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①，一月二十日。
……而且十分高兴。谢天谢地：越荒僻，越好。我是不能看见人们的，而在此地，我是什么样的人们也看不到的，除了见见病人与农民。但他们可是丝毫也不会触动我的伤口的吧？不过，被安排到地方自治局所辖的各个地段的其他人，不会比我这个地段更糟糕的。我这一期全体毕业生，身为免征兵役者（一九一六年那一期毕业生则是二期民兵后备役士兵），均被安置在各个地方自治局。不过，对此谁也不感兴趣。友人当中我只打听到伊万诺夫与博姆加德的情况，伊万诺夫选择了阿尔汉格尔省（这是个人口味问题），博姆加德呢，诚如一位女医士所言，他守在一个跟我这个地段相类似的偏僻地段，在同我相隔三个县的戈列洛沃。我曾想给他写信的，但又打消了这念头。我不愿看见也不愿听见人们。
①毫无疑问，该是1917年——博姆加德医生注
一月二十一日。
暴风雪。什么事也没有。
一月二十五日。
多么灿烂的落日景观。米格列宾——内含antiPyrinaCoffeinauaccitric①。
粉末每次一千毫克……难道每次可以服用一千毫克？……可以的。
①拉丁文：氨基比林、咖啡因和拘橼酸。
二月三日。
今天收到上周的报纸。还没有去翻阅，可是心里总是惦记着剧讯栏。上周演的是《阿伊达》①。也就是说，她走上高处放声吟唱：“我心爱的朋友，请到我这儿来……”——
①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于1870年创作的一部歌剧。
她那嗓子着实不凡，说来也怪，一个黑心眼的女子竟拥有一副清澈而洪亮的嗓子哩……
（此处中断了，撕去了二三页）
……当然，这不光彩，波利亚科夫医生。而且这简直跟中学生一般——用大街上流行的那类下流话粗鲁地臭骂一个女子，就因为她出走了！她不愿过下去——就出走了。这就了结啦。一切实际上是多么简单哟。一个唱歌剧的女歌手与一个年轻的医生意气相投，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就出走了。
杀死她吗？去杀？哎呀，这一切是多么愚蠢，无聊，没救了！
我不愿琢磨，我不愿……
二月十一日。
没完没了的暴风雪……将我卷走得啦！一晚上一晚上我都是孤单一人，孤单一人。独伴孤灯。白天里，我倒还可见到人们的。但我是在机械般地工作着。我习惯于工作了。它并不像先前我认为的那么可怕。其实，战地医院已让我受益匪浅。我来到这里时毕竟还不是一无所知而无从下手。
今儿我头一回做了个体内回转手术。
就这样，三个人在这里被埋在雪下了：我，安娜-基里洛夫娜——女医士兼助产士，还有一个男医士。这男医士已经结婚了。他们（医士们）都住在厢房里，而我是单住。
二月十五日。
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我就要躺下睡觉了，突然间，我的胃部疼起来。可厉害啦！我的额头上都沁出了冷汗。我们这医学毕竟还是——一门疑点甚多的科学。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胃部或肠部的疾病（譬如，阑尾炎），一个人的肝脏与肾脏均十分完好，一个人的肠功能完全正常。可是，他何以会在夜间闹起了这么厉害的疼痛，疼得他直在床上翻滚呢？
我呻吟着，很吃劲地挣扎到厨房里，厨娘同她的丈夫弗拉斯在这里过夜。我便打发这弗拉斯去找安娜-基里洛夫娜。夜里，这一位来到我这里，不得已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她说，我的脸整个儿都发青了，什么缘故呢？
我不喜欢我们那位男医士。他性情孤僻。安娜-基里洛夫娜却是个很惹人爱、成熟而有见识的人。让我惊奇的是，一个还并不老的女人怎么能绝对孤身一人地守在这白雪堆成的坟墓里呢。她的丈夫被德国人俘虏去了。
我不能不赞扬那个率先从罂粟花茎中提炼出吗啡的第一个人。人类真正的恩人。注射之后过了七分钟，疼痛便终止了。真有意思：疼痛就像一股狂浪似的涌动，没有任何间歇，弄得我真的喘不过气来了，就像是有人把那烧红的钢钎插进我的肚子里搅来搅去似的。注射之后大约过了四分钟，我便开始分辨这疼痛的波形。
要是医生有机会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许多药品，那该有多好。他对那些药品的疗效就会有完全异样的了解。注射之后，便沉沉而甜美地睡去，——这可是最近这几个月以来的头一回哩，——没有去惦记我那个女人，那个欺骗了我的女人。
二月十六日。
今天，安娜-基里洛夫娜在接诊时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她还说，这么长时间第一回看到我不是愁眉苦脸的——
难道我总是愁眉苦脸的？——
还很厉害哩，——她肯定地回答道，接着又补了一句：她真惊讶，我这人总是沉默寡言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但这可是谎言。在我的家庭悲剧发生之前，我可是个十分乐观而愉快的人哩。
黄昏早早地降临了。我孤身一人呆在寓所里。晚上，那疼痛又来劲了，但不剧烈，就像是昨日疼痛的余波，那痛点，就在胸骨后面的什么地方。我担心昨日那样的大发作卷土重来，便亲自往自个儿大腿上注射了十毫克。
