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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朋友第一次来上海，他很忙，却也抽空来看我。我们只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为他担心谈久了我的声音可能嘶哑，我自己也害怕兴奋起来，容易“筋疲力尽”。我很想避开那些使人激动的话题，但是我经常打着“讲真话”的大旗，接待远道来访的客人，又不便发一些违心之论，敷衍了事，况且如今社会空气大有改变，朋友见面也并不需要交换歌功颂德的“大路货”了。这样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谈起所谓“官气”来。他现在是官，因此强调不让自己染上官气。我说这很好，有些人本来不是官，却有不少的官气。我不是在开玩笑，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平日我喜欢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在乎，都不放在心上。可是事后我总要认真地想一想。“认真”的结果我发现了一个警句：话讲得越漂亮的人做起事来越不漂亮。我又用这个警句来核对自己那些文章中的豪言壮语，不能不感到惊奇：那么多的空话！我是这样，别人呢？我的话还不是从别人那里贩来的！
那么哪里来的官气呢？我们这里只有人民的“公仆”。大家都在“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这样向人报喜，也经常听到别人这样对我宣传。我们都说：“日子越过越好”，也相信“人越变越好”。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于是“文革”开场，我脸上的人皮不客气地给剥了下来，我毫不留情地被降级为“牛”。再用不着那一切虚假的报喜了。我既然是“牛”，当然不会有人为我“服务”，我只好接受非人的待遇。不单是我，许多以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当时和我一起给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是这样。从此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各种奇耻大辱都甘心忍受。造反派在本单位张贴大字报“勒令”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们不仅在本单位横行霸道，还可以带着大字报到别的单位去造反，去揪人。总之，他们干得很成功。一连十年我们除了有时拼命背诵“老三篇”①之外，就不懂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对付我们只有用“劳动改造”。这就是说，没有人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为别人服务，服务成为极其光荣的事情，正如“同志”是极其光荣的称呼。我们都没有份。十年中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人和人的关系“越变越好”，只知道“人”和“牛”的关系越变越坏。为人民服务的人似乎都高人一等，当然高高在上，干这种工作都好像在衙门里办公。我们即使走进一家商店购买物品，也不像一个顾客，倒像要求施舍的乞丐。我们得到的常常是无礼的训斥。
我记起来了，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我动身返沪的前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饭店的餐厅里在意见簿上写了一大段感谢的话，那个时候我有那么多的感情，因为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兄弟般的接待，但是在“文革”之后我再也没有找到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到处都有一种官气，一种压力；我走到许多地方都觉得透不过气来。但我却并不感到不自然，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固然牛棚给拆除了，可是我还有一根尾巴，仍然低人一等。因此即使天天叫嚷“为人民服务”，对某些人还是不必落实政策；因此我虽然处处碰壁，自己也心安理得，仿佛这是命中注定，用不着多发牢骚。
说老实话，“文革”十年，我的确深受教育，对任何事情，或者读什么文章，看什么报道，听什么人讲话，总要把自己摆进去，动脑筋想一想，然后才发表意见，是紧跟还是不跟。总之，要先弄清楚是真话还是假话。过去我不相信人可以贩卖假货过日子，到了我自己不知羞耻地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我才明白在那些日子人只有卖假药、贩假货才能够保住性命，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才看出来经过“文革”的锻炼，我也可以穿上华丽的衣服干下流的事情。我曾经相信“文革”是伟大的革命，但是到了我写文章称赞这个“伟大的”革命时，我已经看够了那些血淋淋的、十分龌龊的、极其丑恶的东西，我称赞它是不得不称赞，是别人强加上去的称赞。我忍受因为我要保护自己；我忍受因为我已经看穿了那个大骗局；我忍受因为我从小听惯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教训：“明哲保身”。
“明哲保身！”这是多大的一笔遗产啊。接连不断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批判！还不是为了保护这笔遗产，让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然后又是十年烈火把美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最近全国人大代表谈到北京市的服务质量，不是像我那样在意见簿上写下热情的赞美，而是发出不满的批评。可见十年“文革”在我们国家干了多少坏事，带来多大变化。今天还有人在怀念美好的五十年代，“错划”和“扩大化”还不曾开始的那些日子，“服务”并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变人为“牛”的魔法也尚未发明，在新社会里我受着人的待遇，我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别人。但是十载大火之后，在一片废墟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瓦砾，灰堆？“态度蛮横，顾客挨训”，人大代表发现的不是平等，而是官气。有人说首都是这样，外省更差。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有坏。我们有句老话“挂羊头，卖狗肉”，可见挂漂亮的招牌卖假货、劣货，古已有之。要是不认真地大抓一下，那么人们很容易习以为常，甘心上当，听其发展了。
我出身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后来又在“文革”的“牛棚”里关了十年，过惯低头哈腰的生活，大官、小官和只有官气的“官”都见得不少，在等级社会里我仿佛是一个贱民（“文革”期间我的确被当做贱民，受过种种虐待），又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只有官气的官）出官气的对象，点名批判，四处游斗，我挨过没完没了的训斥。因此对封建的东西我的感觉特别锐敏，即使披上革命外套，我也不难认出它来。有些人喜欢挂起“实事求是”的招牌出售“官僚主义”的旧货；有些人把“官气”当做特殊的政治待遇，以为功勋大、地位高，自己毕竟与别人不同；有些人只让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向认为当官的应该高人几等；还有些人似乎相信批文件、发指示就是为人民服务。总之，不能再把“真话”放在脑后，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抓什么？就是抓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吧。我们“说话算数”，不是说了就算，而是说了就做，说了不做，等于不说。
客人告辞走了，我拄着手杖把他送到门口。时间短，我们都谈得不多，但也愉快。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
六月九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一、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① “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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