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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科学家匡达人同志对我谈起她的父亲，我说我打算写一篇怀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着。一年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其实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写这篇文章。那时我刚从广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经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国的梦》）里加了这样的一段话：
对于这个我所敬爱的人的死，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后是很可怕的。他在医生的绝望的宣告下面，躺在医院里等死，竟然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许多人的眼泪都不能够挽救他。
《南国的梦》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游记《旅途随笔》里面，是我初到广州时写成的。这年春天我离开上海前曾经去医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家私人医院，我到了那间单人病房，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说是肠癌，动过手术，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泪，我不敢多看他那张带着痛苦表情的瘦脸，我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我咬着嘴唇，轻轻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们走出了医院。
在广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空下来和一位广东朋友在一起，我们总要谈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并不熟，我同他见面较晚也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学生或崇拜者，他们常常用敬爱的语气谈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英雄，后来才了解他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青年教育的好教师，一位有理想、有干劲、为国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是为了他和朋友们创办的立达学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没有在立达学园待过，但我当时正住在那位广东朋友创办的“乡村师范”里，跟教师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学校设在小山脚下三座并排的旧祠堂内，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创造出四周美丽的环境，用年轻的歌声增添了快乐的气氛。我作为客人住了五天，始终忘记不了在这里见到的献身的精神、真诚的友情、坚定的信仰和乐观的态度，我和广东朋友谈起，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他说：“我是匡先生的学生，不过照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我说：“要是他来看一看多好！”广东朋友叹息说：“不可能了。不过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他含着眼泪加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办好。”
我相信他的决心。我想到在上海医院里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兴奋起来：“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我却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师范学校由于省教育当局的干涉停办了。
互生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家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安徽朋友带我去的。房里陈设简单。学生们常来找他谈话。他对他们讲话，亲切、详细。我在旁边也感觉到这是一位好心的教师，又像是一位和蔼的长兄。那两天我刚刚听到关于他对待小偷的故事，学校厨房捉到偷煤的贼，送到他那里，他对小偷谈了一阵，给了两块钱，放走了，劝“他”拿这笔钱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学生宿舍捉住一个穿西装的贼，他让贼坐下来，同“他”长谈，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好好地开导“他”，后来还给“他”介绍工作。他常说：“不要紧，他们会改好的。”我和几个朋友都赞成他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佩服他的改造人们灵魂的决心和信心。他从不讲空话，总是以身作则开导别人。
立达学园不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可是他一个人守着岗位坚持到底。有一个学期他为学校经费到处奔走。我去过他的家不多久，那里就被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掉了，学校也只剩了一个空架子。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中的事。停战后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湾看立达学园的旧址，屋顶没有了，在一间屋子里斜立着一颗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弹，在另一处我看见一只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这次到江湾是来找寻侵略战争的遗迹；互生先生却是来准备落实重建学园的计划。
学校重建起来，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经熬尽。学园七月恢复，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肠癌进医院动手术，他起初不肯就医，把病给耽误了。开刀后，效果也不好。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愿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钱。我还记得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中学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读到一篇赞美互生先生的短评，说他为学校筹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马路上被车（人力车吧）撞倒，给送进医院诊治。医生要他每天喝点白兰地。他离开医院后，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兰地，花去八角。他说：“我哪里有钱吃这样贵重的东西？钱是学校需要的。”他以后就不再去喝白兰地了。
手边没有《中学生》，我只记得短文的大意。但我忘不了他那为公忘私的精神。我把他当做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灯灭了，我感到损失，我感到悲痛。
还有一件事情。“一·二八”战争爆发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我的家在战区，只好在两位留日归来的朋友的住处借宿。后来我在环龙路一家公寓里租到一间屋子，那两位朋友也准备搬家。没有想到过两天那位姓黄的朋友忽然来说，姓伍的朋友让法租界巡捕房抓走了。我弄清楚了情况，原来伍到他友人林的住处去洗澡，刚巧法国巡捕因“共产党嫌疑”来逮捕林的朋友郑，结果把三个人都捉走了。朋友们到处打听，托人设法，毫无用处，我们拿不出钱行贿。有个朋友提起匡互生，我们就去找他。他一口答应，他认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马上找李写了一封保证无罪的信，李石曾在法租界工部局有影响。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叩我的房门，原来是互生先生。他进了房，从公文包里掏出李的信，拿给我看，一面说：“信里只有两个名字，对姓郑的不利。是不是把他的名字也写进去。那么我把信拿去找李改一下。”第二天一早他就把改了的信送来。不用说，被捕的人都给保释出来了。朋友伍今天还在北京工作，他一定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
八月二十二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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