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由于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就算是住处离得很远的朋友，仍然很容易见到面。但就算真的碰到面，我们也不见得把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总是在看手机有没有新信息、脸谱网有没有新动态，觉得一定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发生在别的地方。现代人类已经患上“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总在担心自己错过了什么；虽然手中的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选了之后又很难全心全意对待。7
除了嗅觉和注意力，人类也失去了做梦的能力。许多文化认为，人类在梦中的所见所为，重要性并不亚于清醒时的所见所为，因此会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记住梦的能力，甚至是在梦中世界控制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够控制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lucid dreaming），清醒梦的专家据称可以在梦的世界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相反，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信息，甚至不过就是心智产生的垃圾，于是做梦这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那么重要，很少有人积极培养做梦的能力，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不做梦，或是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8
嗅觉、注意力和做梦的能力都不如以往，会不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贫瘠灰暗？或许会。但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来，这都是值得的。老板会希望你常常检查电子邮件，而不是常常闻花或做白日梦。而出于类似的原因，未来要将人类的心智升级时，反映的也可能是政治的需求、市场的力量。
例如前面提到的美军的“专注头盔”，就是要帮助人专注在明确的任务上，加速决策过程。但这也可能减轻这些人的同理心，让他们忽视心中的种种怀疑和内部冲突。人文主义心理学家指出，抑郁的人常常想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想法、同情他们的恐惧和疑虑。假设现在你的工作出现危机，新老板不喜欢你的想法，坚持要你乖乖听话就好。过了特别不顺的一天后，你决定拿起电话打给朋友。但朋友正在忙，腾不出什么时间和精力，于是打断了你讲到一半儿的话，试着解决你的问题：“好，我知道了。遇到这个情况，你真的只有两种选择：辞职，或是留下来听老板的话。如果是我，就会选辞职。”但这大概帮不上什么忙。真正感情好的朋友会比较有耐心，不会急着找出解决方案，而是会聆听你的忧虑，给你时间和空间，好让种种矛盾的情绪和折磨人的焦虑一一浮现。
专注头盔，就像是那个不耐烦的朋友。确实，有些时候（例如在战场上）我们需要迅速下定决心，但生命不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使用头盔的次数越来越多，可能最后就会像失去了嗅觉、做梦和注意的能力一般，失去容忍各种疑惑和矛盾的能力。社会系统喜欢我们下定决心，而不是心存怀疑，所以整个系统也可能会推动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然而，比起拥有怀疑和矛盾的社会，如果一切都要求明快坚决，生活反而可能变得更贫瘠肤浅。
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能力改造心智，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几乎完全不知道心理的完整频谱是什么，再加上政府、军队和企业各怀鬼胎，灾难简直不可避免。有可能到头来，我们成功地让身体与大脑都升级了，却在过程中失去了心智。确实，科技人文主义到最后可能反而会造成人类的降级。对系统来说，降级后的人类反而更有利，原因不是这种人拥有什么卓越的特点，而是这种人少了一些可能拖慢系统、造成困扰的人类特质。农民都知道，羊群里面最聪明的那只常常会惹出最大的麻烦，所以农业革命的一点就是要降低动物的心理能力。而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的第二次认知革命，则可能对人类造成一样的效果，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但几乎不会去注意其他事，不会做梦，也不会怀疑。数百万年来，人类曾经是升级版的黑猩猩。而到了未来，人类则可能变成放大版的蚂蚁。
宇宙依凭的钉子
科技人文主义还面临另一个恐怖威胁。一如所有人文主义教派，科技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意志是神圣的，认为这是整个宇宙的依凭。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然而，如果未来科技能够重塑、改造这些期望，会是什么情形？
人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不太容易确定自己真正的意志。每次想聆听真实的自己，总有许多嘈杂噪声铺天盖地而来。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不见得真想听到自己真实的声音，因为那可能会是些不受欢迎的秘密和令人难堪的要求。有许多人根本是处心积虑不想对自己了解太深。一位事业上平步青云的律师，可能就不想听到内心叫她放轻松赶快生个宝宝的声音。困在痛苦婚姻中的女性，也可能害怕失去婚姻提供的安全感。背负罪恶感的士兵，曾犯下的暴行化成噩梦，如影随形。对自己性倾向还不太确定的年轻人，告诉自己先保持沉默。对人文主义来说，任何一个情境都不会有通用的解决方案，但人文主义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论内心的声音有多么丑恶，也要勇敢面对，要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再听从它的指导、排除万难。
但根据科技进步主义的观点，一切就大不相同了。科技不想听我们内在的声音，而是要控制这些声音。一旦我们了解了生化系统如何产生这些声音，我们就能玩弄这些开关，把这里音量调高、那里音量调低，让人生过得更轻松自在。容易分心的律师可以来颗派甲酯，有罪恶感的士兵可以吞颗百忧解（Prozac），至于对生活不满的妻子，替你忧（Citao）就是答案。而且，这还只是开始。
