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希尔高速公路北面的一家汽车装配厂里，副厂长马特·扎勒斯基，一个头发花白的汽车工业老手，很高兴今天是星期三。
倒不是因为这一天没什么迫切的问题，没什么未了的事务——这样的日子可从没有过。今天夜里，也是夜夜如此，他会浑身乏力回家去，一边觉得自己已经不止五十三岁，一边深信自己在压力锅里又活过了一天。有时候，马特·扎勒斯基巴不得精力再旺盛得象年轻时代，或者象刚刚参加汽车生产那时，或者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空军投弹手那时。有时候，他追怀往昔，还想到，在战争年月，尽管他在欧洲枪林弹雨之中，有着令人难忘的战斗经历，也没有现在担任老百姓的职务这样危机四伏。
他走上装配厂车间的夹层楼面，进了他那间玻璃办公室还没有几分钟，甚至在脱外衣那会儿，就已经匆匆看了一下办公桌上一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工会的申诉书，他马上明白，如果不及时处理得当，可能引起全厂罢工。在旁边一叠纸堆里，不用说，还有叫人担心的事情——其他头痛问题，包括紧张物资缺乏（这类事，每天总会有一些），或者要求抓好质量，或者机器发生故障，或者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新的难题，这类问题，不管哪一项，或者统统在内，都能中断流水线，停止生产。
扎勒斯基正象往常一样，矮胖的身子扭了几下，往灰钢办公桌旁边的椅子里一埋。他听到椅子咯吱一响——提醒他注意身体越来越过重了，如今腆着个大肚子了。他想想也不好意思：B-17型轰炸机那狭窄的前舱，现在休想挤进去了。他巴不得人一发愁，体重就减轻；可是，看来反而在增加，特别是在弗雷达去世后，夜里冷冷清清的，他只好去打开冰箱，找点吃的啃啃，因为没有别的事好做。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头等大事头里做。他按了下通总办公室的对讲机开关；秘书还没有来。
接话的是值班记录员。
“给我找帕克兰德和工会委员，”副厂长吩咐道。“叫他们赶快到这儿来。”
帕克兰德是领班。外面不会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一个工会委员，因为他们不会不知道他办公桌上那份盖着红火漆印的备忘录。在厂里，坏消息传播起来就好比着了火的汽油。
那叠文件现在还没有碰过，但他过会儿总得去翻阅一下。看到了文件，他就回想起，刚才一直在闷闷不乐地想着那许多足以使流水线中断的原因。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中断流水线，停止生产，对马特·扎勒斯基来说，总象一把刀子顶着腰眼。他这个职务的作用，他本人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让流水线运行，以一分钟一辆车的速度，从流水线尽头开出装好的汽车来，不管这个戏法是怎么变的，也不管有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象个耍把戏的，将十五个球同时抛到了半空中。上级经理部门对把戏怎么耍不感兴趣，对任何辩解也漠然置之。事关紧要的是结果：定额，日产量，生产费用。但要是流水线停了，他马上会听到。耽误一分钟，就等于没有生产出一辆完整的汽车，这个损失是怎么也弥补不了的。所以，即使中断两三分钟，也要损失几千块钱，因为流水线停了，工资和其他费用却还是要哗啦哗啦花出去。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对讲机卡嗒一响。“他们来了，扎勒斯基先生。”
他没好气应了一声。
马特·扎勒斯基喜欢星期三，理由很简单。星期三离开星期一已经有两天，而星期五还要过两天才来到。
星期一和星期五，在汽车厂里，是经理部门最伤脑筋的日子，因为旷工的多。每逢星期一，计时工资工人不来上班的，比其他日子多；星期五也差不多。这是因为往往在星期四，工资支票一发出，许多工人就酗酒的酗酒，吸毒的吸毒，开始过个长长的周末，过后，星期一不是成为补个觉就是醒个酒的日子了。
就这样，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五，一个大问题把其他许多问题都压下了，那就是不管人手奇缺，也得生产下去。拿人当棋盘上的棋子一样移来移去。
把有些人从做惯的工作中调走，让他们干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平时只管拧紧轮胎螺帽的工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在安装前挡泥板，往往只给他指点一下就算了，有时根本也不指点。把有些人从后备雇工中，或者从装货上车、打扫卫生等一类不要多少技术的岗位上，匆匆忙忙拉出来，什么地方还有空缺，就分配到什么地方去顶缺。有时候，他们做这种临时工，一下子就学会了；有时候，可能把整班时间都花在安装水箱皮管箍，或者类似的事上——搞得乱七八糟的。
结果是势所难免的。星期一和星期五生产的汽车，很多是马马虎虎装配起来的，早给车主种下了祸根，内行人象是碰到一块烂肉一样远而避之。几个大城市经销商都知道这个问题，再加他们经销的数量很大，对工厂也有影响，所以他们坚决主张卖给大主顾的汽车必须是在星期二、三、四生产的，有时候，那些熟悉内幕的顾客，也为了这个目的，去找大经销商。公司经理和他们朋友的汽车，总是规定在那几天生产。
