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传播马克思主义 思想飞跃起步
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１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
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１９１３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１９１９年前后增至１４８．９万人。②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不再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不久革命战争就压倒了科学民主的启蒙。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启蒙。
②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１卷第１册第８８、１１２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
然而，历史老人是决不会忘记它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有趣的是在四十年代初，陈独秀临终之前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再次提出民主问题，并痛斥苏联社会制度严重缺乏民主的弊病。他的某些论点是否确切这里不作评论，但不妨把他的呼声看作为对民主补课的信号，尽管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是一个过早发出的信号。
历史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１９１８年的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
① ②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 日。 《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实际出版时间为 １９１９年１月）。
李大钊
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论》。自１９１９年１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①《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②
① ②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①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陈独秀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①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② 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① 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面地强调主观的 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① 《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陈独秀说：“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①
① 《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所不可避免的。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
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阶梯跃进。
◆微服离京 演讲社会改造
汪精卫、章士钊等负责筹办西南大学，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于２月２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４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① １９８１年《民 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②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９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陈独秀于５日下午３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６日上午９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７日上午９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８日下午２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③
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８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①②③④ ⑤ 《汉口新闻》，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①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②
① ② 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 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７日。
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①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北京。②“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③
陈独秀到上海后生病五、六日，④后寄居亚东图书馆。
①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回忆，细节虽 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 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② 高一涵说陈独秀到天津后是乘船南下的，现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陈独秀到沪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说是李先生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 的。
③④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陈独秀原来打算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①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②认为“不信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③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①② ③ 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的谈话》，《太平洋》杂志第２卷６期。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５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３日。
２月２７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１７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３０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
２９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可笑的是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教育部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能统一呢？“要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②
４月２１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指出“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③
①② ③ 《时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２日。 《时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３日。 《申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９日。
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但不久随着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
大约在这年的４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今南昌路１００弄２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老渔阳里２号是老式石库门房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１４０多平方米。①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②
①② 现在这幢房子被列为上海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完全应该的。可惜的是楼下住有居民，楼上被某单位所占据，因而迄今不能对外开放。室内陈设系根据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的回忆。
◆筹办工人刊物 向工人宣传马列
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他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二十年代初，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没有不关心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在１９２０年１月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①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②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宣传的是民主主义，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并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陈独秀把他刚刚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是相当肤浅，也要马上传授给工人。
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③１９２０年３月，他“决计”将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④《新青年》七卷五号还发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
①②③④ 致周启明（即周作人）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１日，《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页。《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７卷５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
陈独秀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边底劳动状况”。①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②
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４００页，相当原来《新青年》一期的两倍多。③有孙中山、蔡元培等１６人的题字，其中有９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３３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① 《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② 《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③ 《新青年》每号售价二角，每卷六号合订本售价一元。第七卷第六号篇幅扩大一倍，且有照片、图表，群益书社老板未征得陈独秀同意提价至五角出售，陈独秀很不满意，双方发生争执。汪孟邹试图从中调解，无效，陈独秀拍桌大骂。（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由新青年社发行，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
《劳动节纪念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希望中国工人“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另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本号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有香港工人罢工、巴黎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等省市劳动状况的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如《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按照机器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４大类、４７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总之《新青年》七卷六号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工人的一部好教材。
《劳动节纪念号》还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白宣布废除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各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发出的，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封锁和交通阻隔，迟至１９２０年三、四月间才发表在国内刊物。《劳动节纪念号》除登载宣言的全文外，还刊登了各界１５个团体和８家报刊热烈欢呼苏俄对华宣言的言论。上海《星期评论》说：过去“我国一般人民，听到俄国二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以上这三种见解，不但无知识的人民如此，就是自居知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劳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①《劳动节纪念号》既宣传了工人，也宣传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真正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援助中国人民。这年，上海《星期评论》、北京《晨报》等也都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从此有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
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１９２１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②蔡和森的这一评论，除把１９２０年误为１９２１年外，基本上是符合陈独秀的思想状况的。
① 《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②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页。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４月２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①５月１６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②１８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③２６日，筹备会议议决于５月１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２８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④“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５０００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７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五一”这一天，广州、北京、漳州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⑤
①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３日。
②《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③《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④《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９日。
