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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到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 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的有一本萧乾的作品（大概是《创作四试》吧）。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三月二十九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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