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前一分钟还是前一万年，都是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往事，都是已经永远失去了的历史。
所以说，一瞬即是万年。
那一年的夏天热得出奇，那年夏天热得飞鸟从天空坠下摔死，太阳烤得蝈蝈笼子燃烧起火。一家晚报刊登消息说，一只富有解放意识的蝈蝈，由于抗议人类为之设立的藩篱，纵火自焚。这是这家报纸该年发表的最接近事实的客观的消息之一。
人们由于天热而激动。人们计算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且说６０年代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相仿佛；而在唐朝，我们的生产总值仿佛是日本的６０倍，如果不是７０倍。一位科学家早在５０年代已经指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和对于正在转化为碳水化合物的日光能的计算，在北纬２０度以北的我国大部地区每亩地可以生产小麦二万斤。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将重新居于世界第一。而从西安附近发掘出来的秦代的铜车马来看，我们的冶炼，造车与喂马技术都一直是遥遥领先。直到孙悟空接手饲养天马任副处级长官弼马温为止。
我们在讨论会上谈到了这些令人难寐的事实、史实。而且说，如果砸破了铁饭碗、大饭锅就一定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九倍。这个数字的根据是一条妇孺皆知的表述：十亿人民九亿砍（侃），只有一亿在发展。大家说，只要九亿人也来干活，只要每天干足八个小时，就可以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就可以马上占地球的前列。大家抨击说，市公共汽车公司调度员提高了工资，于是售票员怒而不售票。小张昨晚从３５８路车回来，拿着钱去买票，反而被售票员“嗤”儿了回来。小张在慨叹报国无门的同时愤然喝道：“我看中国人就欠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送５％的人去劳动教养，也会“一抓就灵”的。
大家都为国运民运劳动生产率纪律效益百分比绝对值急得愁得掉了牙。然后承认“这几年好多了”然后老董说：“这几年好多了，早几十年这样干多好！”“废话！”一致斥责。又一致叹息：真“是不说白不说，说了白说啊！”
然后急急忙忙地夺路而逃。离下班还有２０分钟，办公室里已没有人影。为了躲过乘公共汽车的高峰，所以下班要提前，上班要推迟。人同此心，高峰便也同步，该提前则提前，该推迟推迟。我的前任１５００度近视的老杜想扭一扭。他甚至亲自坐镇传达室考勤，据说还搬到大办公室办公——意在监工。他激起了众怒，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全局只有他一个人是按生辰八字准时退下去的。说是，既然他那么一丝不苟，那么……
与此同时晚报上说农民万元户买了钢琴。买了汽车。买了飞机。可以即将买原子弹。电视新闻里出现了农村的摩托车大赛。我们的人更急更气了，说是我们从事的是高级脑力复杂劳动，为什么制造导弹的人还不如制造茶鸡蛋的？报上说一个卖茶蛋的小姑娘已经自费去美利坚合众国留学。自费买了机票。便进一步质问，他在世的时候是知识愈多愈反动，现在呢，是不是知识愈多愈贫穷？老董还跺脚说，为什么人家属人参，越老越补，而我们属萝卜，越老越苦？大家鼓掌。老董跺脚又大跺，把地板跺出了一个洞，从中跑出一只白老鼠。便又笑又赞，确实生活提高了，连老鼠都白白胖胖，活像天天吃壮儿糕与肥儿散。
飞机的马达发出了尖锐的啸声。送行的人大声与他说着道别的话。他与这个寒暄，与那个惜别，又时不时把头转来转去向每一位友人投以迷人的微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下意识地进行的。就像１５年前的那次酩酊大醉。他知道自己醉了，而在那个场合，是绝不应该醉的。他保持着谦恭礼貌的微笑，保持着主人应有的耐心与周到，使每一个人不会感到自己是被忽略了。然后，他送客人回去，他走过三条街，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在汽车与自行车的河流中穿过。一切都恰到好处。
