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辛亥革命时期
◆参加暗杀团 创立岳王会
东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
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
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间来到上海。②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
①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１４０页。
② １９０５年６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１９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１０月。
１０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１１月１９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①于１９０５年１月又返回芜湖。
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
吴樾（１８７８—１９０５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１９０３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
吴樾烈士
１９０４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
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１９０５年７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④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吴樾到北京伏击五大臣乘坐的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壮烈牺牲，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①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
②③ 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４卷６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④ 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２９８页。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狙击五大臣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烈士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①１９１１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②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烈士的。
①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
② 《曼殊全集》（５）。
陈独秀在１２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①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陈独秀虽不曾胸怀炸弹或腰藏手枪去做那英勇悲壮的行刺活动，也毕竟积极地参加了暗杀团体和暗杀活动的谋划，那时，他也免不了“个人浪漫”的色彩。
陈独秀回到芜湖以后，他的主要活动是一面继续办《安徽俗话报》，一面在学校教书，培养革命干部，联络革命志士，并进而创立了反清秘密军事团体岳王会。
安徽名士李光炯、卢仲农为了旅湘子弟求学的便利，１９０４年春在长沙开办安徽旅湘公学，赵声、张继、黄兴都先后在这个学校任教。同年冬，该校迁回芜湖，并改名为安徽公学，“而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②这个学校对安徽的革命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翌年春，安徽公学在芜湖招生，不久又附设速成师范学堂。安徽公学“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③它“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布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在学校内部，除由教师经常进说革命道理外，并指导学生传阅革命书籍刊物”。在这个学校担任教授职责的皆为当时革命思想及行动的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有刘申叔（化名金少甫）、陶成章（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周震鳞（华兴会的主要成员）以及柏烈武（文蔚）、张伯纯、苏曼殊、谢无量、冷啭、江彤侯等，“一时各地方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
① 《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向导》周报第１８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３１日。
② 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８辑１４３页。
③ 高语罕：《百花亭畔》第３５页。
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①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本省各地的学堂，如芜湖的皖江，安庆的尚志，桐城的崇实，寿州的蒙养，怀远的养心，合肥的城西等学校，都莫不以安徽公学的马首是瞻。安徽革命形势蓬勃向前，一日千里。
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他们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②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王朝，陈独秀与柏文蔚和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藩侯）决定成立岳王会，“于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３０多人，所订章则，主要内容不外为反清，……第一次开会在芜湖，用烧香宣读誓约的形式，并在芜湖租了两间房子，作为联络点”。
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当训导主任，在安庆成立岳王会分部，并任分部长。同年十月，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次年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部，由柏任分部长。
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
① 《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７９页。
②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岳王会旧址
常恒芳鉴于安庆分部“仅有二三十人”，“人数太少，力量不够，因此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老三营（即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的人大概都参加了”。①后来常恒芳进新军干部训练班学习，又在新军中发展会员。
总之，参加岳王会的“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②它的成员“在新军士兵和各种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③岳王会虽然没有华兴会、光复会那样出名，但它有鲜明的特点。它摒弃了单枪匹马、舍命一拚的个人英雄行为，而注重了集体的力量，它所联络的对象不是秘密会党，而是侧重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岳王会可称得上是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由岳王会领导的熊成基武装起义唤起了其他地区的革命志士注意做新军的工作，辛亥革命时的武装起义就是新军首先发难的。
①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４３８页。
② 朱蕴山：《记事诗词选》第６页。
③ 杨士道：《熊成基安庆起义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９９页。
革命目标是一致的，但组织是分散的，因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统一的革命活动。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许多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这年８月２０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同盟会有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即派遣干部到各地发展盟员，建立组织。同年秋，孙中山派吴春阳（炀谷，合肥人）到南京，建立长江流域同盟会，这时柏文蔚“首先率岳王会（南京分部）全体同志加入”，①但安庆岳王会分部仍然独立地活动了一个时期。
