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13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辱骂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社会的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有恶名昭彰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至于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也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至于法国的有钱人则是在床上颤抖，做着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看着电视，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大多数盟友却都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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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接着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作。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还会觉得十分自在。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不是全然浪费，我们还是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早期，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在《古兰经》《圣经》《论语》里都不可能找到解答，因为不论是中世纪的中东，还是古代中国，都不会有人懂计算机、基因学或纳米科技。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能承诺在这个充满科技和经济风暴的世界提供一个下锚点，但如果想要冲出风暴，就不能只有下锚点，还需要航海图和方向舵。因此，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伊斯兰激进主义或许有其吸引力，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青年或焦虑的中国亿万富翁来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却没有一点吸引力。
确实，现在还有数十亿人口虔诚信奉着伊斯兰教、基督教或印度教。但对历史来说，单单人数的意义并不大。塑造历史的，往往是一小群向前看的创新者，而不是向后看的大众。1万年前，多数人都是狩猎采集者，整个中东只有寥寥可数的少数先驱者是农民，但未来是属于农民的。1850年，全球有超过90%的人是农民，而不管是在恒河、尼罗河，还是长江沿岸，都没有人知道蒸汽机、铁路或电报线。然而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一小群领导着工业革命的工程师、政治家和金融家，就已经决定了这90%农民的命运。蒸汽机、铁路和电报改变了食品、纺织品、车辆和武器的生产方式，让工业强国拥有远胜于传统农业国家的决定性优势。
就算当工业革命传遍世界各地，逆流而上渗透到恒河、尼罗河和长江沿岸，大多数人还是继续相信《吠陀经》《圣经》《古兰经》和《论语》，而非蒸汽机。而不管是今日或19世纪，世界上的各种祭司、神秘主义者或大师也从没少过，个个都宣传自己握有所有人类困境的解决方案，能处理包括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19世纪20~80年代，埃及（在英国支持下）征服了苏丹国，希望让该国现代化、纳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他们的作为破坏了传统苏丹社会的稳定，民怨四起、反抗频发。1881年，地方宗教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宣称自己就是马赫迪（伊斯兰教的救世主），由真主所派，要在人间建立真主的律法。他的支持者击败了英、埃联军，并将联军指挥官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斩首，令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这些人接着在苏丹建立实行伊斯兰律法的神权国家，直到1898年才被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