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20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Kerensky）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撤回了保护伞，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到了1989年12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已经再也无望取得外援，邻近国家掀起的革命更像是给反对阵营一剂强心针。而且，罗马尼亚共产党本身也开始分裂，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温和派希望拉下齐奥塞斯库，然后开始改革，以免无法挽回。最后，齐奥塞斯库自己安排了在布加勒斯特的集会，还安排了电视直播，让反对派把握住了绝佳机会集结力量，反抗齐奥塞斯库。想让革命星火燎原，哪有比电视直播更快的办法？
然而，虽然权力已经从掌权者手中滑落，却不是由广场上的群众来承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群情激昂，却不知道该怎样组织起来。因此，权力又来到了一小群政治玩家的手中，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良好的组织能力。于是，罗马尼亚革命就这样被自称“救国阵线”的组织所窃据，而这实际上就是温和派的烟幕弹。救国阵线与当时的集会群众并没有真正的关系，而是一群中层党政官员，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及宣传部长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领导。伊利埃斯库和救国阵线的同志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政治家，抓紧每只可用的麦克风，宣称自己是改革的领导者，再通过他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亲信网络，控制国家、侵占资源。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几乎一切都归于国有。但到了民主的罗马尼亚，却迅速将一切资产私有化，再以低廉的价格售予前政府高官；只有这些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合作互谋其利。控制着国家基础设施和天然资源的国营公司，被以特价出售给前政府高官，同时基层官员也能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房屋和公寓。
伊利埃斯库自己当了罗马尼亚总统，他的同事们则成了部长、国会议员、银行董事、亿万富翁。直到如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精英分子，仍然大多是前政府高官及其家属。别人吃肉，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场抗议的群众却只能喝汤，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合作建立一个高效的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1
2011年的埃及革命也是同样的命运。1989年电视所扮演的角色，到了2011年由脸谱网和推特接手。在新媒体协助下，群众得以协调整合，让成千上万的人潮在对的时间淹没街道和广场，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然而，要把10万人带到解放广场是一回事，要真正抓紧政治机器的操纵杆，在正确的房间握到正确的手，让国家有效运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示威者无力填上那个空缺。埃及只有两个组织拥有足以治国的组织能力：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因此，这场革命先被穆斯林兄弟会窃据，最后被军队劫持。
比起过去的独裁者，或是开罗和布加勒斯特的示威者，不管是罗马尼亚前共产党还是埃及的军事将领，都算不上真的比较聪明或手指更为灵巧。他们的优势只在于合作灵活。一方面，他们的合作效率高于群众；另一方面，比起顽固的齐奥塞斯库和穆巴拉克，他们也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
在色情与暴力之外
如果智人之所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大规模灵活合作，这又破坏了我们认为人类比较神圣的信念。我们希望人类真的是特殊的，值得拥有各种特权。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会指出人类的各种惊人成就：我们修建了金字塔和长城，我们解开了原子和DNA的结构，我们还抵达了南极，登上了月球。如果说这些成就源于每个人类都有的某种独特本质（例如不朽的灵魂），那要说人类生命有神圣之处，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因为这些成就其实都是大规模合作的结果，就很难再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如此敬重。