⑤ 《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第３１号。
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①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上海的工会多是些假大空的团体：假，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大，团体招牌大，名实不副；空，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除了药业友谊联合会是店员自发的组织以外，都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立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现将有关这方面的活动分别介绍如下：
《劳动界》（周刊），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创刊，“１９２１年１月刊由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②主要撰稿人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署名震瀛）等。每期内容有演说、国内外劳动界、调查、时事、读者投稿等栏目。
①②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及该日该报第一版广告《劳动 界出版告白》。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１５册，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伙友》周刊，１０月１０日创刊，新青年社发行，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①“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②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③后来由于工商友谊会利用《伙友》宣扬劳资合作，新青年社即不再代为发行，工商友谊会扬言“同陈某绝交”。④至１１月中旬，《伙友》第六期出版以后便和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陈独秀在这些周刊上发表了２０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宣传：
（一）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⑤工人每日工作长达十二小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一天的工资却只有二、三角钱，生活非常痛苦，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人世间是何等的不平等呵！
①②③④ ⑤ 《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卷《通 讯》，《伙友》第９册。 陈独秀：《〈伙友〉发刊词》，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７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二）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工人为什么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陈独秀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工值“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二角。三角二角以外的剩余工价，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①
（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作两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这第二步要求虽然“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②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四）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有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陈独秀针对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说：“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③“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④
①② ③④ 《答知耻》，《新青年》第８卷２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 《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卷《上海厚生 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五）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陈独秀明确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①
陈独秀等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②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良好开端。
①② 《劳动界》第５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２日。《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２册，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
工人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便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工会。这年的秋天，上海小组指派李启汉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次年渔阳里六号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８０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的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①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１１月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②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１２月间，上海小组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① ② 《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劳动界》第９册，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当上海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积极地从事于工人工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与上海的《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１９２０年是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在这转变的进程中，陈独秀虽然没有像邓中夏、李启汉那样亲身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但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所发挥的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却是他人所不及的。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１９２２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有陈独秀的贡献，是勿容置疑的。
◆南陈北李 携手建党
１９２０年，共产党发起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李大钊筹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集中国共产党。
南陈北李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根基在于中国社会有它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其整体而言，近代工业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数中也仅占很小的比例，但毕竟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派，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全部文化思想的科学结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创建新中国。
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①当时虽然没能作详细的讨论，但两人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① 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的要求与行动，而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地加快了建党的进程。
同年３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维经斯基一行于４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①
① 张申 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７日），《“一大”前后》（二）第２２ ０页。
杨明斋
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５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①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形中都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②
１９２０年６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
７月１９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④
①②③ ④ 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１５６页。 施复亮（即施存统，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０日赴东京）：《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 问题》，同上书，第３５、３６页。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７日），《“一大” 前后》（二）第２０页。
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８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②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
约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远在异乡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改造的根本道路问题。蔡和森在八、九月间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③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他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④
①②③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社团》（一）第２７、２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９８、１０４页。《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蔡和森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平①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②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③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④陈独秀还明确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⑤
① 王乐平，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办有“齐鲁学社”，与陈独秀过往甚密。
②③④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１页。《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毛泽东：“我第二次（１９２０年５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２、１３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１９２１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武汉（１９２０年秋）、长沙（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广州（１９２１年初）和济南（１９２１年初）等五个支部相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上节已作介绍外，现再个别介绍其他几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十七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①上海发起组为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六号。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１９２１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
① 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３日。
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１９２０年９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展的主要对象，如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等。同年４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①同年８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②９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１１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③
① 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第１７１页。
② 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觉悟》，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１页。
三、创办《共产党月刊》。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刊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六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①。《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
四、《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
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在国内４３个省市有９４个代派处。①《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从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它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②它的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二百七十九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做出这一贡献。
①② 《新青年》８卷１号底页《本志特别启事》。据《新青年》９卷１号《代派处一览表》。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便同一直负责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脱离了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一节介绍《劳动节纪念号》时曾指出，是由于该号篇幅扩大、群益书社提高出售价而引起决裂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平心而论，群益加价情有可原。陈独秀坚决与群益脱离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独立门户，另辟蹊径，创立新青年社，既发行《新青年》，又发行“新青年丛书”。上海发起组决计不惜工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迟早是要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的。