人文主义者常常难以接受这种方法，但还是别太早就下判断。人文主义者建议“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其实毁了许多人的生命；适当用药，反而是大大改善了几百万人的健康状况和人际关系。为了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有些人得先把心中现有的尖叫和怒骂音量调小。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许多“内心的声音”和“真实的愿望”只不过是生化失衡和神经疾病的产物。生化失衡让患有抑郁症的人总是戴着一副抑郁的眼镜看待事物，于是一再抛弃大好的前途和健康的关系。这时该做的，可能不是聆听这种破坏性的内心的声音，而是直接叫它们闭嘴。比如前面提过的记者萨莉·艾蒂，她戴上“专注头盔”，让脑中其他声音安静下来之后，不但成了神射手，自我感觉也大大提升。
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能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变革酝酿已久。人文主义的最高诫命“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已经不再不证自明。我们学会调节内心声音的音量之后，也得放弃对“真实”的信念，因为我们再也不清楚现在是谁在调节开关。把脑中的噪声关掉似乎是个好主意，但前提是要能让我听到真正的自我。如果没有“真正的自我”，又怎么决定该关掉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呢？
让我们单纯为了讨论而做个假设：假设几十年内，脑科学家就能让我们轻松且准确地控制许多内心的声音。再假设有一个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的年轻男性同性恋，许多年来一直不出柜，终于存够了钱，想去动手术。他带着10万美元前往诊所，决心自己走出来的时候就像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一样是异性恋。站在诊所门前，他心里又重复了一次想对医生说的话：“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男人了。”接着他按了门铃，但开门之后，看到《急诊室的春天》里的乔治·克鲁尼活生生站在他眼前。这个小伙子魂儿都飞了，喃喃说着：“医生，这里是10万美元。请把我治好，让我以后永远不要再想变成异性恋了。”
这个年轻人真实的自我，打败了过去经历的宗教洗脑吗？又或是一时的诱惑，让他背叛了自己？又或者，根本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我，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听从或背叛？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及重塑意志，就无法再把意志看作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因为不管我们的意志为何，我们总能让它改变主意。
人文主义认为，只有人的欲望才能使世界充满意义。但如果我们连欲望都能选择，又凭借什么来做这种选择？假设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开场，罗密欧可以决定要爱上谁，而且就算决定了，还是随时能够反悔重来。这样一来，这出剧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这正是科技进步为我们刻画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不舒服，就让科技消灭这个欲望。如果整个宇宙所凭依的钉子钉错了地方，就用科技把整颗钉子拔出来，钉到别的地方去。但究竟要钉在哪儿？如果寰宇四方均能落钉，我该挑哪里？又为什么该挑那里呢？
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是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例如，蒙太古（Montague）家族的罗密欧，爱上了凯普莱特（Capulet）家族的朱丽叶，可两家却是世仇，于是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服个药丸或是戴个头盔，直接把那些对彼此造成不幸的爱意给消灭掉，不就没事了吗？
在此，科技人文主义面临着一个无解的两难。人的意志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同时人类在开发能够控制、重新设计意志的科技。毕竟，能够控制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岂不是太棒了？然而一旦这样的控制成真，过去神圣的人类就会成为另外一种设计品，反而让科技人文主义不知该何去何从。只要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意志和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就永远无法处理和这些科技的关系。
因此，有个更大胆的科技宗教，打算直接彻底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技宗教所预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那么，是什么东西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成为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本源？2016年，有一位候选人坐在历史的接待室，等待面试。这位候选人名叫“信息”。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Dataism），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
第11章
信数据得永生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1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 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今天，我们视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不只是单一生物，还包括蜂箱、细菌的菌落（colony）、森林和人类城市之类的社会。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常用数据处理系统的概念来诠释经济。一般人看来，经济就是有农民种小麦，有工人做衣服，有顾客买面包和衣服。但在专家眼中，经济机制就是收集关于欲望和能力的数据，再转化为决策。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是集中式处理。资本主义让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换信息、独立做出决定来处理数据。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如何确定？每家面包店爱做多少就做多少，价格爱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顾客只要能够负担，一样可以爱买多少就买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面包店购买。一根法棍面包1000美元并不犯法，只是大概没人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