副厂长办公室的门突然推开了。他叫人去找来的那个领班帕克兰德，连门也不耐烦敲，就大踏步走了进来。
帕克兰德生就宽肩膀、大骨架，年纪不到四十，比马特·扎勒斯基大约小十五岁左右。如果他进大学，大概是个橄榄球后卫，他跟今日的许多领班不同，看起来象是掌得了权的样子。这会儿，看起来又象是料到要发生什么麻烦，而且也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领班的脸恶狠狠的。扎勒斯基看到，他的右边颧骨底下有块乌青。
扎勒斯基不去理会他进来时的那副神气，朝他指了指一把椅子。“不要尽站着，坐下来平平气。”
他们隔着办公桌，面面相觑。
“我很想听听，你对于发生的那件事是怎么解释的，”副厂长说，“可别浪费时间，因为照这上面看起来”——他手指摸了摸盖着红火漆印的申诉书——“你给我们大家搞出了件棘手的事啦。”
“才不是我搞出来的呐！”帕克兰德朝上司瞪了一眼；乌青块上方的脸涨红了。“有个家伙给我开除了，因为他揍了我。还有，我打算一不做，二不休，你要是有点胆量，讲点公道，最好还是撑我的腰。”
马特·扎勒斯基把嗓子扯得仿佛公牛吼叫，这是他从工厂车间里学来的。
“别那么胡说八道，快给我住嘴！”他可不想让事情闹得不堪收拾。他比较讲理地嚷道：“我刚才叫你平平气，说的是真心话。时机一到，我自会决定撑谁的腰，为什么要撑腰。什么胆量啊公道的，你可别再胡扯了。懂吗？”
他们互相瞪着眼。帕克兰德首先垂下眼帘。
“好吧，弗兰克，”马特说。“再从头来吧，这一回，你可要一开头就跟我说实话。”
弗兰克·帕克兰德这个人，他认识很久了。这个领班为人清清白白的，对待手下的人也一向公正。他会这样恼火，一定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当时有个活搞乱了，”帕克兰德说。“那是方向盘支柱螺钉，就是那小伙子干的；想来他是个新手。他挤到第二个人那儿去了。我要那个活恢复正常。”
扎勒斯基点点头。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派定担任某项专门工种的工人，在每一道工序上，比规定的时间多花了几秒钟。随着那接踵而来的汽车在流水线上一一移动过去，他的工位也逐渐逐渐改变了，这一来，没过多久，他就闯进了下一道工段。领班一发现这种情况，就有责任帮助这个工人恢复原位，该在哪里就到哪里。
扎勒斯基不耐烦地说：“往下说吧。”
他们还没继续谈下去，办公室门又给推开了，进来的是工会委员。他身材矮小，脸红彤彤的，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一副大惊小怪的样子。他名叫伊利亚斯，本来也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工会选举时才选上委员。
“你早，”工会委员对扎勒斯基说。他跟帕克兰德随随便便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马特·扎勒斯基指着一把椅子，向刚进来的人挥了挥手。“我们刚讲到正题呢。”
“你要是看一下申诉书的话，就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啦，”伊利亚斯说。
“我看过了。可是，有时候我想听听另一方的意见。”扎勒斯基做了个手势，要帕克兰德继续讲下去。
“我只做了这么件事，”领班说，“就是招呼另一个人过来，对他说，‘帮我让那人的活恢复正常。’”
“可我说你在扯谎！”工会委员身子向前一伛，一副指责的神气；这会儿，他朝扎勒斯基倏一下转过身去。“他当时说的原话是‘让那小子的活恢复正常’。事也凑巧，他谈到的那人，而且称做‘小子’的，刚好是我们的一个黑人弟兄，对他来说，这样称呼十分无礼。”
“啊呀呀！”帕克兰德的语气里又是愤怒又是厌恶。“难道你以为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吗？难道你以为我在这里待的时间还不够久，居然蠢得那样子用那个词吗？”
“可你不是确实用了吗？”
“也许用过，只能说是也许用过。我可不是说我用过，因为我记不清了，那是实话。可是，如果真讲过，也不是当真的。说溜了嘴，就是这么回事。”
工会委员耸耸肩。“那是你现在编出来的鬼话。”
“这不是什么鬼话，你这个婊子养的！”
伊利亚斯猛一下站起了身。“扎勒斯基先生，我可是奉公而来的，代表的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如果是用那种语言来说话……”
“不会再那样子说话了，”副厂长说。“请坐，等我们一谈到正题，我建议你不要太随便乱用‘扯谎’这个字眼。”
帕克兰德心里一别扭，就伸出胖呼呼拳头，往办公桌面上擂了一下。“我刚才说过这不是鬼话，事实上也不是。再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对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搁在心上，至少在这一切乱子发生前，他可没在意。”
“他不是这样讲的，”伊利亚斯说。
“说不定现在不是这样了。”帕克兰德向扎勒斯基诉说了。“听我说，马特，搞乱活的那个人还只是个孩子。黑孩子，年纪大约十七岁。我对他没什么过不去的；他手脚慢些，可他一直在干活。我有个弟弟，跟他一样年纪。我一回家，我就问，‘小子上哪去啦？’对这句话，谁也不会反复琢磨的。这件事，就是这么样，可后来那另一个人，纽柯克，却来插手了。”