《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３３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现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当时“是带有旗帜的作用”的，①它澄清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
① 《复旦学报》，《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第８期。
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旗帜鲜明，具有无畏的真理信念和勇气，但并不妄自尊大，对其他各派思想学说都抱以自由讨论的平等态度，因此从八卷一号至六号，仍然陆续发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信心百倍地同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传播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和反对，一是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力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来自左面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对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奋起反击，展开了两场激烈的斗争。两次争论的中心，一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二是中国是创立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这两次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广，都大大超过了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次争论几乎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一对一地进行的，而在这两场争论中，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和旅法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几乎是一起投入了战斗。
这时，大哲学家罗素受邀请来到了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当他到湖南讲演时，有张东荪、杨端六等人陪同前往。１１月６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入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①张文的矛头显然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反驳。
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８卷４号第１页。
陈独秀写信给罗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宣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①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号称当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又有政治资本——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判刑坐牢，还极力提倡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②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素对陈独秀的信却始终不予答复，这无形中向舆论界揭露了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罗素的本意。张东荪借罗素的声望力主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
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８页。
② 基尔特（Ｇｕｉｌｄ），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新青年》把张东荪等人的文章和陈望道等人的反驳以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的信件共１３篇，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一起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进行辩论，明辨大是大非。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必定经历一系列的斗争，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开出科学之鲜花，结出革命之硕果。
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１２月１５日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次年２月１５日，梁启超在《改造》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①共产党“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③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
①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９、１６、１１页。
② 《现在与将来》。
③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然而，张东荪在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认为开发实业“止（只）有协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但又说“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①那末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说现在可做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②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③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二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
①② ③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现在与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１０、１４、８页。
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九卷一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九卷三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
现将陈独秀的观点归纳如下：
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中国是需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使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
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事实。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①
①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８卷４号。
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李达批评说：“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就犹如为了提倡妇女放足“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②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原载《广东 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９卷１号，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
陈独秀进一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前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代表消费者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其实是一种“调和的理想”，“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总之，我们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②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②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参加这场争论对张、梁等人进行批评的除了上述的几位党员，还有李大钊、李汉俊以及旅法的蔡和森和旅日的施存统等。他们所阐明的观点虽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这次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真理。
在这场争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发起组成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革命方略和步骤。他们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忽视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较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作用，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不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把一切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统统看作是无产者，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一视同仁，无形中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①因此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也就是说中国马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影响到这次辩论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然而所有这些毕竟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克服的弱点。
① 蔡和森给独秀的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９卷４号，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批判无政府主义 建立广东党组织
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的时候，便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有许多流派，但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潮早在本世纪之初即传入中国。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到一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１９１６年４月民声社出版的《民声》，１９１７年实社出版的《自由录》。实社是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黄凌霜、区声白等也都是北大的学生。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领导和纪律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时合时散。到“五四”前夕，１９１９年１月，有４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即民声社、实社、群社和平社——合并成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
五四时期，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以社会主义的流派而言，就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连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一时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家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且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于是有不少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攻击马克思学说。黄凌霜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曾经说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之为科学的关键所在。
然而，黄凌霜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立时受到反驳，因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而且，像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③因此，在北京等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但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发起组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
①② ③ 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 日。 马克思：《歌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古代的市民国家，中世纪的封建诸侯国家，以及“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
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无政府主义者抹煞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决不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还批判了修正主义。“他们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学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谈政治》一文观点十分鲜明，标志着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个叫郑宗贤的写信给他提出了反对意见。陈独秀将郑的来信和他的答书一并刊登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陈独秀说：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我对于劳农专政，“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个主义来信仰”。你说社会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便被消灭了，没有复辟的能力了，其实不然，“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陈独秀的答书，阐述了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从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陈独秀到达广州，次年１月１９日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当他演讲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的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①
①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又见《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１月２２日致书陈独秀，２７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府主义》。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
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