而这一切，他事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的。
他的浑身都在发烧，又甜蜜，又苦楚。他像一条自由的、骄傲的鱼。他像一条被烧煮、被烹调的鱼，醋、酱、辣椒和烧到了１５０度的菜籽油都浇到了身上。落地窗白晃晃地耀眼。像是海水被日光煮得沸腾。尖利的、杂乱的、重叠的噪声像海浪一样地扑打着他，吞噬着他。他觉得耳聋。空中交通的指挥塔正在臌胀、正在解体、正在震摇而且涌进候机室。正在起飞的飞机扬起了期待的脖子，那样渴求，那样无望。另一架飞机则向着他们冲来，不怀好意。一片混乱中他仍然听到那低低的、过于天真的声音，就像耳边的私语：
“我不乖吗？”
他已经听不到这私语了，而私语仍然在重复。她的大眼睛使他吃惊，甚至是使他害怕。没有一个中国女人长有这样大的眼睛。那好像是把一双普通的眼睛用力扩开了似的。那黑眼珠还在不停地扩张，透明而又执著。那眼白坚硬而且，他要说是——愚直。
我传达了领导的指示。７月８月，是改革月。松绑。承包。岗位责任制。分成。聘任与解聘。计件工资与分成工资。奖金。基分。第三次浪潮带给华夏的机会。电脑考勤。需要大胆试验。需要开拓型的人才。需要有新的面貌，新的局面，需要向前迈一大步……
于是进一步激动起来、沸腾起来，好像天上已经布满了蛋糕馅饼。好像我们的河里将要流淌茅台白酒。各种闻所未闻的信息遍地开花。新的口号：遍地开花。叫作：一心想着富字。叫作：能干会花。叫作：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新的措施：为所有的职工每人做一身西服，包括坎肩和领带。新的公司，不需要任何设备和房舍，也不需要任何资金的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掌握了信息就能发财，就能大翻身。新的“三三制”，机关里三分之一留守上班，三分之一各地巡视包括出国考察，三分之一经商搞钱。恭喜发财，高消费是光荣。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讲勤俭节约——简直反动！其实把我们单位改成一个养猪场也早就发了大财。不，养猪太臭，最好是养苍蝇——我们专门培植全世界自然科学家都离不开的苍蝇。这在全球都是创举，需要为你雕一座铜像，摊开两只手，手心上爬满各色各等苍蝇。然后全世界的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遗传工程学、医学、生物化学……科学研究机构与科学家都会向我们订货。而我们要的价很公道，每只国际标准苍蝇１．５美元或２．５西德马克。
她穿着一身黑丝绒的衣服。脖子上围着白绸纱。在契诃夫的剧本里有一个人物尼娜，她总是穿黑衣服。当问起为什么穿黑衣服的时候，她回答说：
“我为生活致哀呀，我不幸福……”
“我们的领导应该民主产生，是的，要选举。一切由上面指定就会是淘汰精英而选拔低劣。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或者有可能比自己强，这样一种估计本身就注定了要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小张讲得慷慨。他的湖北口音更渲染了他讲话的气势。
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向我推荐，小张是个人才，而且是“官”才。他早就把一句话挂在嘴上：“如果我当省长……”
“我们倒是想选一个能人，选一个新型领导人物，领导我们走向现代化，领导我们先富起来……有这样的人我们不选才怪……可是我们选谁去呢？”众人说。
“选谁去？人人都应该来竞选！拿破仑说，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愿意当领导的干部就不是好干部。现在是改革的年代改革的月份，每个人都应该拿出自己的改革纲领，不想改革不会改革不能改革的人只好请他走开，他可以去倒卖香港丝袜嘛！”
“算了吧，倒儿爷们改革意识才强着哩……”哄堂大笑。