①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巡警学堂学生数十人在安庆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并没有与岳王会取得联系，岳王会的重要成员仍然潜伏在新军中，仅常恒芳因避株连离开了安庆。１４日光绪帝载湉去世，次日，慈禧太后也病故。消息传到安徽以后，岳王会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并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１９日，熊成基率新军马、炮两营士兵１０００余人起义，与官兵激战三昼夜，最后也失败了。熊成基逃往日本（后潜回东北谋刺清廷亲贵载洵，被捕杀），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３００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了同盟会。
在岳王会的全部活动中，有关陈独秀和芜湖岳王会总会的资料现在见到的实在是太少了。这大概是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四方漂泊（参见下节），致使总会的活动无形中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陈独秀的德才和气质也不善于在军界中进行活动，持枪率队冲锋陷阵尤非他之所长。因此根据笔者见到的有关资料，只能论定陈独秀是岳王会的产婆，但没有亲自哺育它发育成长。
然而综观１９０１年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到１９０５年建立岳王会为止，他的革命活动是以安庆和芜湖为主要基地而展开的。他发起的拒俄演说会被誉为“安徽革命的第一声”，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开风气，此后又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岳王会，因此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领导上，把陈独秀评定为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主要革命领袖该不会是溢美之词吧！
就是这样一位在一个省区享有革命盛名的人物，却始终不参加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同盟会，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同盟会员有“十六字”的纲领，当时所宣传和实行的都是以“排满”、“驱除鞑虏”相号召，而且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鼓动作用。但满族毕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对于这一点，陈独秀有较明确的认识。１９０４年９月２４日《安徽俗话报》载有他的《本国大略》一文，说“全国人种分为四族，一曰汉族，……一曰通古斯族，人数有五百万，从前住在满洲地方，现在的朝廷，就是此族。……”同年７月２７日在《亡国篇》一文中说：“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是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换朝不等于亡国，“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这一认识确比那些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开口称满族为“异族”，闭口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章太炎语），大肆宣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渲染兄弟民族之间的仇恨，高明一筹。陈独秀着眼于帝国主义、封建专制（包括文化思想的专制）与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强调满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陈独秀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之一。
其次，陈独秀早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就已经对革命阵营里的某些人士表示不满。在他和苏曼殊译、著的《惨社会》里借一位老者的口说：“莫学尚海〔上海〕的那班志士，有口无心……”“尚海那地方，有许多假志士。”①又据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对于当时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佩服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②这一说法虽不免偏颇，却反映了他对同盟会中某些人的言行是有意见的。后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陈独秀撰写了《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专门论述那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指出：“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当时革命之唯一的口号是‘排满’。”“当时党人信仰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囿于清虐政之直觉，以清倒则万事自好而加入革命的党人居最大多数，……”“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③这篇文章虽然是后来的认识，但对追述和分析他之所以不加入同盟会的原因，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① 《曼殊全集》（２）第２０１、２０４页。
②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
③ 《向导周报》第８６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８日。
陈独秀待人处事都有他的独立见解，他个性倔强、执拗，喜走极端。他不加入同盟会，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值得颂扬的，那时，同盟会毕竟是在全国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的一面革命“旗帜”。
◆高傲愤世 诗如其人
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①陈独秀被迫于１９０７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四月间，加入亚洲和亲会。
① 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五十年文献》（台湾省版）。
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两国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入会的除陈独秀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印度人有钵罗罕、保什、带君。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即出自章氏的手笔。它的“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会员义务，“当以互相扶持，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①亚洲和亲会的反帝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成员复杂，很少活动，成立了一年多就无形中解散了。
① 汤志钧：《关于亚洲和亲会》，《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１９８０年９月。
１９０９年兄长孟吉去世，陈独秀得悉后立即赴沈阳，扶棺回乡，料理兄长的丧事。
约在１９１０年２月间，陈独秀又来到了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大约就在这时，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结婚。他俩在杭州一直居住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
在杭州时，陈独秀结识了刘季平（刘三，江南著名文人）和沈士远、沈尹默（沈二）兄弟和马一浮等人。那时，刘三也在陆军小学堂教书，陈独秀认识他自然是很容易的，至于他怎样认识沈二的，那倒是件耐人寻味的趣事。沈尹默说：一天他和士远到刘三家饮酒，回家以后“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仲甫来访得见，因问沈尹默何许人也。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但转而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两人也从此“订交”。①陈独秀第一次到沈二家里，事先又没人介绍，见面后没说上两句话就给主人“当头一棒”，如此坦率挚诚地交友，实在是不多见的。
