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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系列书籍

关于陈独秀

  【陈独秀】 (1879—1942)  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文学革命的先驱。文艺理论家、教授。1915年自日本回国后创办的《青年杂志》(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1917—1920年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复辟与尊孔》、《偶像破坏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讨论》等著名文章,在新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921年7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22年出版《独秀文存》,1924年出版《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5年出版《字义类例》。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叛徒刑13年,1937年8月被释放。同年出版《抗日战争之意义》、《实庵字说》。1938年出版《实庵自传》。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属安庆)人。1896年应科举考试,中秀才。次年入浙江求是书院攻读法文和造船专业,因发表反清文章被通缉,避居安庆,后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进行宣传活动,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孙中山派吴肠谷到南京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岳王会会员全体加入。1912 年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猛烈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掀起的尊孔复古思潮,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初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次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中被北京政府通缉,离北京赴上海。 1920年9月在上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应陈炯明之请到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重新组建广州党组织。中共“一大”至“五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总书记。1922年与李大钊等率先加入国民党,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被孙指派为国民党“一大”代表,未出席。1926年在“中山舰事件”后,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受到共产国际严厉批评。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改选中央领导机构临时政治局时落选。次年拒绝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与彭述之等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1931年5月又在上海成立“中共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任总书记。次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7年8月获释后赴武汉。次年移居四川江津。抗日战争期间多次发表文章及演讲,赞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 5月27日病逝。著有《独秀文存》等。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

  作者:历史研究所 任建树

  本书是关于陈独秀的一部传记,27万字,系统地叙述和评论了1927年前他的生平事业、思想和功过是非。

  陈独秀,性格刚烈,襟怀坦诚,具有反抗精神。青年时期厌恶八股文,鄙视科举制度。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1897年,成为康党。1901年,东渡留学日本,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思想,不久转变为革命派。 1903年,在安庆发动拒俄运动,召开安徽有史以来第一次群众大会——爱国演说会,号召反抗沙皇俄国侵占东北。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的压迫。1905年,创立反清军事团体岳王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无论在政治思想或组织领导方面,都是安徽地区的革命领袖。

  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将民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标志着他成为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认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于是在次年9月创办《新青年》,高举科学民主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彻底地批判影响中国人最广泛最深入的三纲教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奴隶道德;倡导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当时大批知识青年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也无形中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

  1917年,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全国最高学府北大为基地,联络了一批文化精英,形成强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陈独秀协助校长蔡元培整顿、改革北大,使其成为民主科学的园地。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通过《每周评论》鼓舞群众和指导运动,他发出“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号召。当许多青年学生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以后,他及时发表文章,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继而又撰写和散发反抗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教导人民不要依靠法律,法律是强权的护符;不要依赖议员,他们是欺骗者。要“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毛泽东曾两次称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在五四时期,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标志是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陈独秀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当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原有的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了分化,这时团结在他周围的有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初步共产觉悟的青年,他们根据当时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立即付诸实践。陈独秀的宣传对象从青年知识分子转向了工人群众;从强调伦理道德觉悟发展到强调阶级觉悟。他们筹办了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传剩余价值学说,宣传工人的历史使命,批判招牌工会,反对资本家的御用工会。筹办《共产党》月刊,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等等。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于1920年上半年在上海成立中共发起组,陈独秀任书记。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推举他任中共中央书记。此后至1927年7月,曾连续荣任五届中央书记。

  从中共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七年间风云激荡,革命斗争既激烈又复杂。中共中央所制定和实施的方针政策,各项革命工作的进行,以及对形形色色的新老敌人的斗争,其中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莫不与身为中央书记的陈独秀有着密切关系。

  建党初期,中央以主要力量投入工人工作,到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兴起了第一次高潮。这年中共“二大”通过了由陈独秀起草的大会《宣言》,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会后,执行了由共产国际决定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使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先生将国民党改组为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成的统一战线组织。但国民党里的老右派自始即反对中共党员的加入。1924年上半年,他们公然叫嚷要共产党员退出。陈独秀及时发表《我们的回答》一文,回击右派。“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或违背党纲的人”。

  国共两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趋向高涨。1925年五卅运动波及全国大小城市,这场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陈独秀。随着革命运动猛烈开展,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和复杂。除了一向反共的老右派,又出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当时称中派),他们是手握重兵、身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位的两面派,既“反对”右派,又削弱共产党的势力;既排挤、限制共产党,又利用共产党。面对新右派的攻击,陈独秀不是主动地反击,而反复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均遭共产国际所否决,并继续以大量的金钱、枪械、炮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陈独秀既不能退出,又没进行有力的反击,而是姑息、妥协、退让,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

  二十年代中国的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仅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还不懂得二十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例如这场革命的发展前途,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实现与革命领导权问题等等,因此他分辨不清这场新式的民主革命与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区别,而且还不时地以旧式民主革命的眼光去看待新式的民主革命,因此他无形之中放弃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陈独秀所犯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所执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的错误之严重程度并不亚于前者。综观陈独秀的一生,功大于过是勿庸置疑的。

  本书获上海社会科学院著作奖(1988-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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