“那么小张，你先带个头儿，你来竞选一下嘛，你说说，如果把我们单位承包给你，你怎么办？”
“我不说……先让别人讲！”小子还有点神秘。
“小张说得对。就是要竞选。没有这点精神的人干脆滚蛋……”几个年轻人热烈起来了，响应起来了。
“我不竞选，滚蛋的话我就去大街要饭。”老董说。又是一阵哄笑。
如此这般，三起三落以后，小张恶狠狠地说：“要我承包也可以，第一，每年的经费必须翻三番。第二，人员裁掉三分之二，所有的老的不听话的跟不上的包括你，”他用右手食指狠指了一下我，“我都要裁掉。裁了的就一律不管，死活没我的事儿。第三，我必须真正拥有权力——财权，人权，决策权与处置权，谁也不要干涉。比如说用人，我就是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否则领导还有什么权威，工作还有什么效率？比如工资，我想给谁开销多少就给谁开销多少。否则，发再多的工资有谁领你的情？有谁为你卖块儿？”
至少有一半人为小张鼓掌。有的干脆喊出了声：“我们拥护小张！”“由小张来承包！”“让小张领导我们先富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真的应该“让贤”了，就干脆让小张来试一试？也许，他们会使生活焕然一新？可他为什么说得那样龇牙裂嘴，那样吓人！
当飞机呼啸着升空而起，当地平线陡然倾斜起来，他知道，这一切已经永远地逝去了。他告别这个孤岛告别她如告别逝者。什么是往事呢？坟墓和十字架。
当他用潇洒优雅的姿态与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的时候，她拥抱了他。他觉察了她的脸，粗糙、冰凉、而且坚硬。那颧骨大概是粗大的。这大概是她的命。她不会有更好的命，比一切温柔小巧更令人痛苦。痛苦就像一场大火，烧毁了楼阁，烧毁了须发，烧焦了心。剩下的是一片废墟。是一片瓦砾，是已经冰冷、但仍然散失未尽的烟。
然后在废墟上，在分裂的土地上重建起了不夜的城市。到处是耀眼的白灯，是富丽的店铺，是浓妆的女子，是烤肉的油烟，是哭一样的歌唱，是货物的琳琅，是疯狂的节奏，是抢劫的危险，是欲望的陷阱，是越来越赤裸的肉体与越来越难以辨认的灵魂。
你好。
你好。
在五星级旅馆的旋转风门旁，他们互相问安。他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城市、这个旅馆、这个人。也许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的陌生？他像外星人。他不是这架充分发达的回旋加速器上的一颗原子。他好奇地、傻子一样地张着眼张着口，悲伤地看着它们。
她好奇地、傻子一样地、悲伤地看着他。
而他发抖了。
领导班子连夜开会，争执不下。消息却立即不胫而走：小张即将上台。
告状信飞上来了。小张“偷”过木匠房的油刷与清漆。小张在做“红卫兵”的时候砸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唱片。小张给美国人写信，活动出国。小张贿赂一个司机，全家坐他的车到１２５公里以外的风景点去旅游。
推荐信和拥戴信也随即飞了上来。小张是开拓型人物。早在１９６８年小张就说过，农村必须搞包产到户。在一次会议室险些失火的事故里，小张一个人就向燃烧的沙发泼了五洗脸盆清水。而且他急中生智把痰盂扣到了帽子冒烟的科长头上。小张既懂业务又有组织能力，是不可多得的“四化”干部。小张是卧槽的千里马，现在需要的是伯乐的眼光与伯乐的决心。
惶惶然。人们在争辩小张上任究竟会是祸还是福。现在是站在“反张”还是站在“拥张”的立场上更正确而且更有把握。×××与×××是否明反暗拥或者明拥暗反或者又拥又反，简直说在这样的事情与一切事情上搞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留一条退路究竟是明智还是缺乏人格。人们在担忧如果真的实行了聘任制自己会不会被聘用。有的认为现在就应该给小张送点枸杞子与青春宝。有的则利用一切机会慷慨陈词，维护体制给自己的千般好处。有的开始巡回拜访已退居二线但仍是最有影响的人物的老领导，哭诉自己受到了小张的打击。老领导问：“小张不是还没有上任吗？”答曰：“没有上任就开始打击，上任了就更要打击老骨头们。”有的去找小张献策交联络图交类似《红楼梦》中的“护官符”。有的声明如果自己不被聘用就上吊，开始起草准备复印绝命书。有的则有意当着小张与我的面声明：“不聘我可以！又没奖金又没有出国机会，我压根儿就不想在这里干！可是有一条，看你们聘不聘老李，我们两人都不聘，也就罢了。聘我不聘老李，应该！聘老李不聘我，我跟你们拚了，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捅别人，我攮我自己的心口还不行吗？”
