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人文科学强调互为主体的实体，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激素和神经元。要用历史的方式思考，也就意味着要给想象中的故事赋予实际的力量。当然，历史学家不会忽视气候变化和基因突变等客观因素，但他们更重视那些人们发明并信以为真的故事。朝鲜与韩国之所以如此不同，并不是因为平壤居民和首尔居民基因不同，也不是因为北边气候较冷，山较多，而是因为南北双方相信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套故事。
或许某一天，神经生物学能有重大突破，让我们用纯粹生化的词汇来解释十字军东征。但我们现在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随着人类的种种虚构想象转译成基因和电子代码，互为主体的现实将会吞没客观现实，而使生物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到了21世纪，虚构想象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甚至超越自然选择。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人类的未来，只是破译基因组、处理各种数据数字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破解种种赋予世界意义的虚构想象。
第二部分
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
人类创造了怎样的世界？
人类为何如此深信自己不但控制了世界，还能赋予世界意义？
而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又是怎样成为所有人最重要的宗教的？
第4章
说书人
狼或黑猩猩等动物，都活在一种双重现实之中：一方面很熟悉外在的各种客观实体，比如树木、岩石和河流；但另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的主观体验，比如恐惧、喜悦和欲望。相较之下，智人则是活在一种三重现实之中。除了树木、河流、恐惧和欲望，智人的世界还有各种关于金钱、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故事。历史逐渐展开，神、国家和公司的影响也就不断增长，而河流、恐惧和欲望则成为被牺牲的代价。世界上还是有河，人类也依然被恐惧和欲望所驱使，但是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苹果公司都学会了如何建起水坝将河流据为己用，以及如何控制我们最深切的焦虑和渴望。
到了21世纪，新科技可能会让这些虚构故事更为强大；为了了解我们的未来，就必须回顾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和苹果公司等的故事，看看它们究竟如何得到了这么大的力量。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改变，真要说有什么改变，也可能只是在衰退。但是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到了硅时代。
这一切开始于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让智人开始谈论只存在于人类想象之中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6万年间，智人编织出许多虚构故事，只是这时的故事仍然规模有限、流传不广。某个部落里崇拜的先祖精神，可能到了隔壁部落就已经一无所知；某个地方能用作流通货币的贝壳，翻过一座山脉就可能毫无价值。但仅仅像先祖精神或是有价值的贝壳这种虚构故事，就已经能促成几百甚至几千个智人通力合作，远超过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这都赋予了智人极大的优势。然而，只依靠狩猎或是采集并不足以支持城市甚至王国的运作，因此只要智人仍然是狩猎采集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规模合作。正因为如此，石器时代各种神、精灵和恶魔，说起来也并不强大。
到了大约1.2万年前，农业革命拉开序幕，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能够扩大并强化人际网络。有了农业，就有可能养活拥挤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市民，或是纪律严明的军队里成千上万名士兵。然而，这种人际网络也遇到了新的障碍。在维护这种集体神话、组织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早期农民只能依赖人脑的数据处理能力，但人脑的能力实在有限。
