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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写过一篇短文谈我的外孙女端端。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又写了《再说端端》。我写端端，也讲了我对儿童教育的想法。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好像有两份报刊先后转载，我并没有注意，可是有些熟人在晚报上看到端端写“检查”，说什么“我深深体会到说谎是不好的事情”，觉得有趣，以后遇见端端就要问她读过我的文章没有。端端不喜欢看书，也没有时间看书，我的《随想录》她一本也没有翻过。不过她懂得写检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听见人提我那篇文章就脸红，偶尔还对我说：“下次把我写得好一点吧。”她并不知道我还写了第二篇。这一篇在《大公报》发表后，我那位在晚报当编辑的朋友又来信通知我晚报还想转载关于端端的第二篇随想，征求我的同意。晚报发表我的文章，我当然愿意，可是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回信说：文章在晚报刊出，读者很多，会使端端感到大的压力，她不愿意我谈她的缺点，那么就请晚报不要转载吧。
文章不见报，压力似乎小一点，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会解决。一年多的时间又过去了，端端在小学毕业了。小学之后当然就是初中。今年孩子运气好，减少一次考试，小学毕业由区里考试，就根据这次的成绩作为升学初中的标准。孩子的父母希望孩子升入重点中学，端端本人倒无所谓，不过考得好，她当然高兴。为了准备考试，端端不能说是不努力。她常常五点半钟就起床做作业复习功课，晚上也总是忙到八、九点钟。家里的人都说她动作太慢，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冷眼旁观，觉得像这样过日子实在“没劲”。像端端这样年纪，一星期总得有几个小时跳跳蹦蹦，和两三小朋友一起谈笑，才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现在好像只是背着分数的沉重包袱在登山。不幸的是孩子放弃休息，放弃娱乐，辛辛苦苦，过了一年多，却仍然不曾取得高的分数，看来升入重点中学是没有指望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回家哭一场，挨了妈妈一顿骂。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扫兴，做母亲的照常放连珠炮，批评孩子不肯动脑筋，不爱看书，做功课做得慢，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同意我女儿的看法，只有我一个有不同的意见。我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不论在中国或者其他大小国家，总是普通人占多数，而且正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重点”人才可以在上面发号施令。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得先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因为干实事的是他们。孩子既然进不了重点学校，那么就规规矩矩地做一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不过，孩子的父母和其他长辈也有一些难处，因为一，据说有些非重点学校校风不好，担心孩子染上不良习惯。（“文革”以来这样的事的确常见，我也不能闭上眼睛矢口否认。倘使没有人来大抓一下，不良的校风也难改好。但是拿目前的条件来说，似乎连小抓都有困难。大家都明白要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批好的老师。平日不培养，到了需要时哪里去找？）二，孩子进非重点学校念书，让做父母的感到丢脸，虽然没有人逼着写“教子无方”的检查，但想到自己在教育孩子身上不曾花费多少功夫总觉惭愧。三，重点学校倒很合喜欢把人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口味，分好等级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等人身人，只要办好重点学校就行了，不必去管非重点人的死活。他们可能是这样错误地理解办教育者的苦心，所以看见孩子的考分低，进不了重点学校，就以为前途一片黑暗、万事大吉了。
只有我一个人不像他们那样悲观，虽然在家里我完全孤立，但是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并不在于办重点学校，正如它的教学方法也绝不是灌输和死记。你尽量地塞进来，我只好全呑下去，不管能不能消化；你照本本宣讲，我只好拚命强记，你不教我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因为我“脑子迟钝”就拿那么多的作业和功课来惩罚我，不让我有试一下开动自己脑筋的念头和时间，我也只好叹一口气，丢开一切的希望，靠一碗大锅饭混过这一生了。
这是我在设身处地替端端想，她本人可能另有想法。我这样关心她，因为我想到自己的童年，她那些缺点我都有，我也是一个“头脑迟钝”、“窍开得慢”的孩子。倘使我晚生七十年，今天我也得在非重点的学校里受填鸭式教育吧。幸运的是我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作业，那么多的功课，我还有时间开动自己的脑筋胡思乱想。不要轻视胡思乱想，思想有它自己的路，而且总是顺着思路缓缓前进，只有多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人才有真正的是非，才有认真的探索和追求。为了这个，就需要用“开导”、“启发”的方法教会孩子们经常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顺着思路自己解决问题，逐渐做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自学成才的人不就是靠自己开动脑筋？
大家知道教育（首先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说：“教育，甚至儿童教育也绝不是：我替你思考，你只消呑下去、牢记住！”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确实很多。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主张：要是大家都听一个人话，照一个人的意见办事，那么一切都简单化了；全国人民只有一个思想，一个主张，做起事来岂不是十分方便？其实这种想法并不聪明，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人民都懂得需要大家开动脑筋，为什么还要把学校办成培养“填鸭”的场所？
进过的话用不着再讲了。但历史对人是不会宽容的，轻视教育的人会受到惩罚。普及教育绝不是单单制造大批只知唯唯诺诺、举手、盖章的人，即使再好的老师，也得重视学生的脑子。学生要肯动脑筋，会动脑筋，才有希望做到青出于蓝，否则单靠灌输和强记，那么教出来的学生就会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但是老师也有老师的苦衷。人们的注意常常集中在考分上，集中在升学率上；人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跳跳蹦蹦的孩子，爱动脑筋的孩子不一定听话。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老师们也得看上级，看家长，看社会，老师们也常常感到压力。我想老师们也不一定愿意多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多了，老师看起卷子来也很吃力。不过谁都愿意教出更多的好学生，总想好好地干啊。那么怎么干呢？靠填鸭的方式总是不行的。老师也得开动脑筋啊！
所以人们常常谈起“尊重老师”的风气。这的确重要，办成好的学校，培养好的学生，都要靠好的老师。不尊重老师，就办不好学校。我年轻时候读过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心》，最初是包天笑的改编本《馨儿就学记》，然后是夏丐尊的全译本《爱的教育》。小说写的是一个意大利市立小学三年级学生一年中的见闻。原书是很有名的儿童读物。夏译本的读者很多，影响很大。小说描写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我以为办儿童教育，首先就应当在学校中培养尊师爱生、同学互助的感情。在一般情况下，学生总是尊敬老师的。但是在“文革”时期，我却见到了完全不同、而且非常普遍的景象：学生把老师当作仇敌。在那些日子里学生殴打老师，批斗老师，侮辱老师，让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惨死在红卫兵的拳打脚踢之下。我不记得那些十四、五岁的男女学生强占房子、设司令部、抄家打人抢东西的情景，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初中学生拿着铜头皮带在作协分会后院里打我追我的情景，都是在二十年前发生事情！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学生吗？我们还会再有这样的孩子吗？
关于端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倘使三年后我还能执笔，我倒想写写她升学高中的事。这次动笔写《三说》的时候，我绝未想到那些打死人不眨眼的小小红司令，可是疑问自己出现了：填鸭式的教育，怎么会产生那些昙花一现的小小红司令呢？
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七月二十三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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