五天以后，小张受不住了，正式写来了书面报告：“我是死活不当领导的，请上面千万不要考虑让我做什么长。我发发牢骚说说大话还可以，真干，我干不了！请不要因为某些人起哄就聘用我，聘用我只能给人民给国家给我个人也给别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底下，小张说得更绝：“去他妈的吧！口头上都忧国忧民盼改革、催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拔一毛而利改革，就没有人肯干！都等着天上掉改革的肉包子呢！依我看，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儿！”
领导班子终于否定了对小张的提名。
领导班子决定还是聘用我，而且举行了隆重的发聘书仪式。其实我在这个单位当领导，已经两年多了。
一个花花世界。一条每座店铺都明丽得像天堂里的宫殿的街。每个人都心事重重，衣冠楚楚。一家每一件商品都发出诱人的红光、垂荡着怵目惊心的价目卡片的店铺。一个服务得这样周到、满足得这样熨帖、规定得这样严密的地方。
在这样的地方漫步，你内心的感受当如何呢？
感到满意。好像被按摩。好像被爱犬舐遍了全身。好像笑得更加高雅。好像被花瓣洒下，被花瓣埋葬起。
感到消受不了，承受不了。感到自己的肠胃太无能。感到肿胀、停食、漾酸水。好像一艘船因为超载而正在沉没。
感到愤怒。感到侮辱。像一个乞丐。像一个被逮捕押解的囚徒。感到羞愧。像不肖子卖掉了传家宝。
而最根本的，只是孤独。越热闹越红火就越孤独。人与环境、人与土地、人与族姓的关系竟是这样脆弱的吗？
下起了小雨。为了躲雨，他们紧靠着店铺的橱窗和门户。而使城市变得安静幽雅。汽车也开得小心翼翼。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商场。假发、首饰、大大小小的皮箱、化妆品。又穿过一个空荡的、堆放着许多塑料垃圾袋的小街，小街发出一种陌生的刺鼻气味而且街面发黑。然后他们走进一间白房子。白桌子白凳子白圆椅。落地镜面里也是一片洁白。然后他们要了咖啡。土耳其式还是意大利式的？侍应生问。加不加一种兑咖啡的酒，南非出品？联合国正在对坚持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贸易制裁。
他凝视着窗外的树影，车流，人行。匆匆而又心事重重。“从前有两个最淘气的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就用这两个孩子命名了一个著名的餐馆……”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姑妈老是说我，管我，还打过我。
她养着一只金毛狗，有一天我把狗鼻子涂成红色……”
他变得闷闷不乐。“咱们走吧，我累了。”他说。
过去是我领导，现在是我承包，而且说是，承包三年。说是一切权力下放到我这里了。我可以“生杀予夺”。
第一个问题，我聘用谁，不聘用谁。
我最不想聘用的是老赵。他喜欢串宅门，送礼请客，叫作“关系学”、“名单学”、“致敬学”。对任何实际事不出主意、不出头办，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又事事计效，事事争先，事事作梗。在我们讨论要不要给每一个科室发一听速溶咖啡的时候，他撇着嘴说：“也不能说喝咖啡就是对外开放，不喝咖啡就是保守僵化。”当我们为了尊重他的意见拟议不发咖啡的时候，他又说：“也不能说不喝咖啡就维护民族传统，喝了咖啡就崇洋媚欧。”当我们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见的时候，他说他根本就没有意见，“一切听大家的。”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他就会造成震动。不聘他就会使有关领导有关人士都同情他。