那疼痛几乎当即就中止了。好在安娜-基里洛夫娜还留下了这一小瓶。
二月十八日
注射四针也不可怕。
二月二十五日。
这位安娜-基里洛夫娜真是个怪人！就好像我并不是医生似的，还特地标明一又二分之一注射器的morph①。没错的。
①拉丁文：吗啡。
三月一日。
波利亚科夫医生，您可要当心-！
无稽之谈。
黄昏。
我这可是已经有半个月一回也没再惦记过那个把我给骗了的女人了。她那阿姆涅丽丝独唱声部的旋律不再缠我了。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可是个男子汉。
安娜-基成了我非正式的妻子啦。也不可能不这样。我们被国在这荒岛上。
雪变样儿了，变得好像是更灰暗了一些。刺骨的严寒已然过去，可是暴风雪还时不时地骤然刮起……
头一分钟：那是一种轻轻触摸脖颈的感觉。这种触摸，渐渐变成暖融融的，并且漫射延展开来。第二分钟里，心口下面陡然间有一股寒流涌过，紧随其后而来的，便是思绪异常明澈，工作能力的大爆发。所有不愉快的感觉全然中止而消逝。这是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得以发挥的极点与峰巅。倘若我这人不曾受到医学教育的损害，那我一准就要说，一个人是只有在注射吗啡之后方能正常地工作的。真的，要是小小的神经痛就能把一个人从马鞍上给打下来，那么这人又还有什么作为呢！
安娜-基害怕了。我说，我这人自幼以来就是以具有极强的意志力而出众的，我这是在安慰她。
三月二日。
有传闻，说的是发生了什么一个特大事件。仿佛就是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了。
我早早地就躺下就寝了。九点左右，我也睡得很甜。
三月十日。
那边正在闹革命。白天变长了些，而黄昏则仿佛是淡淡地披上了一层浅蓝色。
拂晓时分我还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可是双重梦。
况且，其中的那个主梦，我倒想说成是玲珑透剔的。它是透明的哩。
那是这样的，——我看见一盏亮得令人发怵的灯，一条由星星点点的灯火组成的彩带从这灯里喷射出来。阿姆涅丽丝在吟唱着，一边轻轻地摇动那根绿色羽毛。乐队呢，绝非尘世所有，音响异常丰满。不过，对此情此景我是无法形诸词语的。总而言之，在正常的梦中音乐乃是无声的……（在正常的梦当中？什么样的梦才算比较正常呢，这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这是在开玩笑……）它是无声的，而在我的梦中它可是宛如那仙乐一般而可以听见的。主要的是，我可以随心所欲而去使这音乐得到加强或减弱的。记得，（战争与和平）中就描写过：别佳-罗斯托夫在半睡半醒的朦胧中就体验过这种状态。列夫-托尔斯泰——真是卓越不凡的作家！
现在来说说那透明：是这样的，透过《阿依达》那一浪一浪地流溢开来的色彩，我那张从书房的门里才可以看见的书桌的桌边，那盏灯，那锃亮锃亮的地板，全都栩栩如生清晰可见，而透过大剧院乐队的声浪，一阵令人愉快地踏动着的、犹如那低沉的响板在叩击着的、轻盈的脚步声，也端然可以听见。
这就是说，——八点钟了，——这是安娜-基，她这是上我这儿来，来唤醒我，并向我通报急诊室里的情况。
她料想不到，没必要来唤醒我的，我什么都听得见，我能同她交谈哩。
这种体验，我昨日就领略了一回。
安娜：——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
我：——我听见了……（小声对音乐说——“再响一点儿”）。
音乐——强大的和弦。
升D调……
安娜：——已有二十人挂号。
阿姆涅丽丝（在吟唱）。
不过，这是无法形诸书面的。
这些梦是否有害？噢，不会的，做过这些梦之后，我起床时便是浑身有劲，精神振奋，我工作也顺手了，我甚至都有了兴趣，而这先前是没有过的。无怪乎，我的所有思绪曾经全都集中到我昔日的妻子身上去了呢。
而现如今呢，我心情平静。
我心情平静。
三月十九日。
夜里，我跟安娜-基吵了一架——
我可再也不去配制那溶液了。
我便劝她：——
蠢话，安努霞，难道我是个小孩子，是不是？——
我不会去配的，您会毁了的——
喏，那就随您的便吧。您可要明白，我胸口疼呀！——
您该去治疗的——
在哪儿治？——
您该离开这儿而休假去。吗啡治不了什么病。（后来，她想了想，又补充道。）——我当时真不该给您配制了第二瓶，为此，我不能饶恕自己——
难道说我成了瘾君子，是不是？——
没错，您这就要成为瘾君子了——
这么说来，您是不去配-？——
不去。
就在这会儿，我发现自己身上竟然还有那种令人不快的本事——发狠，主要的是，在我自个儿不对的时候还去叱责别人。
不过，这事并不是马上就发生的。我上卧室去了。我看了看，那瓶子底部还有那么一丁点儿在晃荡，我把它吸入注射器，——原来只有四分之一针管。我将这针管用力一掷，差一点就将它摔碎，我自个儿也哆嗦起来。我小心翼翼将它拾起，仔细端详了一番，——一点儿裂缝也没有哩。我在卧室里呆坐了大约二十分钟。我走出来，——她不见了。
她走了。
您瞧，——我憋不住了，找她去了。我朝她那厢房亮着灯的窗户敲了敲。她出来了，裹着头巾，来到那小门廊上。夜，静悄悄，静悄悄。雪，疏松而酥脆。远处的天际，荡漾着春日的气息——
