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贝克的祭司幻想着有鳄鱼神的存在，法老则幻想着能够长生不死。但在现实中，所谓的鳄鱼神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穿着金色衣服的沼泽爬行动物，而法老也和最贫穷的农民一样终将过世。虽然法老的遗体会用防腐的油膏和香水制作成木乃伊，但还是一样死得彻彻底底。相较之下，21世纪的科学家却有可能打造出真正的超级鳄鱼，也能让人类精英得到永恒的青春。
于是，科学兴起之后，至少会让某些神话和宗教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为了了解其原因，并且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再次直面一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现代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提了百万遍，能说的早已说完，但实际上，科学和宗教就像夫妻，进行了500年的婚姻咨询，仍未能真正了解彼此。丈夫还是想着灰姑娘，而妻子也还是一心念着白马王子，但两人却在为谁该倒垃圾而争吵不休。
细菌和恶魔
对科学和宗教的误解，多半是由于对宗教的错误定义。人们常常误以为宗教就是迷信、灵性以及对超自然力量或神的信仰。但宗教并不是这些概念。宗教并不等于迷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最相信的事称为迷信。自己相信的，一定是“真理”；只有别人相信的，才会是“迷信”。
同样，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信仰的是超自然力量。那些相信魔鬼、神灵、精灵的人绝不会认为这些是“超自然”，而会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豪猪、蝎子和细菌并没有两样。比如疾病，现代医生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细菌，伏都教巫师则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神灵。这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你让某个神灵生气了，它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让你痛苦万分，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只有不相信神灵的人，才会觉得这些事情超出自然的秩序。
如果说宗教就是信仰超自然的力量，等于认为自己可以不靠宗教就能够了解所有的自然现象，而宗教只是一个可选择的补充，即在完全了解自然的全貌之后，还能选择要不要再另外加点宗教的“超自然”教条。但大多数宗教都认为，如果没有宗教，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世界；不懂这些教条，你就不可能了解疾病、旱灾或地震的真正原因。
另外，把宗教等同于对神的信仰也有问题。我们常常会说，某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信仰宗教的，因为他信仰神（上帝）。然而，宗教由人创立，而非由神所创；宗教的定义应该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神是否存在。任何无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够为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赋予高于一般人的合法性，就应该算是宗教。宗教能够为人类社会结构找的理由，就是这些结构反映了高于一般人的法则。
宗教认为，人类受制于某种道德法则系统，这个系统并非由人所创，也并非人所能改变。于是，虔诚的犹太人会说，这个道德法则系统就是由上帝所创，并体现在《圣经》之中。虔诚的印度教徒则会说，这些法则是由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所创，体现在《吠陀经》中。从佛教、道教到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会说自己那套高于一般人的法则都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由神所创。当然，每个宗教都信奉着各自不同的自然法则，由不同的先知所揭示，从佛陀、老子再到希特勒，各显神通。
一个犹太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问道：“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猪肉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摸着又长又卷的胡子，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吃猪肉，上帝会惩罚我们，我们最后不会有好下场。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拉比说的。如果是拉比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让猪肉也符合犹太戒律的世界。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拉比，而是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上帝说了，我们不该吃猪肉，所以我们就该听话，懂了吗？”
1943年，一个德国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那是一位资深的盖世太保，男孩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呢？”这位爸爸穿着发亮的皮靴，解释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允许犹太人活下去，他们就会造成人类退化、灭绝。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元首说的。如果是希特勒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没有自然选择法则的世界，让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能够和谐共处。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希特勒，他只是设法找出了自然的法则，然后告诉我们该怎样遵照这一自然法则来生活。如果不服从这一法则，最后我们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2016年，一个英国男孩也跑去找爸爸，他是一位自由民主党的议会议员，男孩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管中东那些穆斯林的人权啊？”这位爸爸放下手中的茶杯，想了一下，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但所有人，甚至包括中东的穆斯林，其实本质都相同，都该享有一样的自然权利。这不是我说的，甚至也不是议会说的。如果是议会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在所有那些量子物理以外，也会有个小组委员会，让全世界的人都有人权。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议会，议会只是想让一切都很合乎情理，我们必须尊重这件事，就算中东的穆斯林也该拥有自然权利，否则我们自己的权利很快也会遭到侵犯，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自由主义者或其他现代信仰的追随者并不喜欢自己相信的系统被称为宗教，原因就在于他们总觉得宗教就是迷信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如果你说他们是宗教信徒，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指责他们盲目地做着白日梦。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意味着他们相信某些道德法则系统，认为这些法则虽然不是人类发明的，但人类仍然需要遵守。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此类信仰。每个社会都会告诉其成员，他们必须服从一些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法则；而如果违反这些法则，就会导致灾难。
当然，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故事细节、不同的训诫以及不同的奖惩。比如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就认为上帝不喜欢富人。耶稣曾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通过天堂之门还容易。而为了让富人也能进入天堂之门，教会鼓励他们要多多奉献，并威胁他们，否则就等着在地狱里被烧死。
