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
◆创办《新青年》 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 一股反动逆流。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①
① 《孔教本杂志》第１卷１号“丛录”栏。
１９１３年２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①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②
同年１０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③以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
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④８月１０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无善果”。２３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１２月１２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封建君主制。
①②③④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等等。《政府公报》，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４月。《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１册，１９１３年２月。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于１９１５年６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二十一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一起。
２０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①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②“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③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①②③ 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３０卷５号。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汪孟邹日记。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５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农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７月５日，陈独秀与群类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２００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１９１６年３月３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９月１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①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１、３２页。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敦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与民主思想渊源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儒家学说中有许多东西是与西学相吻合的，是可以用于改革的，于是他打着孔子的旗号，利用儒家的思想资料进行“托古改制”。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广泛的宣传。现在，陈独秀宣传科学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业，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①他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②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前所未有的坚决地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①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１号。（本章以下引文凡出自《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仅注篇名、卷、号和年月日。如文中已指出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日，则一概省略。）《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６卷２号，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５日。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象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①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
① 《通信》，１卷１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１００页，六号为一卷。起初编辑部设在上海，１９１７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至第三卷第六号（１９１７年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七卷第一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１９２０年８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１９２２年７月１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１９２３年《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②
①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４１８、２６０页。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２５页，１９７９年版。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①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②
恽代英等写信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③
①②③ 《通信》，６卷３号。《五四哺育了我》，《文汇报》，１９５９年５月４日。《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７４４页。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 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从批判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③
①②③ 《答吴又陵》，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一九一六年》，１卷５号，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①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
①②③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答佩剑青年》，《独秀文存》卷三，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袁世凯复后》，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１９１６年９月２０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②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③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张勋复辟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④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①②③④ 《复辟与尊孔》，３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８月１日。《答常乃翱》，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通信》，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①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②似乎过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③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④对于封建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①②③④ 《答淮山逸民》，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答常乃惠》，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通信》，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在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的限制。①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②
吴虞早在１９１１年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由陈独秀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１９１６年底，吴虞在四川成都看到了《新青年》上刊载的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文章以后，写信给陈独秀说：“尚有”多篇非儒非老庄的文章，但“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陈独秀立即回信给他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③
①②③ 《通信》，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７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
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础，“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胡适称誉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①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是《新青年》创刊后两年多时间里所大力提倡的。
◆发动文学革命 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话文学，像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１９０４年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②因此，正当批判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①② 《答张护兰》，《新青年》第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吴虞文录·序》。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ｉｓｍ）一变而为理想主义（Ｒａ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更进而为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１８９１年，较陈独秀少１２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１９１０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１９１５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９月１７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①
①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７８４页。
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６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１２月１３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１９１６年２月３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②“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③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④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①②③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３页。《留学日记》（四）第９５６页。《留学日记》（四）第９３９、９４０页。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８４５页。
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他又觉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１０月５日写信给胡适，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①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②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①② 《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６０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５页。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①“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四、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① 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狄、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流派的代表。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①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②胡适有点胆怯了。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③
①②③ 《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通信》，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执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①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①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１９６—１９８页。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
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９号（今２０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７月胡适回国，９月１０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１１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以及后来的刘半农、鲁迅等等。