安娜-基里洛夫娜，劳驾，请把药房的钥匙给我。
她悄声说了一句：——
我不给——
同志，劳驾，请您把药房的钥匙给我。我这是以医生的身份在跟您说话哩。
在夜幕中，我看出她的脸色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而眼窝凹陷下去了，深深地凹陷下去，黑洞洞的。她用那样一种嗓音回答我，弄得我心里不禁涌出一缕怜惜。
但那股凶狠劲立时又袭上我心头。
她说：——
您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话呢？唉，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我——真可怜您。
这时，她松开了一直拽着头巾的两只手。于是，我看见钥匙就在她手里。这就是说，她出来见我时就拿起了钥匙。
我（粗鲁地）：——
把钥匙给我！
说着，就从她手里将钥匙一把夺了过来。
我穿过那朽旧的、颤颤悠悠的小桥，向着那泛着白色的医院院部走去。
我心头怒不可遏，这首先是由于，对于配制皮下注射用的吗啡溶液，我竟全然不懂，一无所知。我是个医生呀，而不是女医士！
我边走边哆嗦。
我还听见，她就像一条忠实的狗，尾随在我身后。一股柔情在我心坎里油然而生，可我将它抑制住了。我转过身来，凶相毕露地说：——
您配不配？
她就像是注定没救了，挥了挥手，那意思仿佛是在说“反正也无所谓了”，然后，她轻声答道：——
那好，我配吧。
……一小时之后，我恢复了常态。当然，我请求她原谅我那毫无来由的粗鲁。我自个儿也闹不清，我怎么会那样。先前，我可是一个讲究礼貌的人哩。
她对我这道歉所作出的反应是很怪的。她一下子双膝跪地，依偎着我的手臂而说道：——
我不生您的气。不会的。我现在已经清楚，您这人是完了。我可清楚了。我要诅咒我自己，就因为当时给您注射了那一针。
我尽力安慰她，要她相信，她与这事毫无干系，我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向她许诺，从明天起我就开始认认真真地戒除，其措施是逐渐减少剂量——
您现在一针注射多少？（……）——
您还是别激动！
……说实话，我明白她为什么担心。确实，Morphiumhidrochoricum①可是一个极为可怕的玩意儿，很快就能使人上瘾的。然而，有这么一丁点儿的上瘾也还不能就算是吗啡中毒吧？
……老实话，这个女人可是惟一真正忠实于我的人。其实，她也应该成为我的妻子；那一位，我可是给忘了。我忘掉了，为这毕竟还应该感谢吗啡呢……
①拉丁文：盐酸吗啡。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这真是折磨。
四月九日
春天真可怕。
封在小瓶里的魔鬼。可卡因——封在小瓶里的魔鬼。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一针注射进去（……）时，几乎是刹那间就有那种镇静状态袭来；顷刻，这状态便转换为亢奋不已与怡然至乐。这状态只持续一两分钟。过后，一切便荡然消失，无影无踪，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接踵而至的是疼痛，恐惧，黑暗。春天在喧闹，一只只黑鸟在那些光秃秃的树枝间飞来飞去，远处的那片森林，则犹如那弯弯曲曲的、乌黑乌黑的鬓毛，直向天际绵延，森林后边呢，几乎席卷了天幕的四分之一而火热地燃烧着的，便是早春的第一抹晚霞。
我在我那套医生住所里，在那间孤零零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从门边到窗前斜穿着，走来走去。放在纱布上的注射器，就在那个小瓶旁边。这样的来回走动我又能坚持多久？十五分钟或是十六分钟——不会更久的。过后，我就得折回卧室去。我拿起这注射器，漫不经心地往针眼累累的大腿上涂抹上一些碘酒，随即便将针头刺进皮肤。一点也不疼的。啊，正相反呢，我预感着马上就要出现的那份欣快。瞧，它这就出现了。我之所以能领略到这份欣快，那是由于，那个为春天的到来而欣喜的守门人弗拉斯在门廊上拉出的手风琴声，那种既颤悠又嘎哑的手风琴声，穿过窗玻璃而沉甸甸地飞进我的耳朵里，渐渐地幻变成天使们的歌喉，而由那鼓鼓的皮风箱呜呜地拉出来的粗俗的低音，这会儿宛如那天国的合唱。但这只有那么一瞬间，过后，流入血管的可卡因，便依照任何一部药理学都不曾记载的那种神秘的规律而变异，变成某种新玩意儿。我清楚，这是恶魔与我的血液的混合物。只见门廊上的弗拉斯无精打采，我对他憎恨起来；而晚霞呢，却在令人心烦地喧闹着，隆隆作响，焚烧着我的五脏六腑。这状态一晚上接连出现好几回，直到我明白，我这是中毒了。心脏敲击出那样砰砰砰的声响来，以至于我觉得它就要跳到手上来，跳到太阳穴上来……而过后，它便直向深渊里跌落，常常有那么几秒钟的光景，那时我总会想，波利亚科夫医生可是再也活不成-……
四月十三日。
我——今年二月染上吗啡瘾而甚为不幸的一名医生，警告所有跟我一样而遭遇这同一份命运的人们，决不要去尝试用可卡因代替吗啡。可卡因——这可是最可憎而最阴险的毒药。昨天，安娜动用了樟脑才使我得以稍稍地轻松了些，可今儿呢，我——已是个动弹不得的半死人了。
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日。
