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伦理判断之中却又往往隐藏着事实声明，支持者不会特别去提，因为他们认为这早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于是，像“人命神圣”这种伦理判断（无法用科学测试），里面就可能包含着“每个人都拥有永恒的灵魂”这种事实声明（而这是可以用科学来争论的）。同样，美国民族主义者宣称“美国民族是神圣的”，这种看似属于伦理判断的说法，实际上仍是以某些事实声明为基础，例如“在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引领着大多数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虽然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来检验究竟美国民族是否神圣，但只要拆解一下这个论题，我们就能用科学来检验美国带来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是否确实高于正常比例。
正因为人类的价值观里永远都藏着一些事实声明，也就让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哲学家认为，科学能够解开一切的道德困境。哈里斯认为，所有人的终极价值都是相同的——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此，所有的伦理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将快乐最大化”的事实论证。6宗教激进主义者想上天堂，是为了快乐；自由主义者想增加人类自由，是因为这样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如果让柏林控制整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哈里斯认为，宗教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伦理上的争议，只是对于如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出现了在事实上的意见不合。
然而，就算哈里斯说得没错，即所有人都重视快乐，实际上也很难用这种观点来平息伦理争议，特别是“快乐”根本没有科学上的定义或测量方法。让我们再次以三峡大坝为例。就算我们同意，这项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快乐的地方，该怎么才能判断“制造出廉价电力”会比“保护传统生活方式”或“拯救稀有的白鳍豚”更有益于全球的快乐呢？只要我们还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意识，就无法为快乐和痛苦制定出通用的度量标准，也就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更不用说跨物种的情况了。十多亿中国人享有更廉价的电力时，会产生多少单位的快乐？整个白鳍豚物种灭绝时，又会产生多少单位的痛苦？再回归到根本，难道快乐和痛苦真的是个可以用数学相加或相减的实体吗？吃冰激凌很愉悦，找到真爱更令人愉悦，但难道只要有足够的冰激凌，累积起来的快乐就能等于找到真爱的快乐吗？
因此，虽然科学在伦理争论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多，但仍是有限的，至少目前如此。如果没有一些宗教元素作为引导，就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社会秩序，就算是大学和实验室也需要一点宗教的支持。宗教能为科学研究提供伦理上的理由，也因此能够影响科学研究的议题以及科学发现的使用方式。因此，想要真正理解科学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宗教信仰。科学家很少会谈这一事实，但科学革命的背景也正产生于史上最教条武断、最褊狭，也最具宗教色彩的社会。
猎巫行动
我们常常认为科学与世俗主义、宽容包容的价值观有关。但真若如此，我们绝对难以想象科学革命竟出现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在哥伦布、哥白尼和牛顿的时代，欧洲的宗教狂热者全球密度最高，而容忍度又是全球最低。科学革命中那些杰出人物生活的社会，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烧死了成批的异端分子，把每个爱猫的老太太都当作女巫，每月满月之日都要发起一场新的宗教战争。
如果你在约公元1600年前往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拥有多元文化和充满宽容的大都市，逊尼派、什叶派、东正教基督徒、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犹太人，甚至偶尔还有印度教徒，比邻而居，和平共处。虽然也有意见分歧和争端骚乱，奥斯曼帝国也经常出现宗教歧视，但和欧洲相比，这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天堂。如果你再去当时的巴黎或伦敦，看到的会是城市里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只有主流教派得以生存——在伦敦他们杀害天主教徒，在巴黎他们杀害新教徒，犹太人长期被驱逐，而穆斯林连进城都是一种奢望。然而，科学革命却始于伦敦和巴黎，而非开罗或伊斯坦布尔。
讲到现代性的历史，一般把它视为一场科学与宗教之争。理论上，科学和宗教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因为各自推崇不同的真理，也就注定有所冲突。但事实上，科学或宗教都不那么在乎真理，因此两者十分容易妥协、共存甚至合作。
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而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就个人而言，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可能很在意真理；但就整体而言，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喜好远不及秩序和力量。因此，两者一拍即合。对于真理毫不妥协的追求，其实是一次灵性之旅，在宗教或科学机构之内却很少见。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更准确的一种看法，其实是科学与特定宗教（也就是人文主义）达成协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它们。就算在21世纪，也不太可能有纯粹的科学理论取代人文主义教条，但让两者目前携手同行的契约可能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其他后人文主义宗教之间截然不同的契约。接下来的两章，将会谈谈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现代契约。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会解释这项契约为何正在瓦解，又将由什么新的契约取而代之。
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
“现代性”就是一项交易，所有人都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直到死亡。很少有人能够撤销或超越这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爱什么人，甚至如何死亡。