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①鲁迅回忆：“《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②编委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９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由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１９１７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③
①②③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５６页。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６１辑。《新青年》第６卷１号登载有本卷“分期编辑表”，从第１号至第６号，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编辑。又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新青年》编辑为独秀、适之、守常、半农、玄同和陶孟和。……至于他本人，他说“我一直没有参加过”编辑会，只是个‘客员”。
据当时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１９１７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①
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古文家林纾②的不满，１９１７年２月８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至于为什么古文不当废除，林纾说“吾识其理，乃不能谋其所以然”。胡适嘲笑他，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③林纾受了一番奚落之后，虽然没有立时发表什么言论，但耿耿于怀，伺机反扑。
过了一年，《新青年》同人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为了传播文学改革的主张，引起社会的注意，演了一出双簧戏，即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写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大放厥词，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④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３９、４０页。
② 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福建闽县人，字琴南，号畏庐，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顽固，以清朝遗老自居。他是著名翻译家，可他不懂任何一种外国文字，翻译时先由别人逐句口译原著，他记录，而后用古文整理出来。他先后翻译欧美等国小说１７０余种，以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最有名，对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③④ 《刘半农答王敬轩先生》，４卷３号，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５日。《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这时有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看到上述两篇文章以后，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回答说：对于妄人“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你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滥用讨论学理之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①
双簧戏的做法，不免有些幼稚，《新青年》的朋友也有不赞成的，但这种做法反映了《新青年》同人求战之心切与战必胜的信心。而且他们都是从旧营里走出来的，对林纾一伙人仇视白话文的心理状态和反对白话文的论点是一清二楚的，“王敬轩”这个人固然是虚构的，但那些反对白话文的言论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敬轩”式的人物。双簧戏仍然有它的文学革命的现实意义。
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一时讨论到许多问题，有旧诗、旧戏的改革，注音符号和国语的统一，标点符号，汉文由直排改为横排，汉文是否当废和推广世界语以及对外文的统一译音等等。但首要问题是以新鲜活泼、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代替僵尸般的言文背驰的文言文，即以平民文学代替封建文学，将封建贵族从他们世袭的文学领地上驱赶出去。陈独秀认为推行白话文“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创造国语文典，再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②
①② 《通信》，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通信》，４卷６号，１９１８年６月１５日。
胡适认为提倡新文学的“惟一宗旨”是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真正国语”。“白话能产生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生出没有价值的文学”，但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①这些见解使新文学运动有了更具体明确的目标。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主义，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因此，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②
①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４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通信》，４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５日。
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新青年》从１９１８年１月四卷一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从第二号开始陆续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写的白话诗。这些作品有助于破旧立新，开创新风，但称不上是上乘之作。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鲁迅。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也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己吃。”“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鲁迅警告那些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此后，鲁迅在《新青年》陆陆续续发表了许多作品，到１９２１年共发表了五十多篇，其中有小说、随感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等。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旧文学与旧道德、旧思想相依为命，新文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辅相成。反对旧道德，提倡个性自由，为新文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文学一旦兴起之后，便把思想解放运动推向广大的知识青年。陈独秀以写作政论文发动了这场思想革命运动，鲁迅以文学作品呐喊助威，将这场运动发扬光大。
鲁迅是怎么做起小说来的呢？当《新青年》创刊之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他说那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①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但在《新青年》的启示与鼓舞之下，鲁迅呐喊了。“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②这时陈独秀就鼓励他写白话小说。
①《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６页。
②指后来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
多年后，陈独秀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蜕变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念念不忘的是《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①又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②鲁迅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是谁呢？过去人们常说是李大钊。诚然，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位，但无可讳言，陈独秀是其中主要的一位。陈独秀对鲁迅是很敬重的，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对鲁迅作品的出版，陈独秀也抱热情支持的态度，通过他和群益书社的关系重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还建议鲁迅把发表在《新青年》和《新潮》上的作品“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③可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
历史每当急剧前进的时期，常常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光采夺目的景象。他们相知有素，相得益彰，各有其不可抹煞的贡献，随意地拔高一个，贬低或甚而抹掉另一个，都是违背史实的。
① 陈独秀给周启明的三封信，《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５期。
②《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４８页。
③《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３９３页。
◆廓清愚昧 推倒偶像
科学与民主相辅而行，愚昧与专制相依为命。科学是愚昧的对头，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宣传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廓清愚昧，破除封建迷信，打倒一切偶像。
中国民间的偶像，可算是天上的、地下的无处不有，有活着的，有死去的，有由贵重的金石材料精制而成的，也有是由烂泥巴堆起来的，物物都可以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人们的现实生活愈是灾难丛生，人们就愈是匍伏在偶像的脚下，向它三跪九叩，顶礼膜拜，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即使当人们挣扎于死亡线上，不得不站起来拚死一搏之时，也往往是打着偶像的旗号，好象它真有力量能解救人们似的。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封建迷信活动随着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一起泛滥开来。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装神作鬼。文化界的一些败类有鬼论者将乩书汇集成册，名曰《灵书丛志》，并进而成立“灵学会”，大肆散播妖言鬼话，蛊惑人心。例如，“圣贤仙人”临坛题诗，竟然能使周末诸子作七言绝诗（七言诗起于汉末民间歌谣，到唐代大发展才有七言绝句——笔者）；武松和黄兴同时临坛；“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孟子能书大草（草书在东汉以后——笔者），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并非是为了向人们提供笑料的，有鬼论者正二八经地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运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众生。
国家将亡，必兴妖孽。陈独秀等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新青年》四卷五号起奋笔疾书，向有鬼论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大齐撰写了《辟〈灵学〉》，以心理学、生物学证明“扶乩者所得之文，确是扶乩者所作”，他们若不是有意作伪的“奸民”，就是无意作伪的“愚民”。他们“喜为古人的奴隶，以做奴隶为荣，而以脱离古人绊羁为耻”，因而假冒神鬼之名或借古人的招牌“以自欺欺人”，这是奴隶的劣根性。
陈独秀写了《有鬼论质疑》，全文七百余字，向有鬼论者接连提出了六个质问。陈独秀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你们却说鬼“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释”，那末你们又怎能看见鬼，并闻其声，还说鬼亦“有衣食男女之事”呢？“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那么你们见到的鬼为什么竟有“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为什么你们“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如果照你们所说“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其物质之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那么“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①陈独秀坚持唯物论的一元论，反对物灵二元论，他的质问犹如连珠炮一般射向有鬼论者。
① ４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钱玄同着重揭露乩文中关于音韵学方面的荒唐错误，向青年呼吁：“青年呵！如果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①
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一文中指出：“吾国鬼神，盛于帝王”。君权神授，因而君权高于一切，统治一切。从历史上看，凡鬼神之势猖獗泛滥之时，也就是国家命运告终之时，“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五史，莫不如是”。自古以来，“但有以笃信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亡者也”。②
当时有个叫易乙玄的人，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他读了上面的文章以后，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大发鬼论，说什么人居显界，鬼居幽界，“鬼死为人，人死为鬼”。对于这种谬论，陈独秀及时作了反驳。刘叔雅写作了《难易乙玄君》一文，说“所谓幽界，不知究在何处”，如果在宇宙之中，为何不能见到？如在宇宙之外，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按你所说的“鬼死为人，人死为鬼”的逻辑推理罢，现在“显界人口日增，即幽界人口日减，长此不已，有鬼亦终无鬼”了。③
①② ③ ５卷２号，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５日。 《随感录》（八、九），４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易乙玄的文章，最可恶的是玩弄哲学的名词，打着科学的幌子，散发鬼话妖气。针对这一点，鲁迅给予辛辣的揭露和驳斥，他说：“现在一般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想出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活‘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却只有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①
易乙玄的文章不过在鬼脸上涂了几笔油彩，因而更显得其妖形怪状，至于乩书，那更是巫师们七歪八扭地画在沙盘上的粗糙的鬼话，只有宗教的教义才是经过精加工而制作成的有体系的神学。但正如陈独秀所指的，“宗教不离神鬼”，“凡言宗教必言神”。②他基于这一正确的认识，将同有鬼论者的争论进一步发展为反宗教的斗争。