陈独秀、沈二、刘三，他们在杭州时“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②１９１０年《国粹学报》第六十八、六十九号发表的《说文引申义考》一文，就是他的初步研究的成果。
① 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② 《本事诗》，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艺林丛录》第五编，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
从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１年９月，这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的故乡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自熊成基起义失败后，政府当局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并广为株连，致使运动趋于低落。这期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也写了许多篇古体诗。他在写给苏曼殊的信里说：“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①他常以“香草美人”自况，有时径自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②“坎轲复踽踽，慷慨怀汨罗。”③王无生称赞陈独秀的诗“思想绝高，胎息亦厚”，“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④胡适说他“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其哭兄一言（指《述哀》——引者）是一种新的创造”。⑤陈独秀的诗作，是研究他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笔者对古诗素无研究，可现在也只得不顾谫陋，仅就见到的一些诗篇，略加介绍，以分析他的思想。
① 《与苏曼殊书》，《曼殊全集》（４）。
②③ 《述哀》（作于１９１０年），《甲寅杂志》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
④ 《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⑤ 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
陈独秀在游览华严瀑布（是日本著名的山水风景区）时作诗十四首，１９１１年２月１９日《民立报》刊载了其中的八首，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回首觅归途，夕阳满树红。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八）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这八首中的第一、二两首写景，描绘瀑布的磅礴气势。第四首，诗人以少女自况，仰观瀑布，深感纵有倾国倾城的姿色，也不及大自然景色的壮丽，心中郁郁寡欢，失意而不得志，暗喻过去从事的斗争都没有成功。第五首，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倾注于大自然，并同它对话。一座座耸立的山峰皱着眉头，湖水“流涕而横波”，那高悬千尺、“矫若天龙”的瀑布，像是流淌不尽的“百丈泪”。请问：你这是为什么啊？第六首，瀑布作了回答：“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这一回答表达了诗人心灵中的哀伤和怀念故友的深情。第七首，诗人进一层反映他那众醉独醒的孤寂心情。第八首，反映了诗人对大自然（喻指所追求的革命目标）的一片痴情，然而画形难，画声更无从着手了，而且一提起笔来，就不禁潸然泪下。陈独秀借华严瀑布抒发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这篇诗作渗透着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但并不悲观绝望。“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在孤寂苦闷之中，还在继续追索。
１９０９年上半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唱和作《本事诗》，一人十首，陈诗的格调也大致如上所述。如第三首：“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第四首：“丹顿裴伦〔拜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第五首写道：“慷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第十首中的“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①等诗句，都反映了诗人的铮铮铁骨与愤慨不平的情绪，既慷慨激越，又缠绵悱恻。
① 文芷：《曼殊上人诗册》， 见前引书。第四、五两首曾被认作是曼殊的诗，现据《诗册》曼殊手迹。
陈独秀在游山诗里所反映的追求革命的坚强意志，压服了寂寞忧伤的情绪。如：“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廓，犹自绝追攀。”“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不笑复不悲，雪上数人迹。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①他不甘寂寞，甘冒“炎威”而“追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诗人虽然在杭州闭户读书，但胸怀大志，念念不忘革命大业。他抱怨“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不禁有“忧伤”、“彷徨”之感。他回顾当初从日本留学回到故乡的情景：“归来夸邻里，朱楼列倚筵”（那时轰轰烈烈发动拒俄运动，主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此后又组织岳王会），而“今日横波目，昔特〔时〕流泪泉”（这些斗争都没有成功）。第十七首全文：“女娃为精卫，衔石填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诗人借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作自我砥砺。全诗结尾四句：“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世界虽阴暗，而我的心是贞洁明亮的，让强烈的阳光照射那阴暗潮湿的沼泽地，驱走黑暗，迎接光明的来临，诗人展望未来是满怀信心的。
① 《感怀二十首》（庚戌），载《丙辰》第三期，１９１７年５月。近由《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将全诗转载，王训昭同志笺释，对研究陈独秀的诗作，大有裨 益。 《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当陈独秀在回顾他的革命历程、怀念他的战友时写下了《存殁六绝句》。他讴歌赵伯先“仗剑远游五岭外”，吴樾胸怀炸弹，“碎身直蹈虎狼秦”，赞扬郑赞丞“一腔都是血”，熊子政“垂死爱谭兵”。①
对于陈独秀在１９０９年前后的诗作，王无生说：“日益精进，……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子昂］、阮嗣宗［籍］之遗。”②这一评论是相当精当的。陈独秀的诗有的流传很广，如《存殁六绝句》，章士钊在五十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恩来对《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③诗如其人，陈独秀的诗篇其基调是孤傲与忧时愤世，这反映了他的傲骨和对革命的一片痴情，而其中孤独和彷徨的情绪，则是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没有找到革命的依靠力量之前所共有的一种迷茫心情。陈独秀的诗作具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
陈独秀诗作手迹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到１９２１年他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有人问李大钊。李大钊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仲甫闻此言，亦不置辩。”④至于到了晚年，他又写作了许多旧体诗，那是另有原因，也另当别论了。
① ②③ ④ 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新湘评论》，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１２期。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９６页。 《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 《存殁六绝句》（写于１９１０年），《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９日。
