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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上给拴了整整两个月。
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是“牵引”撤销后我在病房里一天的生活。当然，护士每天来铺床送药；医生来查病房，鼓励我自己锻炼，因为我年近八十，对我要求不严格，我又有惰性，就采取自由化态度，效果并不好。医生忙，看见我不需要什么，在病房里耽搁的时间越来越短，也不常来查病房，因此我儿子断定我可以出院了。
在这段时期，我已经部分地解决了失眠的问题。每晚我服两片“安定”，可以酣睡三四小时，儿子的想法又帮助我放宽了心：既然可以出院，病就不要紧了。情绪又逐渐好起来。不过偶尔也会产生一点疑惑：这样出院，怎样生活、怎样活动呢？但是朋友们不断地安慰我，医生也不断地安慰我：“你的进步是已经很快的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开始这样相信。
就这样病房里的日子更加好过了。
只有一件事使我苦恼：不论是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藤椅上，我都无法看书，看不进去，连报纸上的字也看不清楚，眼前经常有一盏天花板上的大电灯。我甚至把这个习惯带回家中。
因为我“不能”看报、看信，所以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我去年十一月七日住进医院时，只知道朋友李健吾高高兴兴地游过四川，又两去西安，身心都不错，说是“练了气功”，得益非小。我也相信这类传说。万想不到半个月后，就在这个月二十四日他离开了人世。噩耗没有能传到病房，孩子们封锁了消息，他们以为我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我一无所知，几个月中间，我从未把健吾同“死”字连在一起。有一本新作出版，我还躺在病床上写上他的名字，叫人寄往北京。后来有一次柯灵来探病，他谈起健吾，问我是否知道健吾的事。我说知道，他去四川跑过不少地方。柯灵又说：“他这样去得还是幸福。”我说：“他得力于气功。”柯灵感到奇怪，还要谈下去，我女儿打断了他的话，偷偷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健吾的死讯。我一直以为他活得健康，又过若干时候，一个朋友从北京回来忽然讲起健吾的没有痛苦的死亡，我才恍然大悟。我责备我女儿，但也理解她的心情，讲起来，他们那辈人、连长他们一辈的我的兄弟都担心我受不了这个打击，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这种想法未免有点自私。
再过一些日子，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到医院看我。几年前我还是“不戴帽子的反革命”的时候，她也曾到上海出差，夜晚第一次到我家，给我带来人民币五百元，那是汝龙送的款子。汝龙后来在信上说是健吾的主意。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带给我健吾的三百元赠款。在我困难的时候，朋友们默默地送来帮助。在病房中重见维音，我带眼泪结结巴巴地讲她父亲“雪中送炭”的友情，十分激动。曹禺也在病房，他不了解我的心情，却担心我的健康，我的女婿也是这样。听维音谈她父亲的最后情况，我才知道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永闭眼睛，似乎并无痛苦，其实他在去世前一两天已经感到不舒服。维音曾“开后门”陪着父亲到两家医院，请专科医生检查。他们都轻易断定心脏没有问题。病人也无话可说，回到家里一天以后就跟亲人永别。
维音讲起来很痛苦，我听起来很痛苦，但是我多么需要知道这一切啊！曹禺怕我动了感情，会发生意外；值夜班的女婿担心我支持不下去，他听说维音还要去看健吾的另一个老友陈西禾（住在二楼内科病房），便借口探病的时间快结束，催她赶快下楼。维音没有能把话讲完就匆匆地走了，曹禺也放心地离开我。
我一晚上想的都是健吾的事情。首先我对维音感到抱歉，没有让她讲完她心里的话。关于健吾，我想到的事太多了，他是对我毫无私心，真正把我当做忠实朋友看待的。现在我仰卧在床上，写字吃力，看报困难，关于他，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他五十几年的工作积累、文学成就，人所共睹。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家里，他要我给他的《剧作选》题封面，我说我的字写得坏，不同意。他一定要我写，我坚决不肯，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把它们介绍给读者呢？”我们两人都不再讲话。最后还是我让了步，答应了他，他才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我多么后悔，为什么为这点小事同他争论呢？
我想起了汝龙的一封信，这是我在病中读过几遍的少数几封信中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左邻右舍天天抄家，打人，空气十分紧张，不料有一天他来了。那时我……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很狼狈。……他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包，说，“这是二百元，你留着过日子吧。”……我自以为有罪，该吃苦，就没要。他默默地走了。那时候我的亲友都断了来往，他的处境也危在旦夕，他竟不怕风险，特意来拉我一把。
汝龙接着感叹地说：“黄金般的心啊！”“人能做到这一步不是容易的啊！”
在病房里想有关健吾的往事，想了几天，始终忘不了汝龙的这两句话。对健吾，它们应该是最适当的悼词了。
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在病房不眠的夜里，我不断地念着这个敬爱的名字：“健吾！”
七月十九日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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