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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随想》还是在病院里写成的。出院不久我到北欧去了一趟，出国前我又患感冒，到达斯德哥尔摩时，发了支气管炎，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老老实实地对我国驻瑞典使馆的同志讲了。晚上有一位从上海来进修的医生给我治疗。第二天使馆的同志们给我送稀饭、送面条、送水果来，我在旅馆里也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前一天我下飞机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二天我却见到了这么多的亲人。在瑞典的首都我住不到两个星期，可是我过得轻松愉快。离开这个由无数个小岛构成，由七十多道桥连接起来的风景如画的和平 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健康的人。
我是去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我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即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有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但是认真地学它，而且继续不断地学下去，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事情。我在南京上学，课余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了一些书，就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书不多，买得到的全读了。因为是自修，专门看书，说话不习惯。后来我到法国常和两三个朋友用世界语通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我回到上海，住在旅馆里，友人索非来看我，他当时还担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的秘书或干事一类的职务。他说：“学会的房子空着，你搬过来住几天再说。”我就搬了过去，在鸿兴坊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屋子里搭起帆布床睡了将近半个月，后来在附近的宝光里租到屋子才离开了鸿兴坊。但从这时起我就做了学会的会员，不久又做了理事，也帮忙做一点工作。我还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几本书，如意大利爱·德·亚米西斯的独幕剧《过客之花》、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日本秋田雨雀的独幕剧《骷髅的跳舞》、匈牙利尤利·巴基原著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的炮火使鸿兴坊化为灰烬，我才搬出了闸北，上海世界语学会终于“消亡”，我也就离开了世界语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用“上海市委”的名义把我打成“不戴帽”的“反革命”，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利。我后来偷偷地搞点翻译，空下来时也翻看家里有的一些世界语书，忘记了的单字又渐渐地熟悉起来，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对世界语的兴趣又浓了。所以我出席了今年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几十年前我就听人讲起这样的国际大会。在上海世界语学会里我只是偶尔听见人用世界语交谈。现在来到大会会场，会场内外，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亲切的笑脸，友好的交谈，从几十个国家来的人讲着同样的语言，而且讲得非常流畅、自然。在会场里人们报告、讨论，用世界语就像用本民族语言那样地纯熟。坐在会场里，我觉得好像在参加和睦家庭的聚会一样。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是我多年来盼望的、想象的正是这样，我感到遗憾的只是自己不能自由地使用这种语言，它们从别人口里出来像潺潺的流水，或者像不绝的喷泉；有时又很像唱歌或者演奏乐曲，听着听着甚至令人神往，使人陶醉。但是它们从我的嘴里出来，却像一些不曾磨光的石子堵在一处，动不了。不过我并不灰心，我们中国代表团里的年轻人讲得好，讲得熟。他们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同朋友们谈得很融洽，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我去北欧前，友人几次劝我不要参加这次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一位朋友劝阻我，他认为我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中国人把Esperanto称为“世界语”，我认为这种译法很好。经过九十三年的考验，波兰人柴门霍甫大夫创造的Espe — ranto成了全世界人民所承认的惟一的“世界语”了。它已经活起来，不断地丰富、发展，成了活的语言。我开始学习世界语的时候只有一本薄薄的卡伯（Kabe）博士的字典，现在我可以使用一千三百页的插图本大字典了。世界语的确在发展，它的用途在扩大，参加大会的一千七百多人中间，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只占少数，整个会场里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友情。
在斯德哥尔摩我还有一些瑞典朋友，因此我也有不少会外活动。朋友们见面首先问我关于世界语的事情，他们不大相信它会成为真正的“世界语”。我便向他们宣传，说明我的看法：世界语一定会大发展，但是它并不代替任何民族、任何人民的语言，它只能是在这之外的一种共同使用的辅助语。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这种辅助语和别的民族交往。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学世界语，那么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新形势，新局面！倘使在全世界就像在大会会场一样，那该有多好！世界语是易学易懂的，这是人造语的长处，不仅对于欧洲人，对于我们亚洲人，对其他的民族也是如此。但即使是人造语吧，它既然给人们使用了，活起来了，它就会发展、变化，而且一直发展、变化下去，由简单变为复杂，由贫乏变为丰富、更丰富……而且积累起它的文化遗产……
从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回到上海西郊的书斋，静夜里摊开那本厚厚的世界语大字典，我有很多的感想。想到我们的文字改革的工作，我不能不发生一些疑问：难道我们真要废除汉字用汉语拼音来代替吗？难道真要把我们光辉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封闭起来不让年轻人接触吗？我并不完全反对文字的简化，该淘汰的就淘汰吧，但是文字的发展总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只是为了使它变为更简单易学。在瑞典、在欧洲、在日本……人们每星期休息两天，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永远忙得连学习的工夫也没有！忙得连多认一两个字的时间也没有！忙得连复杂的思想也不会有？！我们目前需要的究竟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是使我们的文字简单再简单，一定要鬥斗不分、麵面相同？我不明白。在九亿人口的国家里，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慎重一点，听听大家的意见，总没有害处。
八月二十四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年九月一、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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