 训词》。
②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１１、３１２页，１９４８年版。
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邓泽如等写信给孙中山，他认为“国民党之改造方在萌芽”，现在还说不上有什么左右派政见的不同，但将来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在政治上出现左右派之分化“也是不能免的事”。左派“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和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妥协，他们“是真的国民党”；右派“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他们“抛弃了国民主义，实际上可以说不算是国民党了”。陈独秀批评有些人以是否信奉社会主义做为划分左右派的标准“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光明磊落的，他们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
①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周报》第６２期，１９２４年４月２３日。
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迅即发生了，比陈独秀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在国民党“一大”时，左右派斗争的焦点是环绕着是否采纳中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是否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展开的，到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斗争深化了，侧重点转移到右派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获得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印行）和《团刊》第七号（１９２４年４月１１日印行）以及其他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里除刊载团的一些文件外，还转载有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团的“二大”决议案及宣言中写明团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仍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本团的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共中央及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共产党员的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并“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国民党中央三位监察委员发觉共产党在国民党里进行党团活动，大为恼火，汪精卫、张继携带上述印刷品当面质问陈独秀，反对党团活动，反对党内有党。陈独秀承认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确有党团组织，但这“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中共有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挥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这个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①尽管陈独秀明白地表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②但是邓泽如这批人还是放心不下，而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国民党里对革命事业越是积极负责，他们越是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者，实非少数”，半年来中央“派出组织党务之专员，有共产〔党〕籍者实占多数”，终于迫不及待地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０页。
② 《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周报》第８０期，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７日。
弹劾案摘录了《团刊》七号等所载文件的内容，并据此攻击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是“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希即从速严重处分”。①此后不久，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编辑出版了《护党特刊》、《民权旬刊》、《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证据之一部》三种印刷品，广为发行，极力诋毁共产党，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
①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２、３１５页。
陈独秀发表了《我们的回答》，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明：你们所说的破坏国民党的铁证是指《团刊》七号登载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及《青年团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议决案》，然而就在这些决议案里充满了“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如果你们“是一个懂得中国文的人，能说这些决议案是破坏国民党的铁证吗？”然后，陈独秀分作六个方面——为农夫工人奋斗、建设农工力量、民族自决权、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彻底性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俄协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逐点进行批驳，其中尤以工农问题最为紧要，因为右派之所以拚命反对共产党，也正由于共产党代表了工农群众的利益。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你们说共产派极力介绍农人、工人与中等学生加入国民党，“以成就他们的势力”。陈独秀回答说：“共产派一向不和军阀、官僚、政客、商人接近，所以只能介绍农人、工人、学生到国民党，既是介绍到国民党，试问成就了那个的势力？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才是成就国民党的势力吗？”“一大”宣言里不是明明写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这句话吗！你们如果还想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确有细心地把国民党大会宣言再读一遍的必要。……连党的大会宣言还不能理解、记得、奉行，那里还有什么护党的资格！”你们说民生主义“是要消弭阶级斗争的”，又“主张改良”劳动者的生活，却指责我们号召劳动者奋斗是什么“别有怀抱”。你们既然谈民生主义，就应当以“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民生主义为准。宣言说国民党“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而你们说我们“别有怀抱”，“不知这句话是反对我们，还是反对国民党宣言？”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事，“在资产阶级未灭以前，主张消弭阶级斗争……便是主张劳动者安心受资产阶级压制”。你们说要用“劳资调和的改良方法”以改良劳动者的生活，“这等于希望北洋军阀一旦觉悟了将政权交给国民党”。劳资两方的利益是冲突的，“只有一方面退让，而无调和的可能”。“我们以为只有劳动者自己起来奋斗，才能改良非人的生活”。你们既然反对劳动者起来奋斗，那么主张改良岂非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而奋斗的党，可你们说“真正的革命党，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并没有两个的”，“又主张什么主义单一，什么组织单一”，这种议论证明你们对各国革命史之无知，且不说别国，“即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又何尝单一”。你们提出解决国共两党“相争的办法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派退出共产竞，或退出国民党，后者更是你们的本怀”。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谁也不配叫谁退出”。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①
《我们的回答》一文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共产党为维护其独立性并进而增强国共两党合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全文近八千字，文风刚柔并济，柔中有刚，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思想武器，全面地批驳了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言论。但文中并未使用“右派”这个词，这可能同当时的斗争形势有关。
１９２４年的下半年，国共两党刚刚开始合作，许多省市的国民党组织都得依靠共产党员去建立和发展，因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７月３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所谓弹劾共产党案，并作出决议：凡国民党党员的言论和行动，“以大会（按：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之政纲宣言为准，……不问其从前属于何派，均照党员待遇。有违反大会宣言及政纲者，均得以党之纪律绳之，党中同志不必怀疑”。②７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关于党务宣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某些党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产生的怀疑及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因此郑重声明：“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惟以其平日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罪责归之于“反对派肆其挑拨”，但不曾指明谁是“反对派”；一再声明衡量党员的标准是“一大”宣言，但也不曾对违反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三位中央监察委员绳之以党纪。
① 《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３２５页。
②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回答》，《向导周报》第８３期，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７日。
③ 《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７月２０日。
所谓弹劾共产党一案就此了结，但问题并未解决，斗争也不曾止息，而且贯串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始终。１９２４年下半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不过是一场遭遇战罢了，陈独秀虽然义正词严，极力批驳右派，但他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这件事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①这种困惑的心情将迫使陈独秀在今后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是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还是主张退出国民党？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３１页。
◆论工人阶级的领导 指挥五卅运动
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２０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９９４人。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实际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大致认为满意”；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技术上组织上的欠缺及执行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①的延迟，虽然是一方面由于客观情况所致，但是大会不能不认为是一种缺憾”。②大会对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评价，自然也包含了对陈独秀的评价。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０页。
② 扩大执行委员会，指１９２４年５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