① ② 陈独秀答俞颂华，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唐俟（即鲁迅）：《随感录》（三十三），５卷４号，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通信》和《随感录》栏里发表了许多精辟的非宗教的言论。他指出：“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他们认为宇宙人生的秘密非科学所能解释，“决疑释忧，厥惟宗教”，因而把神的意旨奉为不可抗拒的最高意旨，甘愿作他的奴隶。其实凡信仰宗教的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而“自欺”与“自解”正是愚昧的表现，迷信的结果。陈独秀认为“真能决疑，厥惟科学”，“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是普遍的、永久的；人为法是部分的、一时的。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诸如此类的宗教道德法律都是“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前进，“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这才是人类“最大最终之目的”。①
① 《再论孔教问题》，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一种偶像，世上“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维妙维肖地描绘了偶像的丑态：“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明明是个废物，却受人尊重。阿弥陀佛、耶和华上帝、玉皇大帝及其他一切神仙鬼怪都是无用的废物，骗人的偶像。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破除迷信，推倒一切偶像，“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神是人创造的。上天的偶像是现实世界里的偶像的影子，因此，破坏偶像必须从破坏人世间的偶像着手。陈独秀首先指明“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人们迷信他“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其实“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一旦亡了国，像清朝皇帝溥仪，像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现在“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但是这等偶像一天不破坏，就作恶一天。
陈独秀从君主论述到中国“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女子的节孝牌坊”等等也都是偶像，他把破除迷信、推倒偶像与反对儒家的三纲教义结合起来，大声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①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偶像，无非指神仙鬼怪、帝王君权，现在陈独秀认为凡是“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这显然是把偶像的范围延伸扩大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是一个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并具有英勇过人的胆识。
◆改革北大文科 开辟自由园地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１９１２年３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封建官吏所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于举人或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怕“王法”。②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有的带着听差上学，到上课时听差进房屈膝打扦，说“请大人上课”。这些学生吃喝玩乐，上学不过是想混个资格。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可见校风是非常腐败的。
① ②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２９４页。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１９１７年１月４日到校视事。蔡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
蔡元培
这时陈独秀恰在北京，他是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后未实现），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与汪孟邹同车赴京的。他２８日到达，下榻于西河沿中西旅馆六十四号房间。①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１９０５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事，汤“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任文科学长（月薪３００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
① ② 蔡元培：《独秀文存·序》，１９３３年４月；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 方杂志》第３１卷１期，１９３４年１月１日。 汪孟邹日记。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①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一位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另一位是个秀才。蔡校长礼贤下士之风度诚然令人敬佩，但无疑是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说：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②陈才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京。
陈独秀离沪上任时，邻人岳相如（曾是岳王会会员）“为其饯行”。席间陈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③
①② ③ 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３０年第１辑。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１６６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３６页。
陈独秀于当月进京就职，三个月后高君曼等也来到了北京。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习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辞，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①“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姣姣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②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各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③所谓“兼容并包”，固然也为那些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等保留了他们在北大既有的地盘，但主要是为新派人物开辟阵地，提供讲坛，传布他们的新学说的。这个方针对新派人物显然是很有利的。
①② ③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３月２ １日。 汪东林：《访粱漱溟答录》（一），《人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８月。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一年。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１６日，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曾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蔡元培维护新派人物，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支持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
陈独秀上任以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①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②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③
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④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０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以分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用；（三）得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
①②③ ④ 《答胡子承》，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５５、５６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６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４页。
为了研究学理，陈独秀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① 《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０９号，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订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所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
① ②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①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话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
① 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
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蔡元培（前排左五）、陈独秀（前排左六）与北大文科毕业生合影
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１９１８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于这年十月十三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１２月３日宣告成立。
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１９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①《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
蔡元培（前排左三）、陈独秀（二排左六一与北大同任合影
１９１９年３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３９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②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
①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１３６页。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页。
◆创办《每周评论》 奋战顽固派
《新青年》的宗旨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但自创刊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１９１６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建立，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等等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陈独秀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②
① ② 高承元遗稿：《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广东文史资 料》第２４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５页。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每周评论》创刊，它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刊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Ｄｅｍｏｅｒａｃｙ）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
《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以后的第一个战役。
林纾写了一篇小说《荆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重十八斤，另有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守旧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了漫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
与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①３月４日，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６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① 《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日。
３月９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地站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
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① 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 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６日。
而林纾于３月１８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憾。②
① ② 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
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于蔡元培。他在３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
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① 《申报》，１９１９年４月 １日。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４月１３日、２７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１４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２７篇文章，共约２．６万余字，其内容：
（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
（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
（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的开导他”。
（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
① 以上引文均见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２７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１４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
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
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４月８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