伊利亚斯死不罢休说：“可你现在不是承认你用过‘小子’这个词吗。”
马特·扎勒斯基不胜厌烦说：“好吧，好吧，他用过。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承认算了。”
扎勒斯基压着心头怒火。每逢厂里爆发种族争端，他总是不得不这样做。
他自己的偏见根深蒂固，而且多半是反黑人的。在他出生地怀恩道特那个住着很多波兰人的郊区，他感染了种族偏见。在那里，凡是波兰血统的家庭都瞧不起黑人，把黑人当做二流子、捣蛋鬼。反过来，黑人也恨波兰人，甚至到今日，在底特律各地，这种宿仇还没有了结。扎勒斯基出于需要，已经学会抑制自己的本能；你要管一家象这个厂一样多黑人工人的工厂，就不能让你的偏见流露出来，至少不能经常流露。就在眼下，听了伊利亚斯的最后那句话，马特·扎勒斯基忍不住想插嘴说：如果他确实叫他“小子”，那又怎么样呢？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领班既然跟他说了，那就让那个杂种回去干活就是了嘛。可是，扎勒斯基知道这番话会给人讲出去，说不定还会比先前引起更大的麻烦。因此，他没有说出口，却咆哮着说：“重要的是后来怎么样。”
“这个嘛，”帕克兰德说，“我还以为永远也不会提到这个问题了呢。当时我们快要让那个活恢复正常，那个大力士纽柯克就跳出来了。”“他也是个黑人弟兄，”伊利亚斯说。“当时，纽柯克一直在流水线后段干活。他连出了什么事都没有听到；是别人告诉他来的。他走过来，骂我是种族主义臭猪，还揍了我一拳。”领班用手指摸了摸脸上的乌青，从他进来以后，这张脸肿得越发厉害了。
扎勒斯基厉声问道：“你有没有还手？”
“没有。”
“我很高兴你总算有点头脑。”
“我有头脑，没错儿，”帕克兰德说。“我把纽柯克开除了。当场就把他开除了。这儿厂里，没人揍了领班不受处分的。”
“这等以后再说，”伊利亚斯说。“多半要看，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原因。”
马特·扎勒斯基伸出一只手插进头发里；有时候，他就是弄不懂怎么还剩着那么点头发。这种讨厌透顶的局面，本来应当归厂长麦克农处理，可是麦克农不在这儿。他在总管理处，离这里有十哩路，在参加一个会议，讨论厂里不久就要生产的一种绝密汽车——新产品“参星”。有时候，马特·扎勒斯基还以为麦克农早已退休，其实再要过半年才正式退休呢。
马特·扎勒斯基以前干过这个苦差使，现在又在干着了，这是个下流勾当。扎勒斯基就连接麦克农的班，都挨不到，这一点他也知道。上面早唤他去过，给他看过他的正式鉴定，那写在一本皮面活页册里，永远放在制造部副总经理的办公桌上。把册子放在那儿，副总经理什么时候考虑到新的任命或者提升，什么时候就可以一页页翻翻。马特·扎勒斯基的那一页上，除了照片和其他细目，还写道：“此人安置在目前职位上恰如其分。”
公司里每一个大人物，都知道油腔滑调的正式说法是“碰顶”。真正的意思是：此人已经升得够高。大概终身只能担任目前这个职位，不会再提升了。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不论在什么人的档案上写下那样一个致命的结论，就必须通知本人，他只有资格担任目前这个职务。这也是为什么马特·扎勒斯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升任比目前这个副厂长更高的职位了。起初，这消息使他大失所望，但是，他既然慢慢习惯了，也就知道了其中道理：他成了没人要的旧鞋，是快要淘汰的一类人的末代，这样的人，经理部和董事会再也不愿意放在上层重要岗位上了。如今厂里的高级职员不大有人会再走扎勒斯基擢升的那条道路，也就是从工厂工人爬到检验员，爬到领班，爬到车间主任，爬到副厂长。刚工作那时候，他并没有工程方面的学位，是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休学的中学生。可是大战以后，他靠读夜校，加上美国士兵享有的学分，搞到了一个学位，从此就开始向上爬，野心勃勃的，正象他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是从欧洲堡垒①和其他一些险境中挺过来的。但是，扎勒斯基后来才认识到，他浪费时间太多；他真正的起步开始得太晚了。前途无量的人才，汽车公司最高领导人物的材料，现在也好，过去也好，都是些聪明的年轻人，就是顺着那条直接从大学到前线的就业道路，气昂昂、急煎煎地踏进厂门的。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将其侵占的欧洲，除苏联外，统称欧洲堡垒。
不过，现在仍然担任厂长的麦克农，哪怕不是存心回避，也不能以此为理由回避这整个局面呀。副厂长犹豫一下。他有权把麦克农请来，此时此地只要打个电话就成了。
由于两种情况，他才没有这么干。一种：他自己承认，是出于自傲；扎勒斯基知道他自己处理这件事，至少也能跟麦克农一样好。另一种：他凭直觉，知道时间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冷不防，扎勒斯基问伊利亚斯说：“工会有什么要求？”
“这个嘛，我已经跟我们分会主任谈过……”
“这一套还是免了吧，”扎勒斯基说。“我们两个谁都知道，总得从什么地方开个头，所以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