◆任皖督秘书长 险遭枪决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推翻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到１１月下旬，全国有１４个省和最大城市上海宣布独立。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庄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杭州革命党人奋起响应，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学堂队长“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①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６日，浙江军政府成立。
①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七）；周亚 卫：《光复会见闻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皖抚朱家宝在袁世凯的持下也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革命党人反对朱家宝搞假独立，于１１日召开军、学各界代表会议，自行宣布独立，推同盟会会员王天培为都督，吴阳春为经略使。不数日，王被朱赶走，安徽一时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后吴阳春借江西黄焕章部赶走了朱家宝，但黄部军纪败坏，洗劫皖省藩库，抢掠典当。这年安徽恰遭水灾，许多州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天灾人祸把安徽的形势搞得一混乱。
１２月１２日，安徽临时议会开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２１日，孙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掌管文书和收发）回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就万事大吉。
在都督府里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①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陈独秀为安徽人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１９１２年初他同卢含章、李光炯等来到上海，“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救济安徽各州县灾民。安徽旅沪同乡会还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１４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②陈独秀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③后聘马其昶（通伯）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④直到１９１３年的上半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①②③ ④ 沈寂：《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陈独秀评论选编》（上）。 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 《民立报》，１９１２年２月５日。 沈寂：《访张啸岑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３、１４日。
陈独秀在安徽都督府任职期间（包括后来柏文蔚任都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这主要是因为这场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政体，但没有唤起广大的工农民众，也没有触动社会的经济制度。陈独秀的那些改革意见，不过是反映了他主观的良好愿望而已。
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以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错综复杂，安徽省也不例外。１９１２年６月间，陈独秀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同月下旬，柏文蔚返皖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惟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①
柏文蔚
柏文蔚任都督后，安徽的一些进步人士或开明士绅有的做了省议员，有的出任校长或局长。就在这时，汪孟邹由芜湖来到了安庆，他的朋友们跟他说你应该出来“做点事”，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但去宣城最好，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这些朋友们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眼对汪孟邹说：“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点忙，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②陈独秀预见到大局即将发生变化，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爿书店，这是很有眼光的。
①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２０页。又见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 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７月。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国务院总理赵秉钧的 批文，陈独秀的职务是总务处秘书（《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１９１３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是“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迫于形势，通电赞成共和，欺骗革命党人，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０日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国民党人宋教仁力主内阁制，以限制袁总统的权力。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事发后，孙中山当即决定兴兵讨袁。柏文蔚离皖赴沪，与孙中山共商大计，临行之前“委参谋长徐惟一代行军事，秘书陈仲行［甫］代行民事”。①因安徽省靠近北方，孙中山要柏文蔚在江西、广东两省宣布独立以后即举兵讨伐袁世凯。
袁世凯先发制人，在免去江西李烈钧和广东胡汉民两都督以后，于６月３０日免去柏文蔚，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这时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未上任之前即“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②７月中旬，陈独秀到达上海。
柏文蔚自任皖督，并于１７日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拟即枪决。”③他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④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⑤
①②③④⑤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７月８日。《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４月１３日。
袁世凯派倪嗣冲任皖督兼民政长。１０月２１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２０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他旋即逃往上海。军警抓不到陈独秀，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最后抓走了他的侄子永年，抄了他的家，抢走了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①这是陈独秀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抄家。当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第二次抄封了他的家。１９３８年，日本人占领安庆后，他家就彻底衰败了。
陈独秀逃到上海以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②陈独秀本想以写作卖文为生，“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③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写信给在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④１９１４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部书所换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那时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满怀信心，期待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革命一时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压迫就显得更加沉重与难熬。
