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被阻挡在门外——就这样，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到家。时间是晚上的十点。
按照闽南的风俗习惯，里里外外的亲戚第一时间排着队前来探望，每个人拎着他们自认为对父亲有好处的营养品，说着觉得能帮到父亲的话——有的人和他一起回忆当年混江湖的彪炳战绩，有的人再次向他感谢某次落难父亲如何帮忙，几个女亲戚一进房门抱着父亲就哭。
他倒是超然，对着安慰的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那些吹牛臭屁的人争执谁当时的功劳大，对抱着哭的人则着急地骂：“这不回来了，小问题，哭什么？”
然而他的舌头瘫了一半，很多人听来，他只是激动地说些笨重的音符，然后看着他笑开那嘴被烟涂黑的牙，大家跟着笑了。
看上去不错的开始。
折腾到一点多，人潮终于散去，父亲这才露出真实、窘迫的样子。母亲和我费力地抬他去上厕所，两个人如同扛巨大的家具进房门一样，腾挪不及，气喘吁吁。
母亲中间两次停下来，笑着说，你看他这段时间在医院如何享的清福，竟然重了许多。而我心里想的则是，每天需要上多少次厕所，每次都需要这么折腾。我开始掂量着，即将到来的生活是什么。
好不容易把父亲折腾回床，似乎到了不得不聊天的时间，气氛却愈加紧绷。
在父亲到泉州、福州住院的这三个月，除了假期的探望，我已经好久没见父亲。当他被堂哥们扛着从车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不出的陌生：手术的需要，头发被剪短了，身体像被放掉气的气球，均匀地干瘪下去——说不出哪里瘦了，但就感觉，他被疾病剃掉了整整一圈。
从他回来，到他开始“接待”访客的那两个小时，我一直看着这个近乎陌生的父亲：他的背似乎被压弯了，瘫痪的左半舌头让他说话含混笨拙，没说几句话就喘。我开始搜索记忆中的那个父亲，那个讲话很大声，动不动脏话满口，在亲戚面前要摆一副江湖大佬样子的父亲，却一直找不到。
是他先开的口，嘴里混浊的一声——“你好吧？”
我点点头。
他先笑了：“没事，过一个月就可以像从前那样了。”
我点点头，张了张口，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心里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摩托车这么久没开，还在吧。等我好了，再给你买一辆，我载着你母亲，你带你姐姐，我们一起沿着海边兜风去。”
那是我们全家唯一一次的集体出游。父亲还想回到过去，回到他还是家庭顶梁柱的那个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就摔倒了。
当时母亲去买菜，我听到沉闷的一声，跳下床，赶到他房间时，他正倒在地上，手足无措得像个小孩。见到我，着急解释，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以前的那个人，早上想马上坐直身，起床，一不小心，偏瘫的左侧身体跟不上动作。整个人就这样被自己摔在地上。说着说着，我看见憋不住的泪珠就在他眼眶里打转。
他不习惯自己的身体，我不习惯看他哭。我别过头假装没看见他的狼狈，死命去拖他。当时一百斤左右的我，怎么用力也拖不起一百六十多斤的他。他也死命地出力，想帮自己的儿子一把，终于还是失败。
他和我同时真切地感受到，疾病在他身上堆积的重量。他笑着说：“我太胖了，几个月不动就胖了，你别着急，我慢慢来适应。”
他小心地支起右腿，然后摸索着该有的平衡，用力一站，整个人是立起来了，却像倒塌的房屋一样，直直往右边倾倒。
我恐慌地冲上前，扛住他的右身，但他的体重获胜了，他和我再次摔倒在地上。
这对气喘吁吁的父子俩瘫坐在地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是父亲挣扎着调动脸上的肌肉对我笑，但爬到他脸上的滋味太多了，那个笑，终于扭曲成一个我描述不出的表情。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假装没看见，仓皇地逃回家里。
姐姐做饭慢了点，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她一看到我回家，把我拉到一旁，嘟着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
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
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
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
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
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
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
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
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
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
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
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
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
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
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
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
有次进门，看到母亲恐慌地躲回家里。她惶恐不安地和我说，刚有个男的开着小汽车来加油，一下车就问你父亲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他嘿嘿笑了一声，说他以前曾混在你父亲底下的小帮派，时移世易，人生难料，他指着自己的车，说，你看，一个这样，一个那样。
母亲气急了，把油桶往地上一扔，说，这油不加了。
那男的也被激怒了，大声凶，我是帮你们，还这么不知好歹。
气急的母亲，从路旁拾起一块石头，想都没想就往那车上扔。哐当，石头在车上砸出了一条痕。那男人气急败坏地追上来，母亲转身就跑，跑到一个地方，泪已经糊了脸，拿起另一块石头，追回去，往那男人一扔，竟然扔到那男人的头上，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来。
母亲听到身后是一片喧哗声，但她怕极了，往家里死命跑，到了家里，关上铁门、木门，又跑进卧室关上房门，自己一个人呜呜地哭。直到我回到了家。
“我当时气急了。”她不断解释，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我知道，其实她不是气，或者不仅仅是气，那男人的每句话，都刺痛了她的内心。
最后，是我陪着母亲在晚上去看那好一会儿没有人管的加油站。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被砸了？油被抢了？甚至，被烧了？其实我们也知道，无论哪种结果，对这个脆弱的家庭肯定都很难承受。
像是电视里的中奖节目，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最终要开奖前的那种表情。母亲一路上边捂着自己的眼睛，边往店里走。
油桶没乱，油没丢，甚至桌椅都被整齐摆好。桌子上放了一张一百块，和一个空的小油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