“那很好，”工会委员说。“我们坚持三点。第一，马上让纽柯克兄弟复工，停工时的工资照补。第二，向受连累的两个人道歉。第三，把帕克兰德调离领班职务。”
帕克兰德本来埋在椅子里，这会儿一下子挺起身来。“老天爷！你们要的价倒不高呀。”他带着刺问了一句：“我倒想知道，我应该在撤职前道歉呢，还是在撤职后？”
“要由公司出面正式道歉，”伊利亚斯答道。“你是不是懂礼貌，也去道个歉，那是你的事。”
“不错，那是我的事。可谁也用不着屏住气等着。”
马特·扎勒斯基一声喝道：“要是你自己把气多屏住一会儿，我们就不会招来这场乱子啦。”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打算同意那三个条件？”领班气呼呼，朝伊利亚斯做了个手势。
“我还没打算把什么事告诉什么人。我想考虑一下，除了你们两位提供的情况，我还要多听听其他人的报告。”扎勒斯基伸手到背后去抓电话机。
他一转身，背对着那两个人，拨了个号码，等着。
要找的那个人一来接听电话，扎勒斯基就问了一句：“下面车间情况怎么样？”
那一头的声音轻轻的。“马特吗？”
“嗯。”
在那人小心谨慎的回答声背后，扎勒斯基可以听到工厂车间里的一片噪音。他总是弄不懂，每天劳动生活中有着那么大的声响，怎么能够生活下去。
即使当年他自己还在流水线上做工时，也从来没有习惯过，后来他调到一间办公室里，才把喧闹大都隔绝了。
向他报告的那人说道：“情况实在糟，马特。”
“糟到什么地步？”
“那帮吸毒鬼在掌大印呢。可别引用我的话。”
“我从来不干那号事，”副厂长说。“这你也知道。”
他身子早已转过了一点，他心中有数，办公室里另外两个人在瞅着他的脸。哪怕他们会猜测，但是也不会知道，他在跟一个黑人领班斯坦·拉思鲁普说话。厂里有五六个人最受马特·扎勒斯基尊敬，拉思鲁普也是其中一个。
这种关系真是不可思议，甚至荒乎其唐，因为一离开厂，拉思鲁普就是个活跃的激进分子，一度还是马尔科姆·爱克斯①的信徒呢。但是在厂里，倒是认真负责，因为照他看来，在汽车界，做事有个分寸，比胡搞乱来，能为他的种族争得更多的好处。扎勒斯基本来对拉思鲁普怀有敌意，正是由于他这第二种态度，终于对他产生了敬意。
①马尔科姆·爱克斯是美国黑人领袖，“非洲裔美国人统一组织”的创始人，1965年2月21日在一次黑人集会上被谋杀。
在目前这样的种族关系下，黑人当领班、当厂长的相当少，这对公司来说，实在是不幸。应该多些，多得多，这一点谁都知道，但是眼下很多黑人工人却不愿意负责任，要不就是怕负责任，因为在他们那一批人里有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再不就是还没有准备好负责任。有时候，在偏见比较少的时刻，马特·扎勒斯基不免认为，汽车工业的高级领导，如果把眼光放远几年，做总经理的本来就应当有这样的眼光，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经着手训练黑人工人这项富有意义的规划，那么，现在象斯坦·拉思鲁普一类的人就会更多了。那样的人不多，是大家的损失。
扎勒斯基问：“正在策划什么？”
“我想是罢工吧。”
“什么时候？”
“大概在休息的时候。也可能在休息前，不过我想还不至于那么快。”
黑人领班的声音那么低，扎勒斯基不得不费劲听。他知道对方的难处，再加上那人用的电话机就在流水线旁边，别人都正在那里干活呢。拉思鲁普早就被某些黑人同胞戴上一顶“白人化了的黑佬”的帽子，他们就是连掌了权的同种人也见恨，不过，就算指责得不对头，也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另外再提出两三个问题，扎勒斯基并不打算让斯坦·拉思鲁普的日子更不好过。
他问：“推迟时间有没有理由呢？”
“有。那帮吸毒鬼想让全厂一起罢工。”
“消息传开了吗？”
“快得你还以为我们仍在用丛林鼙鼓传消息咧。”
“有没有人指出这样做是非法的？”
“你还有这样的玩笑要开的吗？”拉思鲁普说。
“没了。”扎勒斯基叹了口气。“麻烦你啦。”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原来他的第一个直觉是对头的。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种族工潮往往只要短短一根导火线就会爆发。说起来，如果发生了罢工，那就要花几天工夫，才能解决，才能让每个人回来干活：即使参加罢工的只有黑人工人，或许还不是全体黑人吧，但是影响之大仍然可以使生产停顿。
马特·扎勒斯基的职务，就是要使生产进行下去呀。
好象已经看清他的心思，领班帕克兰德竭力劝他说：“马特，不要让他们摆布你！就算有几个人可能罢工，我们会遇到麻烦。但是有时候，原则是值得维护的，是不是？”
“有时候是这样，”扎勒斯基说。“诀窍就在于，要知道是什么原则，还要看是什么时候。”