“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中共“四大”议决案及宣言
陈独秀本来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现在为什么他也同意国民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①呢？
在“三大”之前，共产国际在给中共的指示里就提到“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国际对这个指示并未说明任何的理由，而且同它前不久所持的观点“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是自相矛盾的。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三大”已闭幕，当时陈独秀认为这不是“毫无疑问”，而是“疑问很多”。②到１９２４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共同讨论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这次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于同年８月回国，把这一精神带了回来，③并在年底写了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彭述之说：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把文稿送给陈独秀，请他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我的用意是在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并欲批评我的这个问题上引起公开的讨论”。又说“我写这篇文章是答复陈独秀的文章《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④彭述之的这个做法迫使陈独秀不能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表明他的观点。
①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编《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彭述之写的《引言》。
②据郑超麟回忆。
③《中共大事年表说明》第２３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７４页。
但陈独秀也并非纯属被动的，即使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时，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认为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①若没有“这最有革命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不能成功的”。②对于劳动阶级的革命作用的重视，使他比较容易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①《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周报》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
②《怎么打倒军阀》，《向导周报》第２１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１８日。
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论述了自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至１９２４年广州政府平定商团叛乱这其间的历次政治运动，最后得出结论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时没有使用“领导者”这个词，而是用的“主力军”、“督战者”，如果不是死抠字眼的话，那么所谓“督战者”也就是领导者的意思。
陈独秀还说工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①这些观点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相比较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资产阶级的论述虽不确切，但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四大”召开之前夕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的讨论”，“四大”就顺利地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在这两个议决案里都明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这使得陈独秀他那本来就是不定型的“二次革命论”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冲击。
① 《向导周报》第１０１期，１９２５年２月７日。
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首先是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实力对比的问题。在理论上认识到的，并不等于在国民革命实践的各个领域都能使之成为现实，资产阶级对争夺领导权寸步不让寸权必争，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严峻而又复杂，因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陈独秀对领导权的思想也变得复杂化了，但在群众运动这个领域里，共产党自始就积极地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员人数的增多，“四大”以后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充实得多了。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下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个部份。中央组织部设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三部份，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陈独秀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张国焘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１０—１３页。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四大”闭幕后不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就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成为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１９２５年５月，日商上海纱厂厂主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停工。１５日，内外棉七厂（织布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没有原料，将工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工时，日人惨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地委作出三项决定：控告东洋人打死工人；发表宣言；“要求群众团体援助，做一个群众反对东洋人的运动”。①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上海日商纱厂４万工人于２月间曾举行同盟罢工，那时陈独秀就指明“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②——所谓“民族的反抗”，即中国工人同外商在华企业资本家作斗争时，不仅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当顾正红惨案发生以后，马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
①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②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
顾正红
５月１６日，陈独秀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次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通告，它充份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
①据该日会议记录。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红旗飘飘》第五集）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理由如下：（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一转变。为什么现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册）。“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１９３５年又说“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３）据２８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３０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４）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５月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30日惨案发生前聚集在南京路上的工人
上海租界巡捕房英国巡捕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
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据张国焘回忆，在５月３０日晚上的会议上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伤寒病于２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北京疗养气喘病，１０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０页。
陈独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１９２５年６月初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他们的暴行“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①
① 《向导周报》第１１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７月１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６月２６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①②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１２０期，１９２５年７月《向导周报》第１１８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
租界当局停止供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反帝联合战线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份工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收缩罢工。②
①② 《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２６期，１９２５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１３６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１２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相继复工。
① 《向导周报》第１２５期，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８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
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 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１９２５年７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
戴季陶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国》的编辑。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①② 《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戴季陶曾参与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祺瑞谈判。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与世长辞，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他极力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他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① 以上引文均见《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陈独秀写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Ｃ．Ｐ．或Ｃ．Ｙ．的组织’”，这纯属颠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民党发展呢？”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