就会落一个排斥异己，不顾大局的恶名。就会得罪一串人。就会使一直在那儿“反”老赵反得起劲的小张他们得到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忘形起来放肆起来越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起来。又会使老董他们得到一种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会纷纷地去请求调动去请假休养去住医院，然后群起上书对我进行弹劾，而我是最不愿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的。
我其次不想聘用的是老董。她“文化革命”中补来了三代贫农家庭出身、本人从７岁做童工的证明。去年又突然补来了５０年代已经在夜大学本科毕业、具有高等教育毕业学历资格的证明。她要求评次高级职称，为这个又哭又闹而且当着许多人的面喝了敌敌畏。最后连小张也服气了，说：“评吧评吧，捏着鼻子也承认她是副研究员吧……我只提一条建议，咱们单位需要给老董规定一条特殊的劳动纪律：上一天班扣工资一元，旷工一天奖励一角，旷工一年就算全勤一年，年终戴红花发全勤奖。”
说得过分了一点。他她上班只能带来麻烦，是事实。
但是不能不聘。不聘她就会闹你个人仰马翻。而且她的舅舅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一个可敬的人，一个大人物。这位可敬的人物小时候讨了农村老婆，比他大五岁，小脚、文盲。而他们相敬如宾，白头偕老。对这样的人物的外甥女是不能怠慢的。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在公众中通不过。
想聘的，未必是可以聘的。不想聘的，却是一定不能不聘的。所谓生杀予夺的全权，只能使我更加为难，更加狼狈。因为，不再有一个无形的“上级”代替我负得罪人的责。不要把事情做绝了啊！人人都这样说，包括我自己也在提醒自己。
接到老友Ａ、Ｋ患癌症去世的电报。猝不及想。就像一架正平稳飞翔的飞机，没有任何预兆便突然爆炸坠毁了。
在挨斗的那几年，他却那么活泼。做打油诗。唱《临行喝妈一碗酒》。跳“忠”字舞。学了一手好木匠活。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同车间的老木匠师傅叹息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收过一个这样灵的徒弟。完全是八级工的材料呀，去当那个熊干部，多可惜了儿的！”
一架飞机飞着飞着，没有任何原因，就会突然爆炸吗？
这是一架巨大的秋千。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归。这是一艘风浪里的帆船，帆船随着圆号声翻滚腾跌。这是一张破了孔的降落伞，我欲乘风归去，飞将军自青天落。
完全错了。他本来不该问：“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后来他才得知，依据这里的风俗，晚间的这种提议有一种过分亲昵的含义。
城市在旋转。灯光如线如缠。地面倾斜了，直立了。罩到了头上去了。人影绰绰，笑语滔滔。错落的喊叫声充满青春的欢乐。无烟的晕眩。无花的芬芳。无原由的心悸。就像坐“碰碰车”、“碰碰船”，互不相识、互相提防互相躲闪而又终于互相碰撞。躲避的是碰撞。期待的也是碰撞。人为什么愿意和陌生者碰碰撞撞呢？
而她太寂寞了。寂寞如花坛的枯草。寂寞如雪地的灰雀，寂寞得过早地出现了一根又一根白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而她是无助的。像一架下坠的飞机。像一艘下沉的船。像一幢洁白的房子。墙上是洁白的浮雕。连壁炉也是洁白的。为什么夏天也需要投几片木柴呢？这里有夜的海风，凄凉。需要听木片的剥剥声。需要看火焰的升腾。似乎世界上只剩下了这点声音和这点运动。
而城市是一片喧嚣一片豪华一片欢腾。莫非她和他都是乞丐？在呛人的发臭的烟气中，不可想象的超分贝的滚石乐震动耳膜、震动心室、震得胃痉挛，而且震得牙疼，震得牙齿一个又一个松动，再震一会连舌头也会脱落下来。
一片喧嚣中他疲倦得睁不开眼。如睡如痴中他被击打被揉搓被碰撞。
