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旁不说话，我知道这个阿小生病了，他从香港阿小那传染了“香港病”。我几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说话的腔调、梳着的发型都很香港阿小。连笑的时候嘴角微微的上撇，都模仿得那么入微。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你让他别和香港阿小玩。”
乌惜愣了，她一向还挺骄傲香港阿小看得起自己家的孩子。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乱说话。”
但总之这话还是传出去了。后来路上碰到两个阿小，一个对我冷漠地转过身假装没看见，一个示意着要和我打架。想打我的，是老家的阿小。
不过，拖鞋军团的人总在我身旁，大家也相安无事。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和两个阿小也彻底断了往来。
然后断断续续听到消息：老家的阿小又打人了，老家阿小被学校警告处分了，被留校察看了，后来，老家的阿小退学了。
然后再后来，听说香港的阿小一个星期后要去香港了。
阿月姨来我家了，手上带着一只木头拼成的恐龙，和一个任天堂游戏机——这是香港阿小最喜欢的两个玩具，现在，他想全部送给我。
阿月姨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小孩子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最喜欢你这个朋友，有空去找他玩玩。”
香港阿小显然对我的到访早有准备，估计都是演练过无数次的动作，所以表现一直得体并保持着骄傲感。
他一手勾住我的肩，像电影里那种兄弟一样把我拉进他房里，坐在床上，掏出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是地址。
“地址我只给你，有空给我写信。”他扬了扬眉毛。
我倒是笨拙，傻傻地补了句：“寄到香港要寄航空信，很贵吧。”
他笑开了，“咱们好朋友你在乎这点钱，以后你到香港来，我一次性给你报销。”
然后我把我准备的礼物递过去给他，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物理参考书，厚厚一本，50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贵，是我攒了半年才买到的。
“阿月姨给我看过你的物理，太烂了，做做里面的习题吧。”
“这么烂的礼物啊。”他又恢复到傲慢的恶毒了。
他走的那个下午是星期六，我刚好去市里参加一个比赛。听说他来我家敲门，不断喊我名字，却没找到我。
依然和来的时候一样，是一辆高级的小汽车来接他的，小镇的大人和小孩围成一圈，目送着这个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离开，依然只有兴奋地指指点点。
那晚回家，小镇里的孩子兴奋地说，我太有面子了。但我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一个人悄悄走到阿月姨家，在他住的房间窗口，往里看了看，一切黑糊糊的。
我转过头，看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小孩在哭，我知道，那是剩下的这个阿小。听说，他没去送香港阿小。
香港阿小就像被接走的外星人，理性的我早判定，他和我是两个时空的人，此前发生的事情，就当一场梦了。不多久，我又当回我的赤脚大仙。而整个小镇也似乎迅速遗忘这么一个本来也不大起眼的小孩，依旧吵吵嚷嚷、热热闹闹。
只有一个人，提醒着香港阿小的存在——我家前面那个阿小。
没有香港阿小带他去理发店剪那样的发型，他坚持自己试图用剪刀剪出那样的形状；没有阿小陪他去开发区展现英雄气概，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去逼迫路过的外来打工仔扮狗叫，然后几次邀约各种人去观摩，都遭到拒绝。
没去读书，这个阿小的命运只能有一条：当渔民。他是挣扎了几次，甚至和父亲大打出手，离家出走。失踪了一个多月，饿得瘦骨嶙嶙的阿小回来了。他答应当渔民了。他的条件是：必须给他买一辆摩托车。为了儿子走回正途，他父母商量了半天，终于同意了。
打渔要赶早潮，每天早上五六点，我就听到那摩托车帅气地呼呼地催引擎，发出的声音，炫耀地在小巷里扩散开。他每天就这样载着父亲，先去下海布网。他大哥和二哥，则踩着那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跟在后头。
下午三四点他们就打渔结束回来了。海土、海风和直直炙烤着他们的太阳，让他越来越黝黑。每次把满装海鲜的箩筐往家里一放，他的油门一催，就呼啸着玩耍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后来很多人常告诉我，看到阿小，沿着海岸线边的公路，以超过时速一百的速度疯一样地呼啸而过，嘴里喊着亢奋的声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长头发，每次他开摩托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总在想，他是在努力成为香港阿小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我从没想过，会收到香港阿小的来信。那已经是他离开小镇的第三年，我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时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写着，某某中学，然后我的名字收。还好学校负责的收发阿姨，仔细地核了全校五千多个学生，才找到了我。当然，也可能是来自香港的邮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还是那么差，扭扭捏捏，但已经换成繁体字了：
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
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象，在那个都是白衬衫、白牙齿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后说乡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难过。
拿着信，我去敲了乌惜家的门。这个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当时流行的一部香港电视剧里，主人公总在弹吉他，许多潮流男女都在学。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给他看。
他愣住了，没接过去。
“他给你写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没给他写信。
这个阿小抢过信，往旁边的炉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这么被烧了。
我才觉得，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
我知道，从此这两个阿小都和我离得更远了：一个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责骂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个从此会因为觉得自己受伤而更加疏远我。
高三的后半学期，整个学校像传销公司。
老师整天说，别想着玩，想想未来住在大城市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那里才好玩。他们偶尔还会举例：某某同学，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然后，他就住在北京了……
口气笃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都没怀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整个高三的年段，也像是准备离开小镇的预备营地，许多人开始寄宿在学校，全心投入一种冥想状态。仿佛学校就是一艘太空船，开往一个更开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员，全身投入这种冲刺中。直到高考最后一刻结束，回到家，母亲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
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
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
“这样啊。”我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桥，像自言自语一样：“我来香港第三年，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本来还有希望，结果哥哥怕被拖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继续给父亲医病。有一天，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我现在要挣口饭吃，还要从这经过。”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接着自言自语：“城市很恶心的，我爸一病，什么朋友都没有了。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只有我和母亲。”
“呵呵。”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
我张了张口，尝试说点什么。他显然感觉到了。
“我没事的，其实可搞了，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是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他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着的脸，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
车依然在开，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快速滑过，一明一灭，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精心穿着，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演起维修工、洗碗工、电器行销售、美发店小弟……时间一到，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而这城市，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最美的天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转过头去，拉开车窗，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家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