这份契约乍看之下非常复杂，于是很少有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签了什么。这就像下载某个软件后，有一份使用同意书，里面有几十页的法律术语，可是你只瞄了一眼，就立刻向下滚到最后一页，勾选“我同意”，接着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在现代社会之前，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是某些万能的神或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个宇宙计划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力量。人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脚本让他们所讲的每个字、所掉的每滴眼泪、所做的每个手势都具有了意义；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表演设下严格限制。哈姆雷特不能在第一幕就杀了克劳狄斯，也不可能忽然离开丹麦而跑到印度打坐冥想，莎士比亚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人类也不可能永生不死，不可能免于一切疾病，也不可能一切恣意妄为，这些事情并不在脚本之中。
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否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是否拥护合法的国王、是否早餐吃了禁忌的食物，甚至是否和隔壁邻居有了奸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却能让人心里觉得受到保护。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高于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进步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既然没有剧本，人类也不是在什么大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人类还是可能面临各种可怕的事，但并不会有什么神来拯救我们，或是让这一切痛苦有什么意义。整件事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悲惨的结局，其实根本就不会有结局。事情一直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现代世界并不相信目的，只相信原因。如果要给“现代性”安个座右铭，应该会是“坏事总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坏事总会发生，而且没有什么剧本或目的，那么人类也不用将自己局限于任何预定的角色。只要能找对方法，我们就能为所欲为。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瘟疫和干旱的背后没有什么宇宙意义，我们能够消灭它们；战争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然灾难，我们也能创造和平；我们死后并没有天堂等着我们，但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并永远活在天堂里。我们只需努力克服一些技术困难。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是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本章讨论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下一章则会审视人类如何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以某种方式将意义重新带回这个无限空虚的宇宙。没错，我们现代人曾承诺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但也没人逼迫我们实现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自己够聪明，能够尽享这份现代契约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
银行家与吸血蝙蝠有何不同？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整部人类历史中，科学多半是以蜗牛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更是遭到深度冰封。虽然人口的缓慢增长确实使生产随之增长，而且每次科学偶有进步，都有可能推动人均经济增长，但整个增长过程极度缓慢。
如果在公元1000年，100个村民生产了100吨小麦，到了公元1100年，可能是105个村民生产了107吨小麦，这种增长可以说有名无实，既不会改变生活节奏，也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所有人都在热切追求增长，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此却毫不在意。不论王公贵族、牧师神父还是农民大众，都认为人类生产大致就是维持稳定，某人想得到更多，就只能偷别人的，而且到了他们的孙辈，生活水平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这种停滞现象，大部分原因在于很难为新计划筹措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排干沼泽、建筑桥梁、开辟港口，更别提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发现新的能源来源，或是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了。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恶性循环。
假设你住在一个每年都会爆发痢疾的中世纪城镇，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治病良方。于是，你需要资金成立一个工作坊，购买药草和各种罕见的化学品，支付助手薪水，还得前往各地拜访名医。另外，在你全心投入研究时，还得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你自己没什么钱。你想去找当地的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拜托他们在这期间满足你的需求；而你也向他们保证，等到你找出治病良方就会财源滚滚，也会还清债务。
但很遗憾，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不太可能同意，因为他们今天就得养活家人，而且对你能否找到治病良方并没有信心。他们可不是三岁小孩，而且从小到大，他们哪里听说过有人能为可怕的疾病找出新的药物？想得到食物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就得支付现金。但你还没找到这种药物，而所有时间又都投入研究，怎么可能有钱？你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耕作，痢疾依旧每年给城镇带来苦难，但却没人试着找出治病良方，也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如此，经济没了活力，科学停滞不前。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人们开始相信未来，促进了信贷这项奇迹，才终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信贷正是“信任”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今，如果想开发新药物，但手上资金不足，我们可以去向银行贷款，或是寻找私人投资或创投基金。2014年夏天，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疫情，你猜猜那些忙着开发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制药公司股票表现如何？它们的股价简直是一飞冲天。特克米拉（Tekmira）制药公司的股价上涨五成，百欧克斯（BioCryst）更大涨九成！在中世纪，每当瘟疫暴发，人们只能泪眼望天，祈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而在今天，如果听说又有了什么致命的新流行病，人们则立刻拿起手机，赶快打给股票业务员。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流行病就是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