如果三十年前，他也许会翩翩起舞。他愿意回答这寂寞这热情这喧嚣这陌生，他会拥抱这陌生。
不。飞机是不应该在空中爆炸的。
我远非一无所为。
“悲观的论点，停滞的论点和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说。曾几何时，人们已经不能流利地背诵红宝书上的语录了。报纸上愈来愈少看到他的教导的被引用。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安息。
我增设了一个搞生产、搞有偿服务、搞第三产业的“中心”。让四分之一强的人员转而从事这项有风险有麻烦但也不无油水的事业。也就是说，事实上、我裁减了四分之一强的人员。即使人人心中有数我也必须多次郑重声明：不是裁减，不是裁减，不是裁减……直到说破了嘴，听厚了耳膜。否则，就会不堪承受。
年轻的父母给年幼的孩子吃药的时候有时候解释说：“那不是药。是糖。是果汁。”而年幼的孩子会哭诉：“是药。”
我们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么好的人民！
大喊大叫了许多天。最后，有两个人没有被聘用。一个是小刘，他已经打了三次请调报告，他正在忙着筹备婚事，他埋怨在我们这里既提拔不成官又难以成名成家而且还捞不上钱，“我干脆去做生意！我有路子！我们可以去倒腾彩色电视接收机，一台赚一千！”他说。小张说，中国的未来看小刘。
一个是老张，她病休已经三年。再有半年，也就达到了退休年龄。为了使她接受不被聘用，我们先提升她为副处长，再宣布暂不聘用，却仍然保留处级干部待遇。
炎热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改革月”、“改革季”就这样过去了。人们陆续从北戴河、从青岛、从大连和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太阳岛回来。人们称赞我的魄力，称赞我迈出了一个大的步子。部属们点点，说：“你办事还差不离。”老赵在有些会上批评我改得太慢，在另一些会上指出我改得太急。还批评玻璃窗擦得不干净，汽车司机不应该用公款做服装并且指出汽车司机的服装必须改善，这不仅是一个服装问题。老董找我谈，既然老张可以做副处长，为什么她不可以做副局长呢？她明确指出，在她离休以前（还有一年），必须明确她的副局级待遇。
几个平行单位除一个地方按既定计划做了些人事变动外都由原来的领导人承包，都聘用了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宣布了任期与聘用期，都讲了一些提高效率效能破除大锅饭铁饭碗的弊病的话。
然后一切照旧。
报纸上出现了一些调门儿不同的文章。说是铁饭碗是长期斗争的果实，不能笼统否定。说是提倡穿西服是消费过热。
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永垂不朽。
蝉鸣也放慢了节奏，没有那么多切分音，咝——无比地悠长，若有若无，半疑半信。
我感到你的亲切，你的温暖。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不忍看你的含泪的眼睛。如不忍看璀璨的华灯下的一个踽踽独行的老人。如看一个拉提琴的病人，他不停地、千次万次重复地拉着一个悲哀的曲子，欲罢不能。
拒绝她伸出的手，是太残酷了。像杀人。
本来不应该建议您喝一杯金黄的橙汁。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喝不上这样一杯橙汁呢？有许多笑话，有儿时的回忆。就像你燃放的第一枚爆竹，你紧张得全身发抖，好像长大了，去炸碉堡。然而，你期待着，发着冷，发着热。爆竹没有响。
机会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
也许，世界可以重新开始？昆仑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飞到大海，北冰洋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欢迎游艇，树上将会结出红宝石而所有的绵羊都会露出凶猛的、却是无尚尊严的牙齿？也许，就在他和她拥抱的一刹那，天堂的钟声将会敲响，巨大的海龟将驮着天启圣图爬到议会大厦前的广场，而所有的绳索，所有的戒律，所有的关于恒星、行星和卫星的规则都将解体，一轮红日将会把他们烧尽而她的眼眶里的泪水也将蒸发散失？
