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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筑摩书房要出版《随想录》的日文译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译者来信征求意见，并要我为日译本写一短序。我感谢他们把我的著作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回信说，还有一位刈间先生也在翻译这两本小书，我也同意了。至于写序的事，我说身体不好，写字困难，不写什么了。
我讲的是真实情况。但是回信寄出以后，傍晚在院子里散步，我想起了这两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别是那两本引起了强烈反应的《随想录》，我的心也不平静。我担心日本的读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觉得我应该向他们讲几句话，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说过我要写五本《随想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闯进”文坛，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结束文学生活之前，我应当记下我对艺术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个人的独特的看法。通过了几十年的创作实践，经历了多少次的大小失败，我总算懂得一点创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权向读者谈谈它们。
日本的读者也知道我们经历了十年的浩劫，但是这浩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可能也讲不清楚。我以为不是身历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灵魂、不愿暴露自己丑态，就不能理解这所谓十年浩劫。两年前我在东京同木下顺二先生对谈，我说我们吃够了苦头，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十年浩劫是和全人类有关的大事。我们的惨痛的经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极左”的空话会把人引到什么地方去。我又说，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有过这种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呢？我们没有一个人逃掉，大家死里逃生、受尽磨炼，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写下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让这种“浩劫”再一次发生。我对日本作家说我们历尽艰辛，也可以引以为骄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国汉学家对我说：“你们遭逢了那样的不幸，却能够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说：“我出尽了丑，想起来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严肃地坚持说：“还是值得尊敬。”我听说那个时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风暴”。
他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我要求的并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静。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我经常思考那位汉学家的谈话，我感觉到在十年的惨痛生活中我并不是一无所得，我的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它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是它在发光，它在沸腾，它在成长。我也要挖出它来，才能结束我的《随想录》。
是的，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会是白费的。
前些时候有人批评《随想录》“忽略了文学技巧”。我不想替我的小书辩护，不过我要声明：我也不是空手“闯进”文坛，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随想录》便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二月二十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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