“讲公平，是着手的好办法，”帕克兰德说，“要对两方面都讲公平，对上面下面都讲。”他靠着办公桌往前伛倒身子，真心诚意地跟马特·扎勒斯基谈着，不时朝工会委员伊利亚斯瞅那么一眼。“不错，我对待流水线上的人向来不讲情面，因为不那么样不行。领班夹在中间，四面八方都挨到骂。从这儿车间一路上去，马特，你和你那班人每天都卡着我们脖子，逼我们生产，生产，再生产；就算你们不说，质量管理部门也要说，造得好些，哪怕造得快了，还要好。再就是那些做工的，干各种活的——包括象纽柯克那样的一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当领班的不能不去应付他们，万一错了一着，还得去应付工会，有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错。所以，这是件棘手的事，我也向来不讲情面；要活命，只有这个办法。不过，我也讲公平。凡是替我干活的，我可从来没有因为他是黑人，就对他另眼相看，而且我也不是手里拿着鞭子的庄园监工。说到我们目前谈论的那件事，我所干的——据说我是那么干的——不过是管个黑人叫‘小子’。我并没有叫他去摘棉花，或者乘黑人车，或者擦皮鞋，或者做其他跟这个词应该有联系的事。我所干的，就是帮他干好活。另外，我还要说这么一点：如果我确实管他叫做‘小子’——我敢发誓，只是说溜了嘴！——我要说，我很抱歉，因为我心里确实抱歉。不过并不是对纽柯克。纽柯克兄弟还是要开除。因为，如果他不开除，如果他平白无故揍了领班，不受处分，那么从今天起，你不妨在你的屁股里插上一面投降旗子，向这个地方的一切纪律挥手告别。我说要讲公平，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倒抓住了一两个要点啦，”扎勒斯基说。他心想，说来真叫人啼笑皆非，弗兰克·帕克兰德对黑人工人倒一向讲公平，比厂里其他许多人说不定还要公平些呢。他问伊利亚斯：“你对这一切怎么个看法？”
工会委员隔着厚玻璃眼镜温和地看看。“我早已说明工会的立场，扎勒斯基先生。”
“那么，假如我拒绝你们，假如我决定支持弗兰克，就照他刚才讲的我应当采取的办法办，那又会怎么样呢？”
伊利亚斯说得强硬：“那我们就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申诉的程序啦。”
“好吧。”副厂长点点头。“那是你们的权利。不过，如果我们按着规定的申诉步骤一步步办，那可能要花上三十多天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照常上工吗？”
“那还用问。劳资协定规定……”
扎勒斯基火了，“用不着你来告诉我协定上说什么！协定上说我们一边谈判，大家一边照常上工。但是眼下，你们却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违反契约，举行罢工啦。”
伊利亚斯这才第一次显出不安的神色。“汽车工人联合会从不宽宥非法罢工。”
“那就去他妈的！制止这一次罢工！”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我去跟我们的一些人谈谈。”
“谈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扎勒斯基朝工会委员望了一眼，那人红彤彤的脸有点发白了：明摆着伊利亚斯不想跟一些黑人激进分子抱着他们目前那种情绪进行辩论。
马特·扎勒斯基一眼就看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完全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工会一点也不支持工会里的黑人激进分子，那么，激进分子就会给工会领导加上种族偏见和充当“厂方走狗”的罪名。但是如果工会支持得过了头，那么就会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好象参预了非法罢工。伍德科克、弗雷泽、格雷特豪斯、班农之流的汽车工人联合会领袖，都认为非法罢工是大逆不道的事，这些人之所以闻名，固然是由于采取强硬态度进行谈判，不过也是由于协定一订立，就遵照协定办事，也是由于通过正当的手续来解决工人的困难。非法罢工破坏了工会的信用，减少了工会谈判的本钱。
“如果我们不管这件事，‘团结院’里也不会感谢你的，”马特·扎勒斯基执拗地说。“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制止罢工，那就是，我们在这里作出个决定，随后到下面车间去宣布一下。”
伊利亚斯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决定。”但是工会委员分明在掂量扎勒斯基的话。
马特·扎勒斯基早已拿定主意，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他知道，这个裁决不会完全合乎大家的心意，连他自己也不乐意。他愁眉苦脸思忖：这是鬼时代，一个人不得不暂时委屈一下，收起自己的一套信念，如果他想要让汽车厂开工下去的话，至少也得这样忍气吞声。
他粗声粗气宣布道：“一个人也不开除。纽柯克回去干活，不过，从今以后，他的拳头只准用来干活。”副厂长眼睛紧盯着伊利亚斯。“我希望你和纽柯克都要弄清楚这一点——再来一次，他就滚蛋。不过，在他复工前，我想亲自跟他谈谈。”
“停工时的工资，照补给他吗？”工会委员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
“他还在厂里吗？”
“在。”
扎勒斯基迟疑了一下，才无可奈何点点头。“好，只要他做完那一班就行。不过，再也不要谈什么弗兰克的职务由别人来接替啦。”他一下转过身子，面对着帕克兰德。“你嘛，就照你自己说的去做——跟那个年轻人谈一下。告诉他，你说错了话。”
“就是所谓的道歉，”伊利亚斯说。
弗兰克·帕克兰德朝他们两个人瞪了一眼。“偏偏要作这种肮脏下流的让步！”
“不要放在心上！”扎勒斯基警告道。