不。
只剩下了一个字词。一个英雄与懦夫都喜欢的字。
还是让我们平平淡淡地度过我们的一生吧。
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其实你不知道是已经过了五个月，是已经过了五年。
忽然连续收到了讣告，得知一个又一个老友凋谢的消息。还有一个由于大脑软化变成了植物人，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康复的希望，也没有人愿意他早日平安归去。至少是为了：待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却不可能获得生者的待遇。死者无论怎样受尊敬，在我们这个越发古老和越发孩子气的国家，都会很快被淡忘。
没有遗忘的帮助，炎黄子孙怎么可能绵延至今日！
我去理发店理发，排队，等待，锻炼意志与性格。问理发员：“你们不是租赁承包了吗？”
“是的是的，都包了。唉，只是个形式。”
“形式？国营理发店包给个人是形式？”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你们不是计件工资制吗？理发不是最容易搞计件吗？而且，现在理发价目不是翻了一番还多吗？”
“计什么件？老师傅怎么办？哪个承包的人敢得罪老师傅？您承包三年，三年以后还活不活？什么多劳多得？多劳多得罪！干得少的挣得更多！”
他的牢骚太多了。我将信将疑。
而在我“承包”的这个单位，攻击也开始了。带头攻击我的恰恰是小张。
“什么改革什么改革！改革了这么些日子了，也没给我们涨工资！也没给我们发皮大衣！瞧人家××部，一人发了一架钢琴！”
于是我懂了，改革就是涨工资。改革就是发皮鞋发铜火锅发电冰箱发钢琴。改革就是给每个男人发两个媳妇、给每个女人发四个情夫。改革就是冬天不刮冷风、夏天吃冰棍不收钱。改革就是每个人去美利坚合众国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士公费旅游，而儿孙们去那里自费留学。改革就是每个人张开大嘴，然后源源不绝地输送灌溉啤酒茅台酒人参蜂王浆果汁牛尾汤。改革就是给每人发一柄中子枪，目标：咽喉，距离：７５厘米，预备——放！
而小张他们，在一些时日以前，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地盯着催问着我：“怎么还不改革呀！”
“您们要点什么喝的？”
侍应生彬彬有礼。穿着黑上衣、烟色裤子，打着标准如爵士的黑领结。
钢琴声在大厅里回旋。洒落如夏日的雨点，来自一朵黑色的、犹豫不决的云。
你也是彬彬有礼的，好像是经过了精心排练。苏打水和杜松子酒和插着牙签的柠檬，竖在他和她中间，像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据说是保障了两个方面的安全。
“我们缺少的，只剩下悬挂在头上的氢弹。”
而她是无望的。她是不解的。你知道她在问：为什么？
她甚至迟疑地说：“让我们捅破那面墙。”
先捅破他的心吧。如果没有墙和炸弹。如果当真如东方歌舞团众歌星在激光束挥舞中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那样，世界真的充满了爱，这将是第几次洪水泛滥的年代？
世界充满了爱。你有救生圈吗？
我倡导的搞生产搞有偿服务的“中心”办起来了，发挥了潜力，增加了工作项目，也增加了收益，但是小张叫道：
“累死我们了！累死了！”
然后接到通知：我们应该与“中心”脱钩。接到通知：应该补缴税款一大批。通知：要提成上缴。通知：“中心”经办人帐目不清，作风不严谨，应该立案审查。通知：“中心”要立即腾出办公室，或者补交房租２６０％。通知：“中心”的电费、运费、邮费支出都要增加３００％。通知：要重新办理登记注册领取执照手续，否则即按非法机构取缔解散。通知：“中心”的汽车因违反交通规则已被交通大队扣留。通知：“中心”的防火设施与食堂卫生状况不合标准，已被勒令停业整顿。
于是“中心”负责人主持了１７次宴会，请了２００余名贵客。筵席中被交口称赞的菜肴叫作“佛跳墙”——佛闻到了这样的肉香也会跳墙过来大嚼，罪过呀，阿弥陀佛！
