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展告诉我说要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
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
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候，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
“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这样询问的口气。
“是我，我来找文展。”
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即使这样的面目全非，还是可以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一个表情，找寻到，那个文展。那个文展或许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体里的。
文展最终帮我做了决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拥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的房间还是没打开窗户，即使白天，也把电灯亮着。钨丝灯有些发黄，让我目光所见，似乎都有种老照片的错觉。
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