“我才不呐！”魁梧的领班站起身来，高高耸立在副厂长对面。他隔着办公桌说着气话。“只有你才不放在心上——想得开，因为你是个十足道地的胆小鬼，明知道是对的事，也不敢支持。”
扎勒斯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吼道：“我犯不着挨你这顿训！够啦！听到吗？”
“听到。”帕克兰德的嗓音和眼神里满是轻蔑。“可是我不喜欢我听到的话，也不喜欢我闻到的味。”
“那样说来，或许你倒是喜欢开除啰！”
“或许是的，”领班说。“或许别地方的空气还干净些呢。”
两人缄默了一会，随后扎勒斯基嚷道：“没干净些的。总有一天，到处都是臭气。”
马特·扎勒斯基的一阵脾气既然发过，他现在已经能够管住自己了。他并不打算开除帕克兰德，因为他知道这么做的话，那就尽干冤枉人的事，一次不算又来一次；再说，好的领班也不容易找到。帕克兰德也不会自动辞职，不管他怎么样吓唬人；那正是扎勒斯基一开始就估计到的事。他凑巧知道弗兰克·帕克兰德有家庭负担，需要源源不绝的工资收入，何况在公司里待的年代久，也舍不得离开。
但是，刚才有一会儿工夫，帕克兰德挖苦他是胆小鬼的那句话刺痛了他。
有过一刹那，副厂长真想大叫大嚷一番：弗兰克·帕克兰德十岁那年，还是个流鼻涕的小孩，他马特·扎勒斯基却在欧洲上空流血流汗执行投弹手的任务，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大块锯齿形的高射炮弹片会切开机身，然后好不怕人地戳穿他的内脏，或是脸庞，或是嘴巴，也从来不去想一想他们那架B-17F型飞机会不会燃烧着，从两万五千呎高空翻着筋斗栽下来，当初战友们亲眼看到第八空军的许多轰炸机就是那样子栽下来的……因此，你不妨再想一想，你骂什么人是胆小鬼，年轻人；你也要记住，一定要这个工厂开工不可的，不是你，而是我，不管那样做，我要吞下多少苦水！……可是，扎勒斯基却一句也没有说出口，他明白刚才想到的事，有些是发生在很久以前，已经不再联系得上；他明白对待一切事物的看法和标准已经改变得奇形怪状、乱七八糟了；他也明白天下有各种各样的胆小鬼，也许弗兰克·帕克兰德的话说得有道理，或者说，多少有点道理。副厂长对自己一肚子都是气，他跟那两个人说：“我们到下面车间去把这件事了结吧。”
他们走出办公室——扎勒斯基带头，跟着是工会委员，弗兰克·帕克兰德走在最后，他虎着脸，恶狠狠瞪着眼。他们从夹层楼面办公室出来，顺着铁楼梯，橐橐橐走到下面工厂车间，一路上厂里的噪音扎扎实实地袭住他们，就好比一阵疯狂的炮火。
通到工厂车间的楼梯，靠近一段流水线。早已装配好的部件，都在那里往车架上焊接，成为安装完工的汽车的基脚。这时候，闹声响得厉害，工人们彼此只隔几呎路，也得大声嚷嚷，脑袋凑在一起，才能交谈。他们周围，一阵阵火星往上面，往旁边飞溅，形成一道铁青色烟火。在焊接机和铆钉枪的一阵阵迸射中，夹杂着动力工具的命根子——压缩空气连续不断的嘶嘶声。而作为一切的中心，活动的焦点，运行着的流水线，如同缓步走着的天神勒索贡品那样，正在毫不留情地一时一时向前进。
那三个人沿着流水线一路朝前走去，工会委员挨到了扎勒斯基的身旁。
他们走得比流水线快得多，所以他们经过的汽车都越来越接近完工了。现在每一底盘里都有了套动力装置。就在前面，有个车壳快要跟下面滑着的底盘并合起来，汽车装配工人管这个叫做“结婚”。马特·扎勒斯基的眼睛扫着这幅场景，他照常本能地检验着关键工序。
副厂长同伊利亚斯和帕克兰德一起，沿着流水线继续往前走，工人们有的抬起头来，有的转过脸去。也有打招呼的，不过人数不多，扎勒斯基注意到他们一路经过的工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大都绷着脸。他感到一种愤慨不安的情绪。这种情况，厂里偶尔也有发生，有时候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原因，好象火山反正要爆发，不过在找个最近便的出口罢了。他知道，社会学家管这个叫做对工作异常单调的反应。
工会委员一脸严肃，大概是要表示他跟厂方这样密切联系，只是为了履行职务，心里可不乐意。
马特·扎勒斯基问他：“现在你不再在流水线上干活了，这滋味好吗？”
伊利亚斯没好声气说了一句：“不错。”
扎勒斯基相信他的话。来汽车厂参观的局外人，常常认为厂里的工人到时候就会安于这种闹声、臭味、闷热、无情的压力以及工作的千篇一律。马特·扎勒斯基听到过参观的客人仿佛在谈论动物园里的禽兽一般，告诉他们的孩子说：“他们对这都已经习惯了。大多数人都乐意干那种活。他们还不愿意干别的活呐。”
听到了这样的话，他总是想喊出来：“小家伙，你们不要相信！那是扯谎！”
扎勒斯基象大多数接近汽车厂的人一样，知道在工厂生产线上干过长期活的人，很少打算把那种活当作终身职业的。他们受雇以后，通常总是把这个职业当做临时工作，等着好机会临头。但是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好工作总是捞不到手，永远是个幻梦。最后终于掉进了陷阱。
这是个双重陷阱，一重是，工人自己的种种负担——结婚啊，孩子啊，房租啊，分期付款啊；另一重是，不管哪个地方的工作，都没有汽车工业工资出得高。