整个蜂巢的能力会远大于单只蝴蝶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只蜜蜂比单只蝴蝶更神圣。人类远比黑猩猩懂得如何更有效率地合作，因此人类将宇宙飞船送上月球，而黑猩猩只能在动物园向游客扔石头。但难道这就让人类变得更高级？
也许吧，但要看到底为什么人类之间可以配合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人类能够打造出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对于黑猩猩、狼和海豚等有社会关系的哺乳动物，社交合作大多以彼此认识为基础。以黑猩猩为例，它们一定要等到互相熟识、建立起社会阶级之后，才有可能一起去猎食。因此，黑猩猩要花很多时间进行社会互动、权力斗争。如果两只不认识的黑猩猩碰到一起，通常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会互相咆哮、扭打或是尽快逃离。
但倭黑猩猩则有些不同。倭黑猩猩常常用性行为来舒解压力，建立社会联结。所以并不意外，它们之间同性性行为也是稀松平常。如果两群互不相识的倭黑猩猩碰到一起，一开始会先表现出恐惧和敌意，丛林里吼叫和尖叫声不绝于耳。但很快，其中一群的雌性倭黑猩猩会走出来，邀请陌生的倭黑猩猩别打了，来做爱吧。通常另一方都会接受这项邀请，于是不到几分钟，原本可能的战场就成了欢场，倭黑猩猩用各种姿势性交，甚至还会倒吊在树上。
智人同样很了解这些合作技巧，有时候会组成黑猩猩那种权力阶级，也有时候像倭黑猩猩一样用性爱巩固社会联结。但不管是打斗还是交配，只靠个人认识仍无法构成大规模合作的基础。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办法绝不可能是邀请希腊政治家和德国银行家来大打一架或是云雨一番。研究指出，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智人能够真正熟识的对象不超过150人。22不管人类靠什么打造出了大规模合作网络，总之绝不是仅靠个人熟识而已。
对于想靠实验来破解人类社会秘密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来说，这实在是个坏消息。由于组织和经费因素，绝大多数实验对象都只是个人或小型群体。然而，想用小群体的行为来推断大众社会的动态，风险实在很高。拥有1亿人口的国家，运作方式从根本上就和100人的小部落大不相同。
让我们用行为经济学最著名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这项实验通常有两名参与者，其中一人会得到100美元，可以自由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参与者。他可能会全留、分成两半，或是把大多数给对方。而另一位参与者只有两个选项：接受或拒绝。如果他拒绝对方的分法，两人都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计算器。他们认为大多数人会自己留99美元，只给对方1美元，而且他们也认为对方会接受这样的分法。毕竟如果有人问你要不要1美元，理性的回答自然就是接受。另一位参与者拿到99美元，又有什么关系呢？
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一辈子都待在实验室和课堂上，从未冒险进入真实的世界。大多数参与最后通牒博弈的人，只要拿的钱太少就会拒绝，理由就是“不公平”。他们宁愿不拿这1美元，也不想看起来像个傻瓜。因为这就是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很少有人会给对方太少。大多数人就是直接平分，或是让自己得点小好处，比如给对方30美元或40美元。
最后通牒博弈影响深远，不仅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也建立起近几十年最重要的一项经济学发现：智人的行事并不是依照冷冰冰的数学逻辑，而是根据有温度的社交逻辑。我们受情感控制。如前文所说，这些情感实际上都是非常复杂的算法，反映出远古狩猎采集部落的社会机制。如果在3万年前我帮你抓了一只野鸡，你却只分给我一只鸡翅，我可不会对自己说：“还有一只鸡翅，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的进化算法就会快速运转，让肾上腺素和睪酮流向全身、血液沸腾，然后在地上重重一跺脚，发出怒吼。短期来说，我可能得饿肚子回来，甚至还会挨上一两拳。但长期来说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以后别想再坑我。我们会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因为如果在石器时代，温和接受一切要求就只能等死。
观察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结果同样支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部落都很重视公平，如果猎人猎到一头肥鹿回来，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黑猩猩也是如此。如果有一只黑猩猩杀了一头小猪，同一群的其他黑猩猩会聚在一旁伸出手来，而且通常都会拿到一份。
