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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一篇《随想》里谈到了探索和创新。
探索，探索，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 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我在上面提到我的祖父，有人就对我发问：你不是说过高老太爷的鬼魂还在到处出现吗？问得好！但鬼魂终究是鬼魂，我们决不能让它借尸还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向终南山进士学习呢？
现在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谈探索……吧。
像我这样一个不懂文学的人居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不可能是“长官”培养出来的，也不可能是一条大路在我面前展开，我的脚踏上去，就到了文学之宫。过去有些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给我几页篇幅，我看这是在浪费时间，我并不是文学家。
我拿起笔写小说，只是为了探索，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说救人、救世未免太狂妄，但当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是个不知轻重的“后生小子”，该可以原谅吧。说拯救自己，倒是真话。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里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据我所知，日本作家中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是在成名成家之后，因为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人生问题而毁掉自己的生命。我没有走上绝路，倒因为我找到了纸和笔，让我的痛苦化成一行一行的字，我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我就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来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我从来不曾离开文学。我有时写得多些，写得好些；有时我走上人云亦云的大道，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
今天我还在继续探索，因为我又拿起了笔。停止探索，我就再也写不出作品。
我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安静自己的心，为了希望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对读者有所帮助，这当然只是我的主观愿望，我的作品也可能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最有发言权的人是读者，一部作品倘使受到读者的抵制，那就起不了作用。但也有些作品受到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却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坏的影响。我今天还不曾给革掉作家的头衔，我的作品还未在世界上绝迹，这应当感谢读者的宽大，不过这也许说明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不算太坏。不会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就聚众闹事或者消极怠工或者贪污盗窃，这一点我很放心。我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说高尚，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是单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我几十年来探索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作品便是一份一份的“思想汇报”。它们都是我在生活中找到的答案。我不能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它们是严肃的。我看到什么，我理解什么，我如实地写了出来。我很少说假话。我从未想过用我的作品教育人，改造人，给人们引路。五十年前我就说过：“我不是说教者。”一九三四年我又说：“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我固然希望我的作品产生社会影响，希望给读者带来帮助。可是我也知道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小说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小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四十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一九七四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前些时候有人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称之为“伤痕文学”，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让人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损害了国家的名誉。杨振宁教授也曾同我谈过这个问题。那天他来访问，我讲起我在第二十三篇《随想》中阐明的那种想法：“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把祖国建设成人间乐园。”他说，他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海外华人都热爱祖国。他又说他们从伤痕文学中看到祖国的缺点，有点担心。他的意思很明显，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是恢复健康。我说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 讳疾忌医。
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在他们对着一部作品准备拉弦发箭的时候，忽然把文学的作用提得很高。然而一位写了二十多年小说、接着又编写《中国服装史》二十年的老作家到今天还是老两口共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也没有，在这里文学的作用又大大地降低了。
为什么呢？在精通文学的人看来，可能非常简单，从来就是这样。但在不懂文学的我却越想越糊涂了。对我来说，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也用不着因为没有给读者指出一条明确的路感到遗憾了。
二月十五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三月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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