①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同年８月１５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１９１７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８月１４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但有１０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
①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１４日至１６日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么德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②
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２月２０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
①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② 《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③ 《除三害》，《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
④ 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
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②现在认识到十四条“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③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若不废除，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④
① 《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② 《〈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③ 《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④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他揭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①日本是假对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②
此后不久，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③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④
① 《国防军问题》，《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
②③ 《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
④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３日。
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证明陈独秀从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１９年４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日本怂恿北洋政府和它一起出兵干涉俄国革命，并以“共同防敌”为借口，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６、１９日和日本先后签订了中日陆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军声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及军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段祺瑞任国防军督办。“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①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６、２７页。
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火中烧。１９１９年５月２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３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
４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
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青年学生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３０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６月３、４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八百余人。５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五四运动
从５月４日到６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５月１１日）、二十二号（１８日）、二十三号（２６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５月４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
从５另４日至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７篇文章和３３篇《随感录》。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曹、陆、章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２０００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②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②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①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授意下，多次参与同日本订立秘密协定，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在五四运动时，三人同被斥为卖国贼。
②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１日。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①
①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
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在“五四”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雏形。
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６月１０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陆、章三人“辞职”。２８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①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５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②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恨之入骨，终于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把它查封了。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也封锁不住的。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１９１９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③“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仿《每周》的体裁”。④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⑤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⑥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到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
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
① 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
②③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吴虞日记，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④ 《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３日。
⑤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⑥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５月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①６月３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７０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４日，又有７００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
①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１４号，１９１９年９月。
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６月８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１００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①
①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象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他“直接行动”起来了。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①
《北京市民宣言》（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
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２）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②
①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② 《宣言》原件藏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
《北京市民宣言》
《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６月１１日下午，陈独秀约高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４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①
①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１０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①夜十二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
陈独秀对审讯者说：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③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示承认散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④
①②③④ 罗章龙：《红楼感旧录》，《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５日。《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陈独秀被捕》，《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３日。《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１３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１５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１７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
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１５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举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纷纷。”①函中措词以鼓动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通电：“除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②
①② 《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７日。《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７页。
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９个单位４０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毓英中学等７个学校２９人，分别于１６日、２０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这６９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①总之，一面贬责陈独秀，一面说情，要吴炳湘看在同乡的情分上给予开释。
此外，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社会名流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②
①② 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第８期。《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８、９、１３页。
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①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②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恰如其分地对当时的陈独秀作出了评价：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的确，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
①②③ 《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辛白：《怀念陈独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３日。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在各界的营救下，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①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４时将陈独秀释放。
陈独秀被关押了９８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②获释也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③等因奉此，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１０月１２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④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受豫戒令的约束。
①②③④ 《国民》第２卷１期。《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３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把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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