陈独秀反驳说：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
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
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同年９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出版《劳动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较融洽的”。
① 《广州共产党的报 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
１９２１年初成立了广东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
① 东迅沙：《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②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④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
⑥ 《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
⑦ 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 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较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从第七卷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起，《新青年》改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于世。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一场社会的大变革。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①
① 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 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痕。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①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
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裂还不好”。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③
①②③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哪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哪里；他被捕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后来陈独秀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开的激烈的争论。
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
① 《科学与人生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① 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是藕断丝连罢了。
◆主管广东教育 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陈炯明参加孙中山的革命，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
陈炯明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
①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
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
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陈独秀乘船赴粤。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
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或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
①②③④ 《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１９２１年１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１８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２０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２２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２３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２９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青年》。
自１９２１年１月至７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
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②
① 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４年。
②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①
① 《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的”。“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的分界限。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①
① 以上引文均见《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
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育，而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改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①又说“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②
① ②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３５７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２１５万元，社会教育费９０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５２万元。①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②１９２１年戴传贤、许永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议决筹设编译局、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机关。③
①② ③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６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３日。 《晨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７日。
陈独秀虽然雄心勃勃，多方筹划，但由于种种限制，他对广东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在经费核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有３０万元的经费，而一个省立中学的预算费才３万元，一个专科学校也只有１０万元。为什么宣讲员养成所会有这么多的经费？它是个什么性质的学校？陈独秀说创办宣讲员养成所的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所长由陈公博担任，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人，“学员是从社会青年中招考来的，分甲乙两级。甲级一年毕业，乙级半年毕业。甲乙两级都有学员五六十人。……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历史、地理、语文、社会教育和逻辑学等”。养成所出来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
开办工人夜校。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先试验办机器工人夜校，一时参加夜校的有１００多人。①２月１０日，广州理发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受邀到会演说，在谈到工人学习问题时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②到２月下旬，理发工会会员猛增至千余人，并自行开办夜校。２６日，夜校举行开学典礼时，陈独秀到会祝贺。
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陈独秀委派袁振英任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前身）校长。袁实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陈独秀指示袁振英与汪论争。③３月２３日，省教育委员会议决开放女校。
① 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广东文史资料》，１９７ ９年第２４辑。
② 陈独秀：《在理发工会演说辞》，《劳动与妇女》第１期，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３日。
③ 《袁振英的回忆》（１９６４年２—５月），《“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６ ８页。
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
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陈独秀在广州的言论和活动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支持的，自然也有反对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陈独秀来广州之前，“一般稍有思想的青年”对他信仰和盼望的心情是“何等深切！何等热烈！不意他到了广东，而反动大起”，竟有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棍、政客、资本家、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及无政府党八种人反对陈独秀。①３月中，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高师改为省立本是省长陈炯明决定的，他认为“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学校当然受其管辖”。但旧派教职员独“集矢”于陈独秀一人，他们呈文省长：若任令陈独秀“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②以此挑动学生反对陈独秀。一些省议员公然提出驱逐陈独秀出广东一案，诬指他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尤其恶劣的是有人捏造谣言，说陈独秀演说“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③无政府党也深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不相容”，也主张赶快把陈独秀驱逐出广东。④旅沪粤人广肇所通电攻击广东教育事业的革新。总之，从封建顽固派到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发起了反陈独秀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也“正正经经”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⑤诙谐幽默的回答，含着讽刺挖苦的意味。可那些蠢伯们听后莫名其妙地“呵呵大笑”。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当时攻击陈独秀的谣言是何等的猖獗！
①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
② 《晨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４日。
③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１日。
④ 钊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
⑤ 《实庵自传》。
对于这些诬蔑不实之词，陈独秀感到“又好气，又好笑”，起初采取不予置理的态度，认为“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①３月８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１８日，陈独秀也在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２５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耳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②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③公开地揭露、坚决地驳斥和京沪穗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① 《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② 《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８日。
③ 《陈独秀启事》，《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五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①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已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事难以搁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②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５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７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
①《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６日。
②《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７日。
陈独秀离开广州以后，由他倡议并开办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等都相继停顿。但半年多来，他毕竟在广州播下了革命种子，因此当１９２２年４月他为筹备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再来广州时，那时的广州已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主持中央工作 领导工人运动
１９２１年６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①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陈独秀在广州接李达信以后表示他不能去上海，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②
①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 前后》（二）第１０页。
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６页。
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２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①现在他接到李达的信后，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②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烬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１３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③
①②③ 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３日）》（存上海文 管处）。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３６页。《“一大”前后》（二）第９页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
参加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象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 订本）。
中共一大会议会址现景