我这很有些日子都没动笔写我的日记了，可有些遗憾哩。其实，这并不是日记，而是病历。显然，我这人对我在这世上推一的朋友（要是不算我那悲戚戚而时常泪涟涟的朋友安娜）已有了那种职业般的倾心。
总之，要是写病历，那就写上这个：我每一个昼夜两次给自己注射吗啡（……）
我先前的那些笔记，颇有几分歇斯底里。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东西的。这丝毫也没影响到我的工作能力。相反，整个白天里我都得依靠头一天夜里的注射。我能出色地把手术做下来，我能准确无误仔仔细细地开处方，我能以我这名医生的誓言来保证：我本人的吗啡瘾并没有给我那些病人造成什么损害。我，往后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但是，另一种情形却在折磨我。我总是觉得，有人会看破我这毛病。我在班上接诊时，难以承爱我那位助理医士朝我后背上投过来的那种阴沉而拷问的目光。
无稽之谈！他不会猜到的。没什么迹象出卖我的，瞳孔只能在晚间才能出卖我，而晚间我是从来也不与他碰面的。
我往县城里跑了一趟，补充了我们药房里骤然减少了的吗啡储备。但是即使在那里，我却不得不领受那令人不快的时刻。药库主任拿起我的申领清单，——在那张清单上，我颇有预见地填写了咖啡碱（而这东西我们那里可是多得是）一类其他各种各样并不值钱的小药，——就问：——
四十克吗啡？
我直觉得，我不敢举目正视人家，就像个小学生。我直觉得，我的脸发红了……——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量。我给十克。
确实，他那儿没这么多。可是，我觉得，他已识破我的隐秘了，他在用目光对我进行搜索，进行审视呢。于是，我诚惶诚恐，心神不安了。
不会的，瞳孔，只有瞳孔才是危险的，因而我要给自己立下一条准则：晚间不与人们碰面。其实，要守住这一条，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我这地段更为方便的了。瞧，我这已有半年多都没见到什么人了。除了我的那些病人。而他们则是根本就顾不上来管我的闲事的。
五月十八日。
令人憋气的夜。准会有一场大雷雨的。远处的那片森林后边，乌云密布，成团成团地鼓起来，翻腾着。瞧，那边打问了，那道光惨白惨白的，令人惊惶；顷刻，雷雨交加。
我眼前有一本书，这书上，就戒除吗啡这个话题写下这么一段文字：
“……极度的心神不宁，惊恐不安的忧郁怅惘的状态，易于受刺激，记忆力衰退，时不时地有幻觉，轻度的意识模糊……”
幻觉，我不曾体验过，可是就其他的表征而言，我倒能说出这么一句：“啊，多么平淡无味。多么官腔官调，多么空洞无物的描述！”
“忧郁怅惘的状态”！
不，已染上这种可怕疾病的我，要敬告医生们，好让他们对自己的那些病人更为怜悯一些，不是什么“忧郁怅惘的状态”，而是那姗姗而至的死神在支配着吗啡中毒者；惟有你们能将他的吗啡夺去一两个小时。空气是不能充饥的，无法大口大口地吞食空气而填饱肚皮……体内没有一个细胞不在渴求着……渴求什么呢？这难以界定，也难以说清。一句话，人是没有了。他被勾销了。在动弹在忧郁在痛苦的，乃是具尸体。他是什么也不希求，什么也不思索，而是一心系在吗啡上。吗啡！
与对吗啡的渴求相比，因渴望而死——乃是天堂般的、至上快乐的死。正因为这样，被活埋的人想必准是竭力捕捉棺材里残留的那稀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空气，而用指甲去拚命地撕裂胸口的皮肤。正因为这样，当最初的那些火舌袭向异教徒的双腿时，他准会在那火堆上呻吟起来，蠕动起来……
死亡——严酷而乏味的、姗姗而至的死亡……
这才是“忧郁怅惘的状态”这类学究般的字眼里所隐藏的意蕴。
我再也憋不住了。于是，就去拿起那注射器而马上给自己打了一针。缓了一口气，又缓了一口气。轻松些了。瞧……瞧……心日升起一股薄荷般的凉意……
（……）这可就够我捱到午夜时分了……
无稽之谈！这则笔记——纯属无稽之谈。并没有这么可怕的。早晚有一天，我总会戒掉的！……而现在呢，且睡觉去，且睡觉去。
我不过是以自己同吗啡这般愚蠢的较量而在折磨自己，弄垮自己的身体。
（笔记本里自此往后的二十来页被撕掉了。）……里亚。
……四点钟时出现了呕吐。长达三十分钟。
待我觉得轻松些，我再来把我这些可怕的印象记录下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就这样，从莫斯科的一家私人诊所（那个大夫的姓被小心翼翼地勾掉了）逃出来之后……我又回到了家中。倾盆大雨如幕如注，将我与世隔绝。且让它把我与世界隔开来吧。我不需要这世界，犹如这世界上谁也不需要我。枪战与政变那会儿，我还呆在诊所里哩。但是，还在莫斯科的街垒战尚未打响之前，要抛开这种治疗的念头在我心中就偷偷地孕生成熟了，真该感谢吗啡，是吗啡使我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任何枪林弹雨我都不觉得可怕了。再说，又还有什么能把一个一心只想着一件东西，——那个能让人神奇地领受至乐幸福的晶体——而别无所求的人给吓倒呢。当那位女医士被隆隆的炮声完全吓唬住了……
（此处有一页被撕去了）
