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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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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烧 *

  我本来要写我们访问长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就给留了下来。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慢下降。烧退了。没有反复。再过几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里相当静。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有点不习惯,晚上上床后常常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烧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尧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重庆回上海,住在霞飞坊(淮海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生病睡在床上,因为没有钱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晚上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的旁边。每天清早他醒来就要在床上量体温,早晨温度不高,我在旁边听见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语教员,喜欢讲英语。下午他的体温逐渐增高。每天都是这样,体温一高,他的情绪就坏起来。不几天靠一位朋友帮忙他住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他并不曾活过两个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发现萧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给查。当时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看门诊的“医生”不一定懂医,一个普通老百姓(还不说“牛鬼的臭婆娘”)发烧在三十九度以上,到医院挂急诊,或者开点药就给打发走了,或者待在“观察室”吊盐水针过半天回家。萧珊患肠癌,那年三月想办法找人开后门,在一家医院里照了直肠镜,但她的病在结肠上,照不出来。那个时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难,不但要请人帮忙,而且还得走不少弯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她在病房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七月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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