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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花城》杂志上读到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单是开头的一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就使我浑身颤栗，作者好像用头把一个字一个字打进我的灵魂。短短的一两页篇幅的文字记录了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被斗、挨打的真实情况，这批斗，这痛打，导致了老舍同志的死亡。杨沫同志坦率地说：“这八月二十三日的一日一夜……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我理解她的心情。
我们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都有一生也忘不了的血淋淋的惨痛经验。不少人受屈含冤痛苦死去，不少人身心伤残饮恨终身，更多的人怀着余悸活到现在。把当时的情况记录在日记里保存下来、发表出来的，杨沫同志似乎是第一个。作者的勇气使我钦佩。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开头。对这个开头别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伤疤不必揭露；有人说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揪住不放。但是在不少人身上伤口今天仍在流血。十年“文革”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床前五斗橱上萧珊的骨灰还在低声哀泣。我怎么能忘记那些人兽不分的日子？我被罚做牛做马，自己也甘心长住“牛棚”。那些造反派、“文革派”如狼似虎，兽性发作起来凶残还胜过虎狼。连十几岁的青年男女也以折磨人为乐，任意残害人命，我看得太多了。我经常思考，我经常探索：人怎样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做虎狼，我至今还想不通。然而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否则万一将来有人发出号召，进行鼓动，于是一夜之间又会出现满街“虎狼”，一纸“勒令”就使我们丧失一切。我不怪自己“心有余悸”，我唠唠叨叨，无非想看清人兽转化的道路，免得第二次把自己关进“牛棚”。只有牢牢记住自己的“八月二十三日”，才有可能不再出现更多的“八月二十三日”。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卫后代，我看杨沫同志这个头开得好。
称赞了别人以后我回顾自己，我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一九六六年九月我的家被抄，四年中的日记让作家协会分会的造反派拿去。以后我停笔大半年，第二年七月又开始写日记，那时我在作协分会的“牛棚”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给叫出去劳动。劳动的项目不过是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当时还写过《劳动日记》，给“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过两天就不见了，再写、再挂、再给人拿走，三四次以后就没有再写了。《劳动日记》中除了记录每天劳动的项目外，还有简单的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写的时候总说是“真心悔改”，现在深刻地分析也不过是用假话骗人争取“坦白从宽”。接着我又在一本练习簿上写日记，并不每天交出去审查，但下笔时总觉得“文革派”就坐在对面，便主动地写些认罪的话讨好他们。当然我在短短的日记里也记录了当天发生的大事，我想几年以后自己重读它们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艰难曲折。总之我当时是用悲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我并没有杨沫同志的那种想法，更谈不到什么勇气。但即便是我写的那样的日记也不能继续下去。到这年八月底几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勒令我搬到作协分会三楼走廊上过夜，在那里住过了两个星期，他们又把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批斗，让我在学生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释放回家。我的日记却不知给扔到哪里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萧珊要了一本“学习手册”，又开始写起日记来。我的用意不再是争取“坦白从宽”，我已经看透造反派的心（他们要整你，你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我只是想记录下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不过为了保护自己，我继续“歌功颂德”。我每天在“牛棚”里写一段，尽管日记中并无违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记带回家中，在那段时间只要是自称“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闯进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别的东西。我以为把日记放在“牛棚”内，锁在抽屉里面比较安全。没有想到不到两个月，造反派、监督组忽然采取“革命行动”搜查“牛棚”，勒令打开抽屉，把“学习手册”中的日记和“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从此我就没有再写日记。我不斗争，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里，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里。我深深感到内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八、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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