……撕掉这一页，以便谁也不会读到对这件可耻的事情的记录：一个有学位证书的人竟偷偷地、怯生生地逃跑，还把发给他穿上的一套衣服也带走了。
要这套衣服有什么用处呢！
我带走了那身住院服。那会儿顾不上这个。第二天，打完那一针之后，我又有精神了，而返回N大夫那里。他以一副怜悯的样子迎接了我，可是从那份怜悯里还是透出一种鄙视。这可是徒劳。要知道，他——是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应当明白，我这人并不能时时管住自个儿。我有病。究竟为什么要鄙视我呢！我交还了那身住院服。
他说：——
谢谢，——又补上一句，——现在，您又打算去干点什么呢？
我说得很利落（这会儿我正处于那种欣快状态之中）：——
我决定返回我那个边远地区去，况且，我这休假也快到期了。我非常感激您的帮助，我的健康情况大有好转了。我将在我那儿继续治疗。
他这样回答我：——
您的身体状况丝毫也没有好转，我呀，说实话吧，我觉得您跟我说这些真好笑。只需看一眼您这一对瞳孔就够了。喏，您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我呀，教授，我不能一下子就戒除掉……特别是眼下，在所有这些事件一个接一个地不断发生这种时候……枪战可把我这人折磨得完全心神不宁……——
枪战结束了。有了新政权啦。您还是再躺下来养病吧。
此时，我回想起一切……阴森森的走廊……一个个均是空荡荡的，饰有油画的一道道墙壁……我在地上爬行着，活像那被打断了一条腿的狗……我在期盼着什么……什么呢？……是热水浴吗？……是那注射千分之五的吗啡的一小针呢。这种剂量，确实并不会使人致死的……而所有的忧郁依旧滞留在心头，像个重重的负荷横亘在那里……一个又一个空寂无聊的夜晚，那身住院服，我把它从身上给扯碎了，就是以此举来央求人家放我出去？……
不。不。既然发现了吗啡，从那神奇美妙的植物那些噼啪作响的枯干茎头中提炼出这个玩意儿，那么，也就该找出一种能对付它而没有痛苦的治疗办法来！我执拗地摇摇头。，一这时，他欠起身子，我便陡然惊恐地朝门那边扑过去。我觉得，他是有心要将我锁在门里，要强行将我留在诊所里……
教授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我可不是典狱官，——他开腔了，语气中不无愠怒，——我这儿也不是布特尔基精神病院。您且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吧。两周前，您还夸口说您这人完全正常哩，可是这……——他颇有表情地重复了一下我那惊恐的神态，——我并不强迫您留下来——
教授，请把我的治疗卡还给我吧。我恳求您——我这嗓门甚至都可怜巴巴地哆嗦了一下——
那好吧。
他转动钥匙喀嚓一声打开桌子，把我的治疗卡交还给我（卡上写着，我有义务承受那整个疗程为两个月的治疗，人家可以将我强行留在诊所里，等等，一句话归总，都是一些通常习见的规定）。
我用一只直哆嗦的手接过那张小纸片，将它收好。悄声说道：——
谢谢您了。
随后，我便站起身就要离去。我迈开了步子——
波利亚科夫医生！——这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握着门把手，扭过头来——你瞧，——他说起来，——您还是改变主意吧。您可要明白，您反正早晚还是要住进精神病诊所的，喏，那就有点晚啦……况且，您会是在那种要糟得多的状态中住进来的。我毕竟还是曾经把您当做一名医生的哩。而到那时，您将是在精神完全崩溃的状态中前来就医。您这人，亲爱的，其实，是不能行医的；看来，不向您的工作单位提个醒便是一种犯罪哟。
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清楚地觉得我脸上的血色顿时荡然消失了（尽管我这人脸上的血色本来就十分匮乏）——
我，——我以低沉的嗓门说道，——我恳求您哪，教授，可别向任何人透露……也好，那样我准会被解职的……人们准会说我是一个病人的……您出于什么动机要把我弄到这种地步呢？——
您走吧，——他懊恼地喊道，——您走吧。我什么也不说了。反正早晚会把您送回来的……
我离开了，一路上，疼痛与羞愧弄得我抽搐不止，这可是真情，我可以发誓的……为什么呢？……
非常简单。啊，我的朋友，我的忠实的日记。你倒是该不会出卖我吧？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套衣服，而是在于：我在诊所里偷了吗啡。三个立方厘米的晶体块，外加十毫克的浓度为百分之一的溶液。
我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个，而是还有别的东西。钥匙就插在药柜子的门锁上。喏，要是没有钥匙呢？我会不会把药柜撬开？啊？凭良心讲实话吧？
我会撬开的。
这么一来，波利亚科夫医生——就是小偷啦。这一页，我会来得及将它撕去的。
喏，在有关行医的事上，他毕竟是过火了。没错，我是一个堕落者。完全正确。道德个性在我这人身上开始崩溃了。但我能工作呀，我并不会给我那些病人当中的任何一位造成什么不幸或是什么损害的。
