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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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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 *

  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 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德·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八月二十四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年九月一、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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