共产主义所说的历史规律其实就像基督教里上帝的训诫，都代表着高于一般人的力量，并无法通过人类意志而改变。人类可以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足球赛不用考虑越位规则，因为是人类发明了那条规则，自然也就能够任意改变。但至少就马克思看来，历史规律并非人力所能改变。不管资本家做什么，只要他们继续累积私人财富，就必然造成阶级冲突，也就注定会被无产阶级站起来推翻。
如果你碰巧是个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当然大不相同，因为共产主义是对的，而基督教是错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带有阶级冲突，但是富人可不会在死后落入地狱、遭受永恒的折磨。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不论任何宗教的追随者，都相信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实的。而或许，真有一种宗教是对的？
如果遇见佛陀
我们说宗教是一种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组织人类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工具，这种说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到恼怒，因为对他们来说，宗教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一条通往灵性的途径。然而，一方面，宗教和科学的差距比我们一般认为的更小；另一方面，宗教和灵性的差距却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宗教就是一份契约，而灵性却是一个旅程。
宗教对世界提出一套完整的描述，并提供一份定义清晰且载明各项预定目标的契约。“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我们应该遵循某些行为。如果你服从上帝，你就能进天堂；如果你不服从上帝，你就会在地狱里被烧死。”正是因为这份契约写得清清楚楚，才让社会得以制定出各种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从而约束人类的行为。
但灵性之旅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通常是以神秘的方式把人带向未知的目的地。旅程一开始，通常都是一些大问题，例如：我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在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由当权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时，灵性的追随者却不那么容易满足。他们会下定决心，追寻着这些大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将他们引向何方，也不管前往之地是否熟悉或他们是否愿意。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学术研究也是一份契约，而不是一次灵性之旅，因为学术研究就是把我们带往前人、政府和银行所认同的预定目的地罢了，就如同“我要再读三年书，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大学毕业证，找份薪水好的工作”。但如果你在半路碰上某些大问题，将你引向某个意料之外、起初丝毫没想过的目的地，学术研究也可能忽然变成一次灵性之旅。例如，某个学生可能一开始主修经济学，想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但学着学着，却不知为什么，最后进了印度教的修行所，或是到了津巴布韦去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次灵性之旅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过程有“灵性”？这是古代二元论宗教的遗产。二元论相信有两个神，一善一恶，善神创造了纯洁而永恒的灵魂，住在一个灵性而充满幸福的世界；恶神（有时称为撒旦）则创造了另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撒旦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创造的事物永续，因此在物质的世界里，一切终将腐败瓦解。为了将自己创造的瑕疵品赋予生命，撒旦就会诱惑来自纯洁灵性世界的灵魂，再将灵魂关在物质的身体里，这就成了人：一个美好而灵性的灵魂，被困在邪恶而物质的身体里。而由于灵魂的监狱（也就是身体）会衰老死亡，撒旦就必须不断用各种肉体的欢愉来诱惑灵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性和权力。等到身体终于回归尘土、让灵魂有机会逃回灵性世界时，对肉体欢愉的渴望就会诱惑它再次回到另一具物质的身体里。于是，灵魂就这样从一具身体转移到另一具身体，虚耗光阴，追求食物、性和权力。
二元论告诫人们要打破这些物质枷锁，踏上回归灵性世界的旅程——我们对灵性世界完全陌生，但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而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必须拒绝所有物质上的诱惑和契约。出于这一理论背景，只要是在人生旅程中质疑着各种俗世的惯例和契约，并前往未知的目的地，我们都会称之为灵性之旅。
这种旅程与宗教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宗教要巩固世俗秩序，但灵性要逃离世俗秩序。通常，灵性的流浪者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挑战各大宗教的信仰和惯例。佛教禅宗就曾说“逢佛杀佛”，讲的是在灵性的道路上，如果发现佛教已经落入制式、僵化、固定的窠臼就必须连这些一起摆脱。
对宗教来说，灵性是一种危险的威胁。宗教通常会努力避免信众踏上追求灵性之旅，而许多宗教系统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来自那些追求食物、性和权力的普通人，而是来自那些追求灵性和真实、无法用陈词滥调打发的人。正因为如此，推动新教徒反抗天主教会权威的，并非坚持享乐主义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虔诚而苦修的修士——马丁·路德。路德对于生命有许多存在主义的疑惑，希望得到解答，而且他拒绝接受教会用各种礼仪、仪式和契约得出的答案。
当时，教会向信众提出了一些非常诱人的契约交易。如果你犯了罪，担心死后受到永恒的诅咒，那就只能打开钱包买张赎罪券。16世纪初，教会还雇用了专业的赎罪券贩子，来往于欧洲的各个城镇村庄，定价贩卖赎罪券。想要一张进入天堂的签证吗？10枚金币。想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一起上天堂吗？没问题，但要30枚金币。在这些贩子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尼斯·台彻尔（Johannes Tetzel），据传他有句名言：“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1
路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质疑提供这套交易契约的教会。救赎怎么可能付钱就能了事呢？教皇又怎么可能有权宽恕人们的罪过、打开天堂之门呢？于是，马丁·路德根据新教传统，在1517年10月31日带着一份长长的文件、一把槌子和几颗钉子，走到维滕贝格（Wittenberg）诸圣堂（the 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文件总共列出95条论点反对当代宗教行为，其中就包括反对贩卖赎罪券。路德把文件钉在教堂大门上，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并呼吁所有关心救赎的基督徒起身反抗教皇权威，找出前往天堂的其他道路。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需要坚定的答案。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曾发生在二元论者身上，他们的灵性之旅就变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他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法则、制度和仪式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写下新的法则、建立新的制度、发明新的仪式；甚至连佛陀和耶稣也未能幸免，在坚持追求真理的路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印度教和犹太教的法则、仪式和制度，但到头来，以他们之名却建立起更多的法则、仪式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