农民深信各种伟大神祇的故事。他们为自己最敬爱的神兴建神庙、举办庆典、甘心奉献，双手送上土地、什一税或是各种祭品礼物。发端于约6000年前的苏美尔文化，城市开始形成，而此时的神庙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苏美尔诸神的功能，很类似于现代的品牌和公司。今天，公司是个虚构的法律实体，它能够拥有财产、借贷、雇用员工、开设经济企业。在乌鲁克（Uruk）、拉格什（Lagash）和舒鲁帕克（Shurupak）等古城里，神也是个法律实体，能够拥有田地和奴隶、发放和接受贷款、支付薪资以及建造水坝和开筑运河。
因为神不会死，也没有后代互相争夺遗产，于是就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多的苏美尔人发现自己成了神的员工，拿着神的贷款，耕作着神的土地，也得向神缴纳什一税。就像现在有人是谷歌公司的员工，有人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在古代的乌鲁克，可能某个人是恩基神的雇员，而他的邻居则在伊南娜（Inanna）女神的手下。恩基和伊南娜的神庙刻画了乌鲁克的地平线，神的标志也出现在建筑物、商品和衣服上。对苏美尔人而言，恩基和伊南娜再真实不过了，就像我们眼中的谷歌和微软一样真实。与先前石器时代的鬼魂和神灵相比，苏美尔的神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实体。
不用说，各种业务当然不会由神亲自动手，它们根本只是人类的想象，也只会出现在想象之中。所有日常业务都交给神庙的祭司（正如谷歌和微软也需要有血有肉的人来管理其业务）。然而，随着神名下的财产和权力越来越多，祭司开始无力应付。虽然祭司可能代表了神威浩荡的天空之神、无所不知的大地女神，但自己毕竟还是血肉之躯，他们很难记住，究竟哪些是伊南娜女神的庄园、果园和田地？伊南娜的哪些员工已经领了薪资？伊南娜的哪些佃户还没支付佃租？这位女神对债务人又收了多高的利率？正是这一主要原因，使得无论是在苏美尔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即使农业革命已经发生数千年，人类的合作网络还是迟迟无法大幅扩张。可见，没有幅员辽阔的王国，没有遍及四海的贸易网络，也就没有全球信仰的宗教。
障碍终于在大约5000年前被打破：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与货币。这两者就像双胞胎，同时、同地由同一父母产出，让人突破了人类大脑的数据处理限制。文字和货币让人类开始能够向成千上万的人收税，从而组织起复杂的官僚体系，建造出幅员辽阔的王国。在苏美尔，这些王国都是由同为人类的神职领袖来领导，以神的名义统治管理。在邻近的尼罗河谷则更进一步，将神职领袖直接与神结合，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神——法老。
在古埃及人的概念里，法老不只是神的代理人，更是一位真真正正的神。整个埃及都属于这位神，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缴纳他定下的税款。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就像苏美尔神庙的情形，神并不会亲自管理他的商业帝国。虽然有些法老铁腕统治，有些法老歌舞升平，但不论哪种情况，实际的行政管理事务还是交给手下几千名能读会写的行政官员来处理。正如其他人类一样，法老有着生物的身躯，也就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但这个“生物的法老”根本无足轻重；真正统治尼罗河谷的，是那个想象中的法老，他存在于数百万古埃及人口口相传的故事之中。
法老自己安坐于首都孟菲斯，在宫殿里吃着葡萄、与妻妾调情，而他手下的官员则在整个王国四处奔波，从地中海沿岸至努比亚沙漠。这些官员计算出每个村庄必须上缴的税款，记录在长长的莎草纸滚动条上，再送到孟菲斯。如果孟菲斯下达了一项书面命令，要求为军队招募士兵或为工程征集工人，官员就会努力补齐所需人数。他们会计算王室的粮仓里有多少小麦，清理运河和水库需要多长工期，又该把多少猪鸭送往孟菲斯，好让法老及其后宫嫔妃大快朵颐。就算这位肉身之神死去，把整个身体做了防腐处理，用极尽奢华的丧葬仪式一路送到孟菲斯市郊的王室墓地，整个官僚体系依旧正常运作。官员还是继续写着滚动条、收着税、下达着命令，继续推进这部法老机器的齿轮顺利运转。
