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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赵丹同志的“遗言”，我想起自己的一件事情。大概是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季吧，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发言不赞成领导同志随意批评一部作品，主张听取多数读者的意见，我最后说：“应当把文艺交给人民。”讲完坐下了，不放心，我又站起来说，我的原意是“应当把文艺交还给人民。”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紧张。报纸发表了我的讲话摘要。我从此背上一个包袱。运动一来，我就要自我检讨这个“反党”言论。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倘使有人问我错误在哪里，我也讲不清楚。但是没有人以为我不错。我的错误多着呢！反 对“有啥吃啥”，替美国作家法斯特“开脱”，主张“独立思考”，要求创作自由等等、等等。同情的人暗中替我担心，对我没有好感的人忙着准备批判的文章。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赵丹同志说：“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领导作家“写十三年”、领导演员“演十三年”。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的记忆力大大衰退，但是这个惨痛的教训我还不曾忘记。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谁的财产？当然是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有那些用谎言编造的作品才不属于人民。人民不要它们！
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十五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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