①②③ ④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１卷２期，１９１４年６月独秀 山民：《〈双枰记〉叙》，《甲寅杂志》第１卷４期，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杂志》第１卷２期，１９１４年６月张君 等：《访问陈遐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４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奇文受诘问 民主第一
１９１３年，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日本后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①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不久，亡命东京的一些革命党人李根源、熊克武、邹鲁、章士钊等人都不愿意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８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傅斯年：《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２４号。
《甲寅杂志》是个政论性的刊物，１９１４年５月创刊于东京，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无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外，有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
《甲寅杂志》在东京出了四号，自第五号起，该刊的“印刷、发行两事”都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①《甲寅杂志》提倡共和、反对专制的政论文章曾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后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称赞它“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原理，且说理精辟”，②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个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
① ② 《新青年》第２卷２号，《通讯》。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２８、２９页。
《甲寅杂志》刊登了“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独秀”的名字即从此见诸于刊物。
这篇文章全文约四千余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①
① 以上引文见《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下凡引文未注出处者，也均见此文。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读者对以上的引文不会觉着太长而抱怨笔者占了较大的篇幅吧？要知道这是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不得不将陈独秀的观点逐个地作一简要的介绍。
陈文发表以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①可见文章引的反响是何等的强烈！
李大钊针对《爱国心与自觉心》专门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文章，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说“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②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
① ② 《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陈独秀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然而“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独秀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十年前陈独秀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说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独秀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独秀，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那时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尚处于发轫时期，他所作的一些粗浅的民主、科学的宣传都是着眼于救亡，是为救亡而服务的。现在民主主义成为他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他把民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判断一切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惟一准绳，即使对国家存亡的大事也毫不例外地用这一准绳去衡量并决定对它的态度。人民建立国家既然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利，那么当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民权反而残害民权时，这个国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陈独秀认为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这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主导思想。陈独秀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望这个政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①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②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大众的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② 《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１７、１９期，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７ 日。 《国民之薪胆》，《国耻纪念录》，１９１５年６月。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以《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就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漏”。①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些，其实不然。“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即己难也。”②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③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彻底。
① ②③《爱国储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第１卷３号。《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①但是，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民之力以左右之”。②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①② 《行政与政治》，《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如果说陈独秀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那么章士钊的迂腐的书生气便是直接的表现。这些意见自然是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但却无意中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的愤慨之言似乎是有意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二十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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