在最近的另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将两只卷尾猴关在相邻的笼子里，两只都能看到对方的一切活动。德瓦尔和同事在每个笼子里都放了一些小石头，训练这些猴子把石头交给研究人员。每次猴子拿一块石头给他们，就会得到食物。一开始的奖励是一片黄瓜。两只猴子都高高兴兴地把黄瓜吃了。几轮之后，德瓦尔进到实验的下一个阶段。这一次，第一只猴子交出石头，得到的是一颗葡萄。葡萄可比黄瓜美味多了。但第二只猴子交出石头的时候，拿到的却仍然是一片黄瓜。这只猴子之前拿到黄瓜还很高兴，但现在却火冒三丈。它拿到黄瓜之后，先是难以置信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就怒气冲冲地把黄瓜丢向科学家，开始跳来跳去、大声尖叫。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23
这个滑稽的实验（可以上YouTube观看）和最后通牒博弈，让很多人以为灵长类动物就是天生有道德观，而平等是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取向。人类天生就是平等主义者，而不平等的社会必会招致怨恨和不满，绝不可能运作顺畅。
真是这样吗？这些理论应用在黑猩猩、卷尾猴和小型狩猎采集部落或许很合适。在实验室里对一小群人做测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观察芸芸众生的行为，就会看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现实。大多数的人类王国和帝国都极度不平等，但其中许多国家的稳定和效率却好得出奇。在古埃及，法老王可以躺在舒适的垫子上，住的是凉爽而豪华的宫殿，穿的是金凉鞋和镶满宝石的外衣，由美丽的女仆剥好甜甜的葡萄放进他嘴里。通过敞开的窗户，他可以看到农民在田里工作，穿的是肮脏的破衣服，头上顶着无情的太阳，回家能有一根黄瓜吃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然而，农民很少起身反抗。
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Silesia），发动一系列让他赢得“腓特烈大帝”称号的血腥战争，让普鲁士成为一大强权，而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亡、残疾，或者变得一无所有。他麾下的兵士多半是倒霉的新兵，必须承受铁的纪律和严苛的训练。可以想见，这些士兵对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并没有多大的好感。腓特烈有一次看着部队集合、准备出征，就对一位将军说，他最惊讶的是“我们安全无虑地站在这里，看着这6万大军；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都比我们武装完备、身强体壮，但他们一见我们就发抖，我们却对他们毫无畏惧”。24腓特烈确实可以安全无虑地看着这群人。在接下来几年，虽然战事辛劳，但这6万武装大军从未反叛，很多人还为他拿出非凡的勇气，甚至献上宝贵的生命。
这些埃及农民和普鲁士士兵的反应，为什么和最后通牒博弈或卷尾猴实验的情况如此不同？原因就在于，大批民众的行为就是和小型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今天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有甲乙两方各100万人，要分1000亿美元，科学家究竟会观察到怎样的情况？
其中的动态很有可能十分奇特而引人关注。举例来说，因为100万人不可能直接做出共同的决定，因此两方可能各出现一位统治精英。这时，如果甲方领导人说要给乙方领导人100亿美元，自己留下900亿美元，情况会如何？乙方领导人有可能会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报价，接着把这100亿美元大部分直接转到自己的瑞士银行账户，同时用各种赏罚手段避免底下的人叛乱。领导人可能威胁严惩异议分子，并且告诉那些温和有耐心的人，他们死后可以在来世得到永恒的奖励。这正是古埃及和18世纪普鲁士的情况，而且至今在全球许多国家依旧如此。
这样的威胁和承诺通常都能成功创造稳定的阶级制度和民众合作网络，但前提是民众相信自己是在顺应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或是神的旨意，而不只是听命于另一个人。所有的大规模人类合作，到头来都是基于我们想象的秩序。这一套又一套的规矩，虽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我们却会认为这就像重力一样真实而不可侵犯。“向天神献上十头牛，就会下雨；孝顺父母，就会上天堂；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只要智人住在相信同样一套故事的地方，就会遵守一样的规矩，于是不仅很容易预测陌生人会有什么行为，也很方便组织大规模合作的网络。智人也常常用可见的标记（例如头巾、胡子或西装）来代表“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跟你信的故事是一样的”。但我们那些黑猩猩堂兄弟无法创造并传播这样的故事，因此无法大规模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