是呀，我为什么偷呢？非常简单。我认定，在打仗和由政变所招致的一片混乱的时期里，我是无从弄到吗啡的。可是，当一切消停下来的时候，我还是在城郊的一家药店里弄到了——（……）溶液——这种对我既没好处而又让我厌烦的东西。（……）我还不得不低三下四。药剂师要求有印章才行，用那阴沉而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在第二天里，我处于正常状态了，便没费任何周折就在另一家药店里得到了（……）——我给医院开了一个处方（当然，顺便开出了一些咖啡因和阿斯匹林）。可是，说到底，为什么我应当躲躲闪闪战战兢兢呢？我这人的脑门上果真写上了，我——乃吗啡中毒者？说到底，这又与谁有何相干呢？
再说，这崩溃是不是就甚为严重呢？且让我以这些笔记为证吧。笔记时断时续，可是，要知道我并不是一名作家！难道这些笔记里有什么疯狂的思想？在我看来，我的议论推断是十分健全的呢。
吗啡瘾者拥有一种独出的幸福，那可是谁也不可能从他那儿夺去的，——这便是那种在绝对孤寂之中打发生命的能力。而孤寂——这能孕生一些重大的、卓越的思想，这能产生那种静默的观照，那种超然的宁静，那种出众的智慧……
夜在流逝，黑沉沉，静悄悄。什么地方有片树叶都脱落了的林子，这林子后面是一条小溪，冷飕飕的，秋天。很远，很远才是那乱糟糟的、狂飚突进的莫斯科。我可是什么也顾不上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对哪儿也不神往。
燃烧吧，我这灯里的火焰，静悄悄地燃烧吧，经历过莫斯科的这些奇遇之后，我一心所想要的是休息，我有心将它们给忘却。
我便忘却了。
我忘却了。
十一月十八日。
霜冻。气候变得干燥了。我出了门，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小溪走去，因为最近我几乎从未呼吸到室外的空气。
个性崩溃——就让它崩溃去吧，但我仍然在试图阻止这崩溃。譬如说，今儿早晨我就没有注射。（……）我真可怜安娜。每一个新的百分比都是在要她的命呀。我可怜她。啊，多可怜的人！
是呀……是这样……你瞧……当我觉得难受时，我决定还是受一阵折磨得了（且让N教授来对我这模样欣赏一番吧），我拉开针头，走出家门，上小溪边去了。
多么荒漠而冷寂啊，没有声音，没有动静。黄昏尚未出现，但它已隐身在什么地方，这就要从沼泽地、杂草丛、树桩间浮游出来……这就要朝列夫科沃医院奔袭过来……我也在蹒跚而行，手中拄着拐棍（实说吧，近来我的身体已经很有几分衰弱了）。
走着走着。我突然看见，在那小溪边，顺着斜坡，一个满头黄发的小老太婆朝我疾飞而来，她那件色彩鲜艳形如钟罩的裙子下面，两条短小的腿脚并没摇动……起初，我没明白她这是怎么回事，甚至也没感到惊恐。小老太婆不过是小老太婆呗。奇怪的是——这小老太婆怎么在大冷天里没戴头巾，只穿一件短衫呢？……而紧接着又有一个疑问，这小老太婆来自何方？她是谁呢？我们在列夫科沃的接诊一结束，最后一批农家的雪橇便各奔东西，于是，方圆十俄里——便是一个人影也见不着的，有的只是一团又一团的薄雾，一块又一块的沼泽，一片又一片的森林！而随后，我的脊背上一下子就冒出冷汗来了——我明白了！这小老太婆并不是跑，而正是在飞，脚不着地地飘飞哩。好兆头吗？但并不是这情形迫使我喊叫起来，而是这小老太婆双手握着一把草叉。我何以这么惊恐呢？为什么？我跪下一条腿来，伸开双手捂住双眼，以免看见她；过后，我转过身来，一瘸一拐地往回跑，往家中奔，犹如奔往一个可以生还的得救之地，我什么欲望也没有了，只求我的心脏别进裂，只求尽快地跑进那温暖的寓所，只求见到活着的安娜……还有吗啡……
我跑回来了。
一派胡言。无根无据的幻觉。偶然涌现的幻觉。
十一月十九日。
呕吐。这真难受。
我同安娜二十一日夜间的谈话。
安娜：——医士是知道的。
我：——真的？无所谓了。没关系的。
安娜：——你要是不离开这儿上城里去，我就上吊去。你听见没有？你看看你这双手，你看看。
我：——它们是有点发抖。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工作。
安娜：——你看看——它们可是透明的了，只是皮包着骨……你看看你这张脸……你听我一句，谢廖沙，你离开吧，我恳求你，你离开吧……
我：——那你呢？
安娜：——你离开吧。你离开吧。你可就要完了。
我：——喏，这话言重了吧。不过，我自己确实也闹不明白，我的身体何以就垮得这么快？要知道我染病还不到一年哩。看来，我这人的体质本来就如此。
安娜（悲伤地）：——有什么能使你起死回生呢？也许，就是你那位叫阿姆涅丽丝的妻子？
我：——噢，不可能的。你放心吧。谢谢吗啡，是它使我摆脱了她。
安娜：——唉，你呀，天哪——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也只有在小说里才会有像这个安娜这样的人。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康复，我定要将我的命运与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但愿那一位别从德国归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很有些日子都没拿起笔记本来了。我裹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在等着我哩。博姆加德离开了戈列洛沃地段，我被派去接替他的位置。派到我这个地段的——是一位女医生。