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为什么大会选他做中央书记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陈独秀之所以被选为书记，是由于他在“五四”前期宣传科学与民主所赢得的信誉和声望。其实，与其说是“五四”前期的声望，不如说是他在“五四”后期的声望。“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那时有声望的人物不只陈独秀一人，胡适也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再说，如果仅就民主革命而言，有谁的声望能超过孙中山先生呢？代表们选举书记显然不是以民主革命的尺度去衡量和挑选的，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去衡量和选举的。从“五四”前期宣传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转化到“五四”后期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推动和体现这一转变并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批判假社会主义，并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任党的发起组的书记，现在代表们要选举中央书记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可谓非陈莫属。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于是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原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事业而南来的，现在他当然不会不顾党的工作而久留广州。８月１７日，他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①从这件电文看，这时陈炯明是真心实意挽留的。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②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③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因此，党史学界有同志把这种言论称作为“一次革命论”。这一论断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当时一些共产党员深感旧民主革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们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学习是相当困难的，翻译成中文的经典著作少得屈指可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不全面，不过是初步地学习了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坚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特点——改造世界的实践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可对本国的国情缺乏深入分析，认识不深刻，更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其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也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什么“论”。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勿宁说是当时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向往之热烈与改造中国心情之急切。
① 《“一大”前后》（二）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②《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０日。
③《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３日。
９月２日，陈独秀回到上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二十年代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只给３０元或４０元的生活费，这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那时，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他“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①陈独秀担任商务名誉编辑的时间估计是不会很久的，因为至今没有发现陈独秀在二十年代曾为商务编辑或写过什么作品，商务是不会白白地给他每月３００元的，而且他后来的经济生活也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１９２２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
① 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４辑。
亚东图书馆是陈独秀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去了”。这些钱当然是从《独秀文存》版费里支出的。每逢到这种情况，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都与陈独秀相识）总不免要议论一番：“他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①
①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与马林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拢。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了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这里且不说中共不要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和能否行得通的问题，而须着重指出的是陈独秀一上任他的老毛病作风生硬粗暴便暴露出来了。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②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③这个批评不免失之偏颇，但作风粗暴伤害同志的自尊心，这对于一位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至第七期止）”④。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五种共产主义读物。
①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② 《“一大”前后》（二）第１６页。
③ 《“一大”前后》（二）第５４页。
④ 《“一大”前后》（二）第１４页。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位“白相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都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秀的身份暴露了。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他俩即被释放，其余五人关入牢房。
第二天公堂审问，说包等４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４人确是在打牌——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４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五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
在各方的营救下，租界当局最后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１００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五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①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１１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７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２０００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２０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②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①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２页（李达对 被捕时间误为１９２２年１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８月中旬，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主任是张国焘，干事有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不久又设立了五个分部，即北京分部（包括天津、唐山地区，负责人是邓培、罗章龙）、武汉分部（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湖南分部（包括江西安源，负责人是毛泽东）、广州分部（负责人谭平山、冯菊坡等）和山东分部（负责人王烬美）。中共将它的主力投入了工人运动。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地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
李震瀛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蔡和森、李立三于１９２１年底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神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①
①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１６８页。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５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１０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发表在《先驱》第七号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下面的七件事：
（一）“现在所谓劳动运动乃专指工厂劳动、矿山劳动及交通劳动（为主的铁路、轮船）而言，因为只有这三种劳动是资本制度产生的，是有近代意义的，是可以做无产阶级之中坚与资产阶级战斗的；无产阶级倘失了这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陈独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区分开来，并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在无论何国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总靠有许多劳动者以外的热心人从事劳动运动，然后劳动运动才能发生、旺盛起来。”这是明确地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是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
（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１）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这“最适合于阶级斗争，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２）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３）地方的组织。这两种“都比较容易实现”。但仅仅一个地方的产业工会，不可象招牌工会那样“冒全省全国总工会名义”，且尤须注意“一个地方的联合会，必须是团体的联合”，即工会与工会之间的联合，而不是象招牌工会那样是少数政客、工头之间的私人苟合。
（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但是在这力量未充足的时期，便不得不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劳动者“对于别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以争取劳动者的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万万不可空唱高调”。
（五）对于其他党派的态度。劳动者“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对于非革命的社会党（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劳动者也不应该亲近，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主张劳动者的权利，而实际上是延长资本制度生命的。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事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
（六）“八小时工作制度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此目的不达，一切教育问题、卫生问题、集会问题都无从谈起。”
（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惟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是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献。
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的短文。当劳动组合书记部等五大真正的工会团体与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五大招牌工会试图联合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时，陈独秀发表文章“欢迎他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①当招牌工会拒不联合而发生决裂以后，上海各工业代表团便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工人团体。这时陈独秀指出决裂可“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②并进而揭露招牌工会“是虚张声势”，不仅在“外省没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会员也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那个“号称全国总工会的只有会长一名，会员一名，人家称他做‘一个把总一个兵的工会’”。他们“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花钱不多，便可得着全国工会会长的头衔”。③当香港海员罢工爆发以后受到长辛店、武汉等地工人的声援，陈独秀指出这“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的第一声”，而招牌工会不敢支持海员罢工，“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④陈独秀针对香港海员的雇主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指出劳动界除阶级觉悟外，“还应该加上民族的感情”，劝告宁波水手万万不可“贪小利”而被招雇，“破坏同行而又同胞的广东水手团体”。⑤这些文章对当时工运的发动都起了宣传与鼓动的作用。
① 只眼：《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７日。
② 只眼：《再次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５ 日。
③ 只眼：《工人与军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８日。
④ 只眼：《答上海工界》，《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
⑤ 只眼：《宁波水手》，《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领导之下，中国工运逐步趋向高涨。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的。①
① 《劳动周刊》第１１号，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１９２２年４月下旬第二次来到了广州。５月１日至５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１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１０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劳动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是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２日，召开劳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涨。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２年全国罢工有１００次，罢工人数２１万人，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称。②
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很快就返回上海了。
① 《广东群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３日。
② 《广东群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３日。
③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德敏：《中国职工运动三十年大事纪要（一）》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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