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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
我真的生了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生的收支总账，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
账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账，不认账。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象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账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帐认账，好象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末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末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
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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