① 以上引文均见《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②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①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１０月，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陶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与右派斗争”。③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共产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情绪。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１１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了。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份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① 《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的消极的估计。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① 《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２页。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６０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１４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选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６６－６８、８０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１９页。
◆“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 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１９２４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
① 汪孟邹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② 时隔６０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９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１９７３年病故），外祖父是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１９２７年８月才分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个爱人——施芝英》。）
从１９２６年１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①
在陈独秀“失踪”的时候，或者说由陈独秀的“失踪”而引起，中共中央于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７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１人，北方区和粤区代表各２人，共计１２人。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量”。②
陈独秀在“失踪”一个多月以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③
① 以上据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手稿）。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４６、４７页。
③ 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
陈独秀没有参加二月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作出《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认为现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对中央地址的问题也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中心”而定，“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唯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否则决移广州”。但“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 １、３２、３３页。
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夕，联共（布）派遣的布勃诺夫使团于２月上旬来华。布勃诺夫原名依文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其使团中的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１０余人。从他们的职务可以看出这个使团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在华的任何一位俄国人。布勃诺夫在二月特别会议上作了俄国形势的报告，然后与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布勃诺夫在听取汇报和会见冯玉祥之后，他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①
在决定中共中央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②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决定中央地址不变。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于２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５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４０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③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因此，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④国际执委会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国际，更有甚者，还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５天，即３月２０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②③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３６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１７页。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８３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在１９２５年以前，蒋介石只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此时他在党和政府里都没有重要的地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部长。但自１９２５年下半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来。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由身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掌握了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从此蒋介石跻身显要。８月２６日，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主要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许崇智和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职权监视许崇智，不久许、胡二人相继离开广州。９月２５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东征军总司令，再次讨伐陈炯明，到年底东征胜利结束。第一军为统一广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权势也随之猛增。
蒋介石在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先得排除两个障碍，一个是代表工农势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在党政军里坐第一把交椅的汪精卫。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的精心策划之后，大胆地行动起来了。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９日夜１２时，他调动武装部队，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包围苏联顾问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中共党员），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事后，蒋介石诬控中山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①
中山舰
李之龙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当天（３月２０日）的下午，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恢复了自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事变之前一天刚回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沪上大报所披露的事变消息都感到莫名其妙。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同广州联系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也不可能对事变提出任何的处理意见。而正在广州进行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却不能不表态。２２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领事馆的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②不用说，当时只有布勃诺夫有权决定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十余名顾问立即遣返回国。
① ②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６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１８页，１９８１年６月版。
１９２６年４月，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检讨”说“因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予给假治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①对于汪精卫准予给假（汪于５月９日离粤赴法国）。２４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说，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②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２５０多名。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现在他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的职务，“软禁”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等等。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只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不足，才自动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通过中山舰事件，他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
① ②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２５页。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
