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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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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二) *

  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上给拴了整整两个月。

  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是“牵引”撤销后我在病房里一天的生活。当然,护士每天来铺床送药;医生来查病房,鼓励我自己锻炼,因为我年近八十,对我要求不严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医生忙,看见我不需要什么,在病房里耽搁的时间越来越短,也不常来查病房,因此我儿子断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每晚我服两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时,儿子的想法又帮助我放宽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紧了。情绪又逐渐好起来。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这样出院,怎样生活、怎样活动呢?但是朋友们不断地安慰我,医生也不断地安慰我:“你的进步是已经很快的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开始这样相信。

  就这样病房里的日子更加好过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因为我“不能”看报、看信,所以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进医院时,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游过四川,又两去西安,身心都不错,说是“练了气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这类传说。万想不到半个月后,就在这个月二十四日他离开了人世。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一无所知,几个月中间,我从未把健吾同“死”字连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后来有一次柯灵来探病,他谈起健吾,问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说知道,他去四川跑过不少地方。柯灵又说:“他这样去得还是幸福。”我说:“他得力于气功。”柯灵感到奇怪,还要谈下去,我女儿打断了他的话,偷偷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讯。我一直以为他活得健康,又过若干时候,一个朋友从北京回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种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再过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到医院看我。几年前我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带来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龙送的款子。汝龙后来在信上说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带给我健吾的三百元赠款。在我困难的时候,朋友们默默地送来帮助。在病房中重见维音,我带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动。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却担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这样。听维音谈她父亲的最后情况,我才知道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永闭眼睛,似乎并无痛苦,其实他在去世前一两天已经感到不舒服。维音曾“开后门”陪着父亲到两家医院,请专科医生检查。他们都轻易断定心脏没有问题。病人也无话可说,回到家里一天以后就跟亲人永别。

  维音讲起来很痛苦,我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多么需要知道这一切啊!曹禺怕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他听说维音还要去看健吾的另一个老友陈西禾(住在二楼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时间快结束,催她赶快下楼。维音没有能把话讲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离开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对维音感到抱歉,没有让她讲完她心里的话。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现在我仰卧在床上,写字吃力,看报困难,关于他,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他五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文学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讲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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