安娜——在这里……她会上我那儿去的……
虽说相隔三十俄里。
截然决定了：从一月一日起我就请病假，为期一个月，上莫斯科去，找那位教授看病。我又得在那治疗卡上签字，然后在他的诊所里领受一个月的非人的折磨。
别了，列夫科沃。再见了，安娜。
一九一八年
一月。
我没有启程。我不能同我这晶体的可溶解的小神灵分手。
治疗时我准会完蛋的。
我的脑海中愈来愈频繁地涌现这么一个念头：我不需治疗的。
一月十五日。
早上呕吐。
黄昏时三针百分之四的溶液。
夜里三针百分之四的溶液。
一月十六日
白天里，有手术，因而很是抑制了一段时间——从夜里直到晚上六点。
黄昏时分——这可是最为可怕的时刻——在住所里，我都已经清晰地听见那单调乏味而又咄咄逼人的声音，这声音反复念叨着：——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
注射过后，一切顿时荡然消失。
一月十七日。
暴风雪——没有病人要接诊。抑制时，我在读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恐惧不已的印象。我这人是完了，没指望了。
抑制时，树叶的沙沙声都会令我心惊肉跳，我觉得人们一个个都是面目可憎；我害怕他们。欣快时呢，我则喜爱他们每一个人，但我更喜爱孤寂。
在这里，是需要小心谨慎的——这里，有一名男医士，两名女助产士。需要十分留意，才不致于暴露自己。我变得老练了，不会暴露自己的。谁也不会打听到，眼下我这儿就有吗啡储备。我亲自配制溶液，或者，预先就把配方寄给安娜。有一回，她曾（荒唐地）尝试用百分之二来替代百分之五。她亲自冒着严寒与暴风雪从列夫科沃把溶液送来了。
为这事我们俩在夜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说服了她，要她别这么干了。对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呢，我则宣称，我有病，我许久许久地琢磨，绞尽脑汁，一心要杜撰出什么样的一种病来。我声称，我患有腿风湿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我提醒他们说，我就要在二月里离开这里休假去，上莫斯科治病去。事情都很顺当。工作没有任何间断。在我闹起那种总要打嗝儿而抑制不住的呕吐的那几天里，我就避免去给病人做手术。因而，又不得不添上患有胃炎这一说。唉，一个人身上患有的病也太多太多啦！
这里的全体医护人员都很有怜悯心，一个个都主动催促我快休假去。
外表：瘦削，面无血色，苍白如蜡。
我洗了个盆浴，并在入裕时在医院的磅秤上称了称体重。去年，我体重四普特①，现在呢，是三普特十五俄磅。我朝指针看了一眼，不禁诚惶诚恐；过后，这份惶恐消失了——
①一普特约为16.38公斤。
两只臂膀的前部已布满那不断长出的脓疮，两条大腿上也有。我不会无菌配制溶液，此外，有那么两三回，我注射时用的是未经煮沸的注射器，启程之前太匆忙了。
这种操作是不许可的。
一月十八日。
有过这样一次幻觉：我期待着黑糊糊的窗口出现一些面色苍白的人们。这真让人受不了。只有一幅窗帘。我便在医院里拿了一块纱布给挂上了。借口呢，我就是想不出。
唉，真见鬼！说到底，我为什么就得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想出借口不可呢？这可的的确确是苦折磨，而不是生活了！
我是否在顺畅地表述我的思绪呢？在我看来，顺畅。
生活？真可笑！
一月十九日。
今儿在班上，接诊间歇时，我们在药房里休息、抽烟那会儿，那男医士一边捻药粉，一边讲述道（不知怎么的还带着笑声），一位女医士染上吗啡瘾，由于没有机会弄到吗啡，她便每次服用半小杯鸦片酊。在他讲述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那会儿，我真不知道该把我的目光藏到哪里才是。这种事情上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我直觉得他这人面目可憎。这里又有什么可笑之处呢？有什么呢？
我像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溜出了药房。
“您认为这种病有什么好笑之处吗？……”
但我还是忍住了，忍……
处在我这种境地就不应当那么特别自以为是地待人了。
唉，这个男医士。他也同那些精神病医生一样心肠冷酷，那些医生们可是帮不了病人什么、什么、什么忙的。
什么忙也帮不上。
前面的那几行，写于抑制之时，其中自有不少不公正的东西。
二月一日。
安娜来了。她面色蜡黄蜡黄的，病恹恹的。
是我把她给毁了。我毁的。没错，我的良心承荷着这莫大的罪孽。
我向她发了誓，二月中旬我一定离开。
我能不能履行这誓言呢？
没错，我能履行的。
这就意味着，我还能活下去。
二月三日。
