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