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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编选过不少的集子,有长篇,有短篇;有创作,有翻译。我保留着一个印象:为自己编选集子是一件愉快的事。可是这一回编选《序跋集》,我感到了厌倦,说句老实话,我几乎无法完成这工作。
为什么呢?……我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衰老”。固然我现在拿笔写字手就发抖;我越是着急,手和笔尖都停在原地越难移动,但我也挣扎着抄写了一些较短的前言后记。而且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我的侄女国煣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的序跋,特别是那些滔滔不绝的“代序”都是她抄录的。我应当感谢她。
为什么呢?……是不是在编选上花了很多功夫,使我感到十分吃力?不。其实编选工作并不繁难,何况我(一)定下了一个范围:只收文学著译的序跋。(二)又声明会有遗漏,收集不一定完全。“不完全”,这是事实。但先来一个声明,等于网开一面,留一条出路:反正有遗漏,多一篇,少一篇,关系不大。我也用不着苦心“求全”了。
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厌倦呢?是由于阅读五十四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一大堆前言后记吧,我看一定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七○年或者七一年我还在奉贤县“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工宣队老师傅带着我们机关“造反派”到我家去抄书,拿走了几本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著作,这些书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出版的,一直放在书架上,我想它们该是最保险的吧。没有想到给没收的偏偏是它们。后来我回家休假,萧珊讲起这件事,我们起初大惑不解,想了一阵,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可能他们过去写的文章并不都证明他们生来就正确,而且一贯正确,因此不利于身居高位的今天的他们,还是将它们没收烧毁为妙。
我坚持这个看法,我有够多的经验和体会。我写过多少很不正确的文章,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一篇,就斗一次,还要我写检查交代。不让我看原文,也不对我说明文章的内容,却要我像猜谜一样承认有罪,我实在应付不了!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我的这种想法,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接连不断的多次运动的后果。倘使我迟生几十年,就不会背上那么沉重的包袱,我可能一个字也不会写,更有可能不让人抓住辫子。我有幸躲掉了几次运动,可是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揪住算总账,一笔也不放过。那么重的包袱!那么多的辫子!我从小熟悉一句俗话:“在劫难逃”,却始终不相信。但听惯棍棒声音的人很难说自己毫无余悸。
我明白了。一大堆包袱和辫子放在我面前,我要把它们一一地清理。这决不是愉快的工作。我多么想把它们一笔勾销,一口否定。然而我无权无势,既毁不了,又赖不掉,只好老老实实把包袱和辫子完全摊开展览出来,碰碰运气。即使等待我的是批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在劫难逃”嘛。
我又想起一桩往事:我开始写第一本小说《灭亡》的时候,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里,离先贤祠很近。我经常在飞着细雨的黄昏,在先贤祠前广场上卢骚(梭)的铜像下徘徊。我尊敬卢骚(梭),称他为“老师”,一,我学习他写《忏悔录》讲真话;二,我相信他的说法:人生来是平等的。五十四年过去了,可是今天还有人告诉我:人是应该分为等级的。那么根据我几十年的写作经验,我大概属于挨批的一等吧。我即将进入八十高龄,看来到死我也不会上升为批人的那个等级了。因此对着五十四年来留下的包袱和辫子,我不会感到心情舒畅。
但是我终于把它们阅读完毕了。我回过头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兴奋,我思索,我回忆,我痛苦。我仿佛站在杂技场的圆形舞台上接受批斗,为我的写作生活做了彻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实历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话。不隐瞒,不掩饰,不化妆,不赖账,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来。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对自己。事实不断改变,思想也跟着变化,当时怎么想怎么说就让它们照原样留在纸上。替自己解释、辩护,已经成为多余。五十四年来我是怎样生活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究竟做过些什么样的事,等等等等,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找到回答。有人要批判我,它倒是很好的材料。至少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里毫不隐蔽地当众展览了。
“四人帮”还在台上的时候,“革命造反派”不止一次地威胁我,说是批判我“要一直批到共产主义社会”。说话人的凶相我至今忘记不了。我不想死后得到安息,我知道自己进不了天堂。但倘使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能把我的灵魂带进“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去受批判,即使必须走遍“地狱”和“炼狱”,我也心甘情愿。
结束了这个使我感到厌倦的工作,我吐一口气,觉得轻松多了。这本集子是那位北京的朋友鼓励我编辑的,我感谢他的帮助,我还请求他允许我把我的《序跋集》献给下一代和再下一代的读者,我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批判。
八月十日在莫干山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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