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它覆盖着冰雪，无边无涯，就像是童年岁月里听说的童话里雪橇将之连同卡伊①一起给运走了的那座小山。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在这座小山上飞驰，我也清楚，下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哎呀，安娜，你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要是你爱我的话……——
①卡伊：安徒生童话《雪女王》中的小主人公。
二月十一日。
我决定就这么办。我去找博姆加德。为什么恰恰就是去找他呢？就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医生，就因为他年轻，而且还是大学同窗。他那人健康，强壮，可是性情柔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他的。兴许，他会找……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关切。他是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的。且让他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我可不能上他那儿去哟。我已经获准休假了。我得躺着。我不去医院上班了。
我可是诬蔑了那个男医士了。喏，人家笑笑……并没有什么的。他常来看望我。总是请我到班上去听诊听诊。给他指点指点。
我没答应。又找拒绝的借口？我可不愿杜撰什么借口了。
给博姆加德的那封短信已经寄出。
人们啊！有谁能帮帮我呢？
我悲怆地叹息起来。如果有谁读到这句话，他会以为——这是做作。不过，谁也不会读到的。
在给博姆加德写信之前，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海里尤其浮现出十一月的莫斯科的火车站，那时，我从莫斯科逃出。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我在厕所里注射偷来的吗啡……那真是活受罪。门口挤满了人，人声如钢铁般轰鸣，人家责骂我久久地占着地方，双手不住地颤抖，门钩也不住地在颤抖，眼瞅着，门马上就要敞开来……
就是从那会儿起始，我身上便生出一些疖子。
回想起这一切，我哭了一夜。
十二日夜。
又是一次哭泣。夜间的这份软弱这份下作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拂晓时分记于戈列洛沃
我满可以祝贺自己了：我已经是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有打针了！一连十四个小时呀！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天色已然蒙蒙发亮。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决定去行事。我并不需要博姆加德，也不需要任何人，拖延自己这条生命，哪怕再延长一分钟，也是可耻之举。延续这条生命吗——不，绝不能。药，就在我手边哩。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喏，得了，下手吧。我对谁也不欠下什么的。我毁掉的只是我自个儿，再有，就是安娜。我还能怎么办呢？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就像阿姆涅丽丝吟唱的那样。她的日子，当然，过得又单纯又轻松。
这本笔记留给博姆加德。一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拂晓时分，我在远方的一个小镇上，读完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的这些笔记。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是全文，没有经受任何改动。我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笔记是否可资借鉴，是否为人所需呢？
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
现在，在十个年头都过去之后的今天，——这些笔记所引发的那份怜悯与那份恐惧均已逝去。这很自然；但是在现如今，当波利亚科夫的躯体早已腐烂，对他这人的记忆也全然消失的时候，重读这些笔记之后，我依然对它们有兴趣。兴许，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我是敢斗胆断然肯定这一点的。安娜-基里洛夫娜于一九二二年在她工作的那个地段死于麻疹伤寒。阿姆涅丽丝——波利亚科夫的首任妻子——栖居国外。她不会回来的。
我能否将人家赠送给我的这些笔记发表出来呢？
我能。我能发表的。医生博姆加德。
一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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