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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方舆纪要序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治沙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乎重在襄阳也？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请得而备言之。从来之善用荆州者，莫如楚。楚都于郢，而其争中原也，则在方城汉水之外，是今日襄阳以北地矣。西则以黔中巫郡隔碍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归州夷陵诸境乎？东则越冥厄以迫陈、蔡，由夏州州来、符离，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黄蕲之郊乎？是则全楚之形胜，莫过于荆州也。若夫用武昌者，则莫备于江东。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其危险脊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露，特设重镇以为外拒。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如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晋人伐吴，分遣一军出夏口，一军出武昌，此亦第徇吴人陪都之名，而未权其实也。东晋因之，而武昌与夏口并重。陶侃领荆州，则镇武昌。庾翼领荆州，则镇夏口。刘裕缔造之初，亦尝以江沔未靖，移荆州治夏口。迨孝武时，则增置郢州治焉。郢州置，而武昌乃归重于夏口矣。盖郢州者，所以分荆、襄之势，而压荆、襄之口者也。自此荆、襄多事，郢州实首当其锋。沈攸之以江陵发难，不能下郢州，不旋踵而败亡。萧衍自襄阳而下，则必争郢州。王僧辨自荆州而下，则先入郢州。隋人以夏首为陈氏之要冲，唐人以鄂州为江汉之重镇，皆昔郢州也。及南宋之衰也，襄樊陷，两郢倾，而鄂州之防急。以伯颜之强狡，不敢轻犯鄂州者，诚畏其险也。及取鄂州，而东南遂不支矣。是上流之形胜，诚莫切于武昌也。若夫襄阳者，西晋用之，则以亡吴；蒙古用之，则以亡宋。次则西魏用之，亦以亡梁。苻坚之陷襄阳也，不知襄阳之可以覆晋也。西魏之擅襄阳也，不知亡梁之资即覆陈之本也。间尝谓南国之周瑜，有用襄阳之志，而无其年；关壮缪有用襄阳之势，而无其智；庾翼有用襄阳之识，而无其力；桓温有用襄阳之力，而无其诚；南宋诸君子有用襄阳之言，而无其事。于岳武穆，可谓闻其语矣，见其人矣，而又废于谗贼。然则千百年来，北人以襄阳并东南者有之矣，南人未有以襄阳而清关、洛者也。要以襄阳为天下之要膂，则自若矣。客曰：“予闻之，武昌，水要也；荆州，路要也；襄阳，险要也。今由子之言，益信三郡之于楚如鼎足，然殆未容以优劣视欤！”余曰：“三要之说，亦未尽然。子遂因之，而以三郡并较也。襄阳殆非武昌、荆州比也。吴人之夏口，不能敌晋之襄阳；齐人之郢州，不能敌萧衍之襄阳；宋人之鄂州，不能敌蒙古之襄阳矣。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眆襄阳，襄阳挟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魏人与萧以江陵而易其襄阳，亦谓得襄阳而江陵之存亡我制之也。五代时，高氏保江陵，赖中原多故，称臣诸国，以延岁月。宋师一逾襄阳，而国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阳，不攻江陵，而攻两郢也，亦以江陵不足为我难也。噫！孙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独不得襄阳，故不能越汉江尺寸地。晋人有襄阳矣，乃谓汉水之险，不及大江，甚且轻戍江北，重戍江南，何其无志于中原也！幸而是时北人无能用襄阳者耳！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有襄阳而不守，敌人逾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滋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观宋之末造，孟珙复襄阳于破亡之余，犹足以抗衡强敌。及其一失，而宋祚随之。即谓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亦无不可也。”客曰：“然则国家省会之设，何以不于襄阳，而于武昌？”余曰：“此亦因已然之迹，未究其本耳！汉都长安，而荆州首列南郡；晋都洛阳，荆州先治襄阳，平吴之后，改治江陵。唐都长安，而十道之设，山南道则治荆州。开元改置，则山南东道治襄阳。宋都汴梁，分湖南北为两路，治江陵、长沙，后复增置京西南路，治襄阳。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六朝、南宋，以中原既失，僻在东南，武昌不得不为重地。元起于北方，去东南最远。当伯颜之破襄、郢而东也，宋人举国以争鄂州矣。伯颜于是多方以图之，既得鄂州，周览山川，以为江南要地，亟请城之，为规取江南基本。其后因之而行省建矣。伪汉逋逃，据为窟穴，太祖克之，仍为司治。盖既已定鼎金陵，当混一之时，而未忘东南之虑。从金陵而论武昌，王述所云‘一有缓亟，骏奔不难’者也。燕都卜宅以后，亦惟成宪是遵，又何改焉？所谓因已然之迹，而未究其本者，此也。客曰：然则襄阳可以为省会乎？曰：奚为不可？自昔言祖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氵蚩氵育之流，通杨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由武昌而北，非不足以叩三关，动申、蔡，然而取道纡回，不如襄阳之径且易也。”客又曰：“建国于东南，襄阳亦可以为省会乎？”曰：“东晋时，已侨置雍州于此矣。昔人谓东南可以问中原者，莫如襄阳。晋之桓温，宋之随王诞，齐之曹虎、陈显达、远之战于河、洛之间，近之争于穰、邓之际，惟其有襄阳也。西魏因萧以取襄阳，而东南之势，遂折而入于北。襄阳在东南不后于武昌也。然酌其中，当设省会于武昌，而建帅府于襄阳，以全楚之资力，供襄阳之指挥。荆州引黔、粤之储，西陵通巴、渝之蓄，而武昌集吴会之漕，以持襄阳之后，数千里间，呼吸可通，见敌之隙，必速乘之。吾知天下之势，且在东南矣。彼武昌者，自守或有余，攻取或不足。且夫阳逻既下，而道出武昌之东门；嘉鱼可来，而敌在武昌之南渚。汉口之重兵，吾虞其未可专恃矣。至于夷陵险要，自古所推；而施州山川环结，土田蕃衍，隋唐以来，皆为郡县，今等之于要荒矣。窃谓夷陵建郡，而以施州属之，增置属邑，南北相丽，既以通楚、蜀之援，亦以厚巴、夔之势，或亦图国者所当计及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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