２４日，当蒋介石在黄埔大唱革命赞歌以骗取学生的信任时，布勃诺夫也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他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的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①布勃诺夫还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②总之，中山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布勃诺夫的观点。
①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８页。
②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广东共产党在《致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里重申联合战线的可能与必要，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者和那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好像中山舰事件是这些人直接挑动的。这封公开信的内容与布勃诺夫的意见是同一个调门，也很可能是听从了那个“结论性意见”而写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予讨论，他们将原信附于４月２日会议记录之后，存档了事。
３月底，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①
依文诺夫斯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些什么情况呢？他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②
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陈独秀对事件开始表态了。他在４月３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陈独秀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③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④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啰们指控为罪魁祸首。
①②③④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对蒋介石，陈独秀说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①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处理事件的意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据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会谈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他“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策的’”②。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彭述之的说法即使符合事实，也不足以把陈独秀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③这项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于是派彭述之赴广州，并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执行这一政策。④
①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②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③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④《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周报》第１４９期，１９２６年４月。
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４月２９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刊登在当时《军事政治月刊》上的“整理党务案”条文
当这个提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之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时，鲍对蒋的“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达到这八点的协定”。①而当彭述之在特别委员会上报告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反对执行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彭回答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借口“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独裁”，“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②
① 《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７页。
② 《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
① 《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２３页。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５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身兼数要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４月１６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６月４日）、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７月６日），独揽党政军大权，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部份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５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蒋介石在演说时故弄玄虚，制造疑团，再三说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陈独秀说你这些“不忍讲的”，“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若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到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你有什么“不能讲”、“不忍讲的”呢？你说中山舰事件“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有一种倒蒋运动”，但你没有指明这一、二个人是谁，“我们当然不能冒认”，可是你的讲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人以为共产党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然而，“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个人并没有这样反革命阴谋”，我们“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你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然而这“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你又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戴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至于说拿三民主义做招牌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①
① 《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
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面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①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关系了。其实哪里是没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陈独秀、蒋介石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②历史把这样两个品格极不相同的人同时推进了斗争的旋涡中心，一个在节节进攻，另一个在步步退让。
①② 《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６３２页，１９３６年版。《中山舰事件》第２３８页。
陈独秀之所以采取如此软弱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向导周报》在发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份致国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先生所主张的，现在你们既然整理党务，那未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这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反对党务整理案，但党务整理案又确实是排斥共产党的，于是陈独秀又一次地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１９２６年６月，中共中央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②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到会的国际代表维经斯基（６月初再度来华）和多数人否决了这个提案。
①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②《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换句话说，现在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革命）所谓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国民运动的指导”。①
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②
① 《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②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陈彭二人的提案与戴季陶主张的“单纯的国民党员”确有相近之处，但并非“是一样的”。戴季陶是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主动地排除共产党；而陈彭二人的提案，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束缚，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使国民党由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为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这正是戴季陶当初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是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已经做、一时又不能全部做完的事。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问题自始就有争论，且一直使陈独秀感到困惑。现在党务整理案明文规定了限制共产党的条款，共产党照理应当进行既坚决而又有节制的反限制斗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艺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须得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会议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所说的右派是指老右派，如西山会议派；中派，即新右派，指戴李陶、蒋介石等人，对他们也不过是“应付”而已，而且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虽然“在中派指导之下”，中共“还要竭力赞助他们”，但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做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决议还指出中共党员“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亦是错误的”。①总之是一不能退出，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拥护工农利益，这就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一场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方式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党务整理案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斗争在继续深化、发展。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１页。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