于是记者来访，说是准备披露这个“中心”大搞不正之风大宴宾客的丑闻。于是“中心”５次宴请众记者。
急流勇退，有魄力的我拍板决策：“中心”停办了。我的具有无比威力的论证是一句反诘：你愿意进监狱吗？她说：“你像一个王子。”又问：“也许你愿意请我吃自助早餐？”
回答是：“那是我的荣幸和快乐。”
礼貌使人愉快也使人疲劳。
她的嘴不好看，像一只小青蛙。他怕看她的嘴。
而她的笑是真诚的与苦涩的。她吃了一个梨子，吃了两片干酪，甚至喝了一大杯冰冷的牛奶。还有昨晚没有喝的饮料。
他什么也不想吃。他只是索要矿泉水。
那天晚上他们经过一个空旷的商场。有三一群五一伙的年轻人在那里吸着烟。他们是无事可做吗？他们在等待世界革命吗？摇滚乐和做爱都已经使他们厌烦了吗？如果让他们参加一次政治学习讨论或者干脆上一期“五七”干校呢？
而同行的一位青年同胞，堂堂的“中国心”，收藏飞机上给的饮料铁听及塑料餐具，收藏旅馆大厅陈列的所有非卖印刷品、主要是各种广告画页，收藏每一个肮脏的塑料袋……
离去的时候，他把一卷大便纸也收到自己的皮箱里。
还有另一位异国朋友，离开旅馆的时候把桌上的电话机卸下来，带走了。
又有一些时日过去了，没有收到什么讣告，死神正在喘息。
从事第三产业的各位弟兄妹姐在经历了一个轮回以后各归各位。
小刘呢？小刘说是要走，其实并没有走。他在家休养了自由自在了好长好长时间。这期间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掩埋了母亲——当然是在母亲死后。他打了家具、为墙壁贴上了塑料壁纸又把住房的日光灯全部换成了艺术吊灯。这期间他还回了两次老家，翻译了一部心理学著作。这期间他的倒卖彩电的朋友一个又一个进了监狱而他最终被证明根本没有参加过电视机交易。他只是豪迈地谈论过那些诱人而又遥远的交易罢了。这期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还没有结婚，现在呢，他儿子已经长出了８颗小牙。
老张呢？病入膏肓的老张在不聘之后身体日趋好转，医生不断地开来日益健康直至完全彻底健康的证明，就像以前不断开来日益病弱直至完全彻底病趴下的医疗证明一样。
怎么办？继续不聘他们？让他们在家续继休息而又照拿工资？
如果停发或打折扣发工资，一没有这个规定，二那难道不是把他们逼上绝路吗？
而且两个人、两个人的亲属、老战友与老上级都来找我说项。怎么能不让他们工作呢？
何况我自己的聘任期也已经超过了，也没有再聘我，也没有让我下去。原来给我发聘书的人可能早忘了聘任期的规定。
好吧好吧，我沉稳干练，笑容可掬，天道有常，小刘与老张各归各位。又过了一些时日，老张送来了只能半日工作的半休证明。小刘交来了请调报告。说是那些交易电视机的朋友都已释放，而且步步高升。小张因为在无轨电车上与人打架被派出所拘留，我去派出所把他领了出来，他却念念有词地责备我没有坚决与坏人坏事斗争、没有用勾拳把派出所长打倒在地。
我们分到了五套房子。经过了几场几乎打出脑仁儿的血战之后，老赵老董老张小张小刘都分到了新房子。搬家的时候我才惊异的发现，“哭穷”哭得最厉害的小张家，不仅有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而且有钢琴电吉他。他的儿子才三岁，已经开始受音乐教育了。而且，说来难信，他还饮“人头马”白兰地，吸“三五”“万宝路”香烟。
老董拿来了新的证明，她不但是三代贫农出身、大专学历而且是台胞眷属。上级催促我——要提拔。
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我说：不！顶在了那里。
夏天过去了。再见。一路平安。也许再相逢的时候，我们将不再相识。
浪花体现的是海洋的力量么？不论怎样的巨浪，都将平息。
不论平静如何的海面，都将掀起惊天巨浪。
你珍视平安而又渴求巨浪的心！一只海鸥从大洋上飞过。
它期待于海的是什么呢？它拒绝于海的，又是什么？
夏天还要到来。夏天才刚刚开始。夏天将不会被忘记。序幕以前的骚动平息了。好戏还能不上演吗？当你凝视海浪起伏的时候，你为这个不能不错过了的夏天发了一忽儿呆。
１９７９年８８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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