但是，工资也好，优厚的福利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个工作害得人意志消沉的残忍性质。这多半是因为体力上很吃力，但是最大的负担还是精神上的——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死气沉沉的单调工作。何况工作的性质又使人丧失自尊心。在生产线上干活的人，缺乏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从来没有制造过一辆汽车；仅仅制造了，或者装配了一些零件——往螺钉上加个垫圈啊，钉块铁条啊，拧几颗螺丝啊。何况又总是一样的垫圈，一样的铁条，一样的螺丝，重复，重复，再重复，一遍，一遍，又一遍，另一方面，又是那么样的劳动条件，包括那铺天盖地的喧闹，连攀谈几句都困难，彼此交际一番都不行。一年年过去，许多人边怨恨，边忍受。有些人精神上垮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喜爱自己的工作。
因此，生产线上的工人，好象囚徒，一心只想逃跑。旷工是局部逃跑的办法；罢工也是如此。这两种情况都带来刺激，逃脱了单调工作——这在当前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倾向。
副厂长心里明白，即使在现在，这种倾向也不大可能扭转过来。
他告诉伊利亚斯说：“记住，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我要这件事赶快了结。”工会委员没有回答，于是扎勒斯基又补充了一句：“今天对你准会有点好处。你的要求不是已经到手了吗。”
“可不是全部。”
“凡是重要的都到手了。”
在他们的话里有着彼此都知道的一种人生真相：有些工人选择的一条逃离生产线的道路，就是通过选举，充当专职工会干部，等机会升到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班子去。伊利亚斯本人最近走的正是这条路。但是一朝当选，一个工会委员顿时成了政治动物；要生存下去，必须再度当选，在两次选举之间，就得象政客那样施展手段，讨好选举人。一个工会委员周围的工人都是选举人，他也尽力博取他们的欢心。伊利亚斯现在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扎勒斯基问他：“纽柯克这家伙在哪儿？”
他们已经走到这天早晨发生事故的那一段流水线上。
伊利亚斯朝一片空地头一点，那边摆着几张塑料面的桌椅，是装配工人吃饭休息的地方。有一排供应咖啡、汽水、糖果的自动售货机。地上漆着一道线，代替围墙。这时候只有一个人待在那个地方，那是个身体结实、浓眉大眼的黑人；他望着刚刚来到的三个人，手里的纸烟头上飘起烟来。
副厂长说：“好吧，叫他回去干活，其余的话，你去负责补充。等你谈好了，关照他到我这儿来。”
“好吧，”伊利亚斯说。他跨过漆在地上的那条线，一面微笑，一面往大个子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下。
弗兰克·帕克兰德早已径直走到那个仍然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年轻黑人身边。帕克兰德谈得恳切。起初，对方一脸不自在，没隔一会儿，却羞答答地咧开嘴笑了笑，点了点头。领班拍拍年轻人的肩膀，朝着伊利亚斯和纽柯克的方向做了个手势，那两个人仍然在吃饭地方的桌子旁边，脑袋凑在一起。
青年装配工人又咧开嘴笑了笑。领班伸出一只手去；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才把手握住。马特·扎勒斯基不由得纳闷，要他来办帕克兰德这个差使，是否也能处理得一样得体，或者说，一样妙呢。
“你好，老板！”那一声是从流水线的远处传来的。扎勒斯基朝那边转过身去。
那是一个内饰检验员，一个流水线上的老前辈，一个矮小个子，脸长得跟希特勒一模一样。难怪跟他一起干活的工人都管他叫做阿道夫，这个工人，他的真名实姓，扎勒斯基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他对这个玩笑好象颇为欣赏，居然还把他那一绺短短的头发梳到前面，遮在一只眼睛上。
“你好，阿道夫。”副厂长小心翼翼地在一辆黄色活顶跑车和一辆湖绿色轿车中间穿过去，走到流水线的另一边。“今天的车身质量怎么样？”
“我可看到过更差的日子呢，老板。还记得棒球世界锦标赛吗？”
“别提醒我了。”
棒球世界锦标赛期间，还有密执安州狩猎季节的开头几天，是汽车生产人士担心害怕的两个时期。旷工率达到最高峰；连领班和车间主任也旷工。
质量直线下降，在棒球世界锦标赛期间，工人们一颗心总是放在手提收音机上，不大顾到干活，因此情况更糟。马特·扎勒斯基还记得他妻子弗雷达去世的前一年，在底特律虎队获胜的一九六八年锦标赛高xdx潮中，他曾经沉着脸向她说出了心里话：“我可不愿意今天造出来的汽车卖给我的死对头。”
“不管怎么样，这辆特制车还是好的。”阿道夫（不管他叫什么名字）刚才轻捷地一下子跳进那辆湖绿色轿车，又一下子跳了出来。现在，他把注意力转到后面一辆汽车上——一辆装配着白色篮形座椅的鲜橙色跑车。“这辆车管保是给一个金发姑娘的，”阿道夫在车里嚷道。“但愿是我在车里玩她。”
马特·扎勒斯基也嚷嚷着回答：“你不是已经有了个轻松活吗？”
“玩了她，就会更轻松。”检验员走了出来，他摩了摩肚子，做了个怪样；工厂里的打诨往往是直来直去的。
副厂长也咧嘴回他一笑，他知道工人在八小时上班时间里，很少有这么样的一种人情味的谈心。
阿道夫钻进另一辆车里检查内部。扎勒斯基刚才说的是实话：检验员干的活，比流水线上其他大多数人确实轻松些，要弄到这个工作，通常得靠资历。但是这个职位，既没有额外收入，又不给实权，不利的地方倒有的是。
