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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女士最近访问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问题。她这样写道：
我一九七五年来过中国。当时我要求会见作家、访问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给我文学作品阅读，我却为人们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贫乏而感到吃惊……其中叙述了革命，但并没有文学，或者至少没有我们西方人所谓的“文学”。
现在，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变化？形式在中国是不是也变得重要起来了？您是怎样看待这个变化的？您说过：“要相信未来。未来将是美好的。”您怎样看这未来呢？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的倾向太显著，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些苗头，您以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鸣放期间我写过文章，劝人运用独立思考。不久反右运动开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后来吹起了一阵暖风，我的思想稍微活动起来，于是“文革”发生，我被打翻在地，还有一只脚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动弹不得。“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又站了起来，而且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了。对每件事我都有个人的看法，对有的问题我考虑得多一些，有的考虑得少一些，不过总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虑。我常常想，最好等考虑成熟了再开口讲话，但实际上我常常被逼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我想既然给逼上梁山，那就说吧，横竖是说自己的话，说错了就认错，受到责难，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书桌上乱纸堆中睡了十多天，终于给找了出来。无法避开她的问题，我写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动不便，没有能接待您，请原谅。您要我‘用书面回答’您的问题，我写字困难，只能简单地写一点；而且，当然，只讲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讲话时，我也并不代表别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帮’专政下，我还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新社会’的‘贱民’，我早已被赶出了文艺界，您当然不会见到我。您也不会见到别的写过文学作品的作家，因为他们全给赶到‘五·七’干校或者别的地方劳动去了。‘四人帮’用极左的‘革命’理论、群众斗争和残酷刑罚推行了种种歪理：知识罪恶，文化反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加速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害怕反映真实生活的文艺，他们迫害讲真话的作家。他们开办‘工厂’，用自己发明的‘三突出’、‘三结合’等等‘机器’制造大批‘文艺作品’，他们得意地吹嘘‘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结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们制造的‘作品’都是他们用来进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作品’里，既没有生活，也没有革命，更没有文学。有的只是谎言。不到十年，它们全给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的确有了像您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变化。‘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的‘阴谋文艺’破产了。作家们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拿起了笔，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们也给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执笔的权利和自由。大家都在勤奋地写作。几年来出现了相当多的文艺刊物，相当多的新作家，不用说，还有读不完的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作品很多，当然有好有坏，但好的并不少，我只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却保留着很深的印象：这里有生活，有革命，也有文学；而且还有作家们的辛勤劳动和独立思考。作家们各有各的风格，各人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了解的人物，生活多种多样，人物也有不同的光彩。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我日常接触的平凡人物，我发现我的同胞们的优美心灵。我很高兴，我看到了百花初放的景象。这不过是一个开始，我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我说‘前程似锦’（‘未来将是美好的’），我是有理由的。那许多经过十年‘文革’的磨炼，能够用独立思考、愿意忠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家，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更深刻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不少的阻力。但是大多数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想改善周围的生活，使生活变得美好，使自己变得对社会、对人民更有用。现实生活培养了作家，它像一根鞭子逼着作家写作、前进。认真的作家是阻力所难不倒的。
“用不着担心形式的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写作的道路上中国作家从未停止探索，总想找到一种能够更准确地表达自己思想、使它打动人心的形式，就像战士们总想找到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让他们自己挑选吧。读者们的锐利的眼光正在注视他们。
“至于西方化的问题，我不大明白您指的是哪一方面。我们在谈论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还看不出什么‘西方化’的危机。拿我本人为例，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有采用我们祖先用惯了的旧形式。我正是为了反对旧社会制度，有志改善旧生活、改变旧形式，才拿笔写作的。今天可能有一些作家在探索使用新的形式或新的表现手法，他们有创新的权利。他们或成功或失败，读者是最好的评论员。作家因为创新而遭受长期迫害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成为社会的东西，好的流传后世，不好的自行消亡。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
十月二十六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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