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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安徽安庆人。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辰时生。幼年丧父,随祖父习四书五经,中秀才。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双目炯炯有神。

  陈独秀出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步演变的年代。在他出生前的37年,即1842年,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接踵而来,接二连三地发动侵华战争,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战争中屡战屡败,不得不同侵略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陈独秀15岁那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又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结束。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中国不仅割地赔款,还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从此,帝国主义除以输出商品的方式进行经济侵略以外,还同时输出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开办各种企业,以榨取超额利润。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莫不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共同出发点。陈独秀也不例外,他的政治生涯也正是从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起点——爱国主义开始,逐级向前展开的。

  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就关心国家大事。甲午战争,一个大国被小国打败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至于是什么缘故,一个15岁的娃娃当然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他已经在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不受外国的欺辱。

  最初,陈独秀信奉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但为时不久,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血的惨痛教训清楚地表明清政府反对任何的政治改革。

  1900年,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屈服投降,从此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这使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一些改良派蜕化为保皇党,于是革命派应运而起。到1902年,陈独秀从改良派转变为革命派,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1901年至1904年,陈独秀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在他的故乡安庆和芜湖。他在安庆发起反对沙皇俄国侵占东北三省的演说大会;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启迪民智;协助进步人士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并进而组织秘密的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安徽地区的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之下蓬勃兴起,堪与革命活动最发达的湖南、广东两省相媲美。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有些志士悲观失望,陈独秀也不免有所苦闷与跋徨,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跋徨中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5年9月,陈独秀首先发难,他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新青年》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使他们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接受新思想、新学说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科学与民主的传播,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召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分赃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人民的刺激,所有这些因素到1919年5月汇合成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陈独秀。①

  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一向崇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陈独秀也就在这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他的转变自然带动了一些先进分子共同前进。到二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他同李大钊等开始创立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陈独秀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他的政治思想逐级飞跃,由改良派而革命派,然后上升到共产派,并连任五届中共中央书记。他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领导工作,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托派活动,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初,他蜕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此后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坐了5年的监牢,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获释出狱。这时,他反对托派的主张,并与托派脱离了组织关系,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终于未能投入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洪流。此后不久,他蛰居四川江津,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以度晚年。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漫长曲折。如果从中国近代史上寻找出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演变和阅历能够大致上反映中国民主革命的曲折复杂与艰难困苦的状况,那么,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擅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他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他虽然“不怕打,不怕杀”,但“最厌恶杀人”。他疾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①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他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象这样性格的人并不适宜于担任政治家的角色,但历史却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重要岗位。他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他创立过丰功伟业,也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1942年5月27日下午病逝于四川江津鹤山坪,享年63岁。

  陈独秀的一生功大于过,是一个很值得研究且富有魅力的历史人物。中国有句老话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死了,进了棺材,他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了,再也不会增添什么了,这时可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评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只有“盖棺”才可能“论定”。然而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历史上一些发生过重大影响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往往在“盖棺”很久很久之后,人们还是对他争论不休,各有各的“论定”的说法,而且“论定”之说又往往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变更。

  现在笔者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自不敢妄称什么“定论”之作了。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论文尚且如此,论人则需要“顾及”的方面就更多了,笔者深感力不从心,如果于无意之中写了些“说梦”的话,则挚诚地希望读者能做到象鲁迅先生所说的“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并且殷切地期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注:《实庵自传》。经汪孟邹推荐,由陶亢德向陈独秀约稿,写于1937年南京苏第一监狱。陈独秀原“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同年八月中旬,完成《自传》两章,不久获释出狱,先到武汉,后入川。陶亢德催稿,陈独秀复信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书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

  ……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月刊》第5期,1947年7月)后来,始终未能续写,《自传》两章写至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为止,发表于《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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