如果苏美尔的诸神让我们想起现代公司的品牌，那么像法老这种“活神”就像是现代的个人品牌，如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猫王）、麦当娜（Madonna）或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和法老一样，猫王有着生物的躯体，也有着生物的需求、欲望和情绪，猫王得吃、得喝，也得睡。但猫王绝不只是一个生物体而已，他也像法老一样，是一个故事、一个神话和一个品牌，因此，品牌的价值要远高于生物体的价值。在猫王的一生中，这个品牌通过卖唱片、门票、海报和版权，赚进数以百万美元。但在所有的必要工作里，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猫王这个生物体，绝大多数都是由经纪人、律师、制作人和秘书组成的团队完成。因此，就算生物的猫王已然过世，这个品牌仍然可以运转。即使到今天，歌迷还是可以购买猫王的海报和专辑，广播电台还是支付着播放版税，每年也还是有超过50万的歌迷，如朝圣者般涌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猫王家宅——雅园（Grac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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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出现之前，故事受限于人类大脑的能力，不能讲得太复杂，否则就没人能记得。但文字出现之后，忽然人类可以开始创造长篇复杂的故事，不再单靠人类大脑，而能记在黏土板、莎草纸上。没有任何古埃及人能记得法老所有的土地、税收和什一税数据，猫王也从未完整读过所有以他之名签署的合约；没有任何人真能对欧盟的所有法律和规章了如指掌，也没有任何银行家或中情局探员能清楚全球每一美元的流向。但这些细节都写在某个地方；把所有相关文件集结起来，就形成了法老、猫王、欧盟和美元的身份和力量。
正因为如此，文字让人能够以算法的方式组织整个社会。前文为了讨论情绪是什么、大脑如何运作，曾提过“算法”一词，它是一系列有条理的步骤，能用来计算、解决问题和做出决定。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类通过大脑完成所有计算和决定；而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就能组成网络，每个人完成巨大算法里的一个小步骤，而最后的重要决定由整个算法来判断。这正是官僚体系的本质。
以现代医院为例。一到医院，挂号处就会给你一份标准表格，询问一套预先设计好的问题。你的答案将会转交给护士，由护士依据医院规定判断该做哪些初步检验，比如，她可能要量你的血压和心率，另外做个抽血检查。值班医生评估初步检验结果，遵照严格的规定，确认你该前往哪一科室就诊。到了各专科，就会进行更完整的检查，例如X射线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厚厚的医疗指示手册详细规定了检查过程。接着，再由专科医生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库分析结果，决定该用哪种药物或进行哪些进一步的检查。
有了这种算法架构，谁是挂号人员、护士或值班医生无伤大雅，他们的人格类型、政治倾向或当时的心情也无关紧要，只要他们遵守所有规定流程，把你治好的概率就会很高。根据这种算法理想，你的命运是操纵在“系统”的手里，而不是哪个碰巧担任这个或那个职位的有血有肉的人。
医院的情形同样也能套用到军队、监狱、学校、公司和古代王国。当然，古埃及的科技远远不及现代医院复杂，但整个算法的道理是一致的。在古埃及，大多数决定同样不由某个智者来决定，而是用记在莎草纸、黏土板上的文字连接起由所有官员组成的网络。以法老这位“活神”之名，这个网络便重组了人类社会、重塑了自然世界。举例来说，从公元前1878年到公元前1814年，埃及由法老辛努塞尔特三世（Senusret III）及其子阿门内姆哈特三世（Amenemhat III）统治，挖了一条巨大的运河，将尼罗河连接到法尤姆谷地（Fayum Valley）的沼泽。他们运用复杂的水坝、水库及运河支渠系统，将尼罗河的部分河水引至法尤姆，建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蓄水量足足有500亿立方米。1相较之下，作为美国最大的人工水库——胡佛大坝拦截形成的米德湖（Lake Mead），最大蓄水量也只有350亿立方米。
法尤姆工程计划赋予法老权力，让法老得以约束尼罗河，从而避免破坏性的大洪水，并在干旱时提供宝贵的水源。此外，法尤姆谷地本来是一片鳄鱼肆虐、沙漠围绕的沼泽，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埃及的粮仓。在这个新的人工湖岸边建起了一座新城，埃及人称之为“Shedet”，希腊人则称其为“Crocodilopolis”，也就是“鳄鱼之城”。全城最重要的建筑物就是鳄鱼神索贝克（Sobek）的神庙，索贝克的地位等同于法老（当代雕像有时也会看到有鳄鱼头的法老）。神庙里有一只名为佩苏卓斯（Petsuchos）的圣鳄，被认为是索贝克的神灵转世。就像活神法老一样，这位活神佩苏卓斯也由满怀关爱的祭司悉心照料，为这只幸运的爬行动物提供美食和玩具，让它穿上金色披风、戴上镶嵌着宝石的王冠。毕竟，佩苏卓斯正是这些祭司依附的品牌、一切权威和生计的依靠。一旦佩苏卓斯过世，立刻就会有一只新的鳄鱼被选出填补空缺，而过世的鳄鱼则被进行仔细的防腐处理，并制成木乃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