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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思编辑她父亲的多卷本选集，要我为这个集子写序，我没有答应。作为靳以的老友，看见他的多卷本集子终于编成，即将问世，我是高兴的。能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那也是我的本分。我不想写序，只是因为我不曾具备写序的条件。要是严肃地对待工作，我认为对写序的要求应当严格，更严格。柯灵同志为《李健吾剧作选》写的序文是一个榜样。我指的是他的写作态度。他在医院中养病，为了写这篇序文托人到处借书，花了两个多月的工夫，几乎把健吾的话剧创作全读了。
我很想学习柯灵。倘使在十年以前，我还有可能将《靳以选集》中的作品全部重读一遍，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过去保留的印象又逐渐模糊，我不能信口开河，也不便宽待自己，所以我两次婉辞，因为我写不出像柯灵写的那样的序文。
时间跑得意外地快。我的健康也以同样的速度坏下去。但是洁思的编辑工作完成了，她似乎因为没有人为《选集》写序感到苦恼，也可能因为我不肯答应感到失望。我鼓励洁思自己动笔写一篇编者的序言。她熟读了《选集》中的每篇作品，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她又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把她的真挚、朴素的感情写出来，就能打动读者的心。可是她谦虚，不肯写。而我，我知道她一家人为了靳以的多卷集的出版奋斗了二十多年，我也不愿意看见这个集子冷冷清清地同读者见面。沉默使我痛苦，即使我手里只有一管毫无技巧的笔，即使我写字相当困难，我也要一字一字地写下我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
我和靳以是从两条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的，他是大学生，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发表作品比他早一两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某一期上同时发表了我们两人的短篇小说，后来我去北平，住到文学季刊社，和他（还有振铎）一起编辑《文学季刊》，他同我就相熟了。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他的写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不像我拿起笔就写，他总是想好了以后才动笔，他有时也对我讲述小说的故事情节，讲得非常动人。他并不花费工夫斟酌字句，我很少见他停笔苦思。他的作品我读过不少，但时间久了，记忆力衰退，即使是从前喜爱的篇章也逐渐消失在遗忘中，只有像《别人的故事》、《生存》一类的短篇长久地印在我的心上。我想起他，眼前就出现他伏案写作的形象。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对不对，我认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家，有一颗富于同情的心。
将来会有人研究他的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旧中国。它们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新的读者。作品放在面前，读者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用不着我在这里饶舌。我只说我想说的话。我在北平的那个时期和靳以到上海编辑《文季月刊》与《文丛》的时期，我们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而且谈得投机。以后我们从内地回到上海，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之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难得发生争执。他对我的作品不一定全满意，不过也少发表尖锐的批评。我对他的《青的花》一类的作品也有意见，但后来我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多了解他过去的创伤，我就无话可说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
他不仅终生坚持写作，而且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搞起了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从《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现代文艺》、《小说月报》（与周而复同志合编）一直到《收获》（中间还有些日报的文学副刊），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最后在医院病室里他还在审阅《收获》的稿件。我们两人对文稿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多年来我看见他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地埋头工作，把一本一本的期刊送到读者面前，我深受感动。我做编辑工作就远不如他，我做得很草率，他是我所见过的一位最好的编辑，要是他能活着编选自己的集子，那有多好！不过洁思理解她父亲，她做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而且注入了深的感情，她不会使她父亲的读者失望。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五十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一九五五年就是五六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
否定肯定，一反一复，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靳以离开我们二十三年，我无法知道他现在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但是我可以说出我今天的意见。作家有权否定自己的作品，读者也有权肯定作家自己否定的作品，因为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民的精神财富。凡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作品，凡是鼓励人积极地对待生活的或者给人以高尚情操的，或者使人感觉到自己和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的作品，凡是使人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真理和正义的作品都会长久存在下去。靳以的作品，至少他的一部分作品，也不会是例外。
三月二十二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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