如果检验员做事认真负责，凡是干坏的活都不放过，那他就会惹工人发火，他们会用别的办法使他的日子不好过。领班见了他们心目中那种热心过度的检验员，也没有好感，因为他们讨厌有什么事耽误那一工段的生产。所有的领班都有上司——包括马特·扎勒斯基——逼着他们完成生产定额，另一方面领班也能够压服检验员，事实上也常常是压服了的。汽车厂里有句口头禅，那就是，每当不合标准的部件或成品在流水线上往前移动过去，领班总是嘀咕一句：“算了吧”——有时候，这要被质量管理部门抓住，但是往往发现不了。
在吃饭休息的那地方，工会委员和纽柯克正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马特·扎勒斯基朝流水线后段望去；那辆湖绿色轿车现在已经赶在好几辆汽车前面了，车上有样什么东西越发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定在那辆车子出厂以前，再去仔细察看一下。
也在流水线后段，他可以看到弗兰克·帕克兰德就在那规定的领班位置附近；大概帕克兰德已经回去干活了，他认为在目前已经解决的这场纠纷中，没有自己的事了。是啊，扎勒斯基认为情况就是如此，不过他也认为今后领班如果遇到非要维持纪律不可，那执行起来恐怕就会更困难了。但是，管他妈的！——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帕克兰德的问题，就得由他自己去应付。
马特·扎勒斯基重新穿过流水线，纽柯克和工会委员迎着他走来。那黑人行动很随便；他站着，看上去比刚才坐在桌边时还要高大。五官又大又显眼，跟骨架很相称，这会儿正咧嘴笑着。
伊利亚斯报告说：“我已经告诉过纽柯克兄弟我替他争到手的那个决定。他同意回去干活，而且也知道停工时的工资会照发给他。”
副厂长点点头；他并不愿意损害工会委员的信誉，如果伊利亚斯要把一场小冲突搞得听起来象是一场大开打，扎勒斯基也不反对。但是，他厉声告诉纽柯克说：“你不要嘻皮笑脸。没有什么可笑的。”他问伊利亚斯：“你跟他讲过没有，如果今后再出这样的事，那就更加没有什么可笑的了？”
“他该讲的都跟我讲了，”纽柯克说。“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不会平白无故发生了。”
“你倒是挺神气啊，”扎勒斯基说。“想想你刚被开除，又没被开除。”
“不是神气，先生，是火气！”那黑人做了个手势，意思是把伊利亚斯也包括在内。“这件事，你们这些人，你们所有的人，怎么也不会了解。”
扎勒斯基喝道：“把这个厂搞得天翻地覆的争吵，都会叫我火得要死。”
“不是火在心头。不是那么样怒火中烧，是暴跳如雷。”“不要惹我。说不定我会发给你们看的。”
对方摇摇头。这人个子虽然那么高大，嗓音和举止却都温柔得出奇；只有那对深灰绿色的眼睛在冒火。“老兄，你不是黑人，你不知道做黑人是什么滋味；不是暴跳如雷，不是怒火中烧。从你出生那天起，就有一百万支混帐的针扎在你心里，后来有一天，有个白人大娘管一个男子汉叫做‘小子’，一百万支针之外再扎上一针，可叫人受不了啦。”
“嗳嗳，”工会委员说，“我们不是把一切都解决了吗？用不着再提啦。”
纽柯克用一句话打发了他。“闭嘴！”他两眼还是咄咄逼人，盯着副厂长。
马特·扎勒斯基心里也不是第一次在纳闷：这整个自由自在的世界难道已经发了疯？象纽柯克这样的人，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扎勒斯基自己的女儿巴巴拉也在内，好象有个基本信条，就是向来看重的一切，权力啊，秩序啊，尊敬啊，德行啊，再也不象一致公认的那样当做一回事了。目中无人成了一种规范——正象纽柯克本来用嗓音、现在用眼神流露出来的那种样子。那些听熟的词句，也是目中无人的流露：纽柯克嘴里的暴跳如雷和火在心头，看来还可以换上其他上百个词句，什么上下代的隔阂啊、腻死人啊、别搁在心上啊、闯江湖啊、快活似神仙啊，多半词句，马特·扎勒斯基都不了解，他越是听得多，也就不想了解了。他眼下既跟不上又懂不了的变化，弄得他泄气了，厌烦了。
说也奇怪，就在这会儿，他不知不觉竟把那大个子黑人纽柯克，同那二十九岁、长得美丽、受过大学教育、又是白人的巴巴拉扯在一起了。如果巴巴拉·扎勒斯基目前在场的话，那么可以预料她看待世事万物会自然而然象纽柯克那样，而不象她父亲这样。老天爷啊！——但愿他自己对世事万物能有一半信心就好了。
虽然现在还是清晨，马特·扎勒斯基却已经感到疲乏，他也根本不信，自己已经按照应该采取的办法控制了这个局面，他粗声厉气告诉纽柯克：“回去干活。”
纽柯克一走，伊利亚斯就说：“不会罢工了。消息传开了。”
“难道我该道谢吗？”扎勒斯基板着脸问道。“因为没受到欺侮？”
工会委员耸耸肩，走开了。
扎勒斯基早先想弄明白其中奥妙的那辆湖绿色轿车，在流水线上移得更前了。副厂长加快脚步，赶了上去。
他查了一下挂在前护栅上一个纸板夹里的文件，包括一张定货进度表和规格说明书。果然不出所料，这不但是辆“特制车”——照顾得分外周到的汽车，而且也是“领班的朋友”。
“领班的朋友”指的是一辆非常特殊的汽车。不管是在什么厂里，也都是非法的，造这辆车嘛，还要舞弊几百块钱呢。马特·扎勒斯基懂得个窍门，能把点点滴滴的情报积累起来，然后再拼凑在一起，他简直一下就想出，跟那辆湖绿色轿车有关系的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原因。
那辆汽车是替公司里一个宣传部人员特制的。正式的规格是斯巴达型，即使有附件，为数也不多，但这辆轿车（按照汽车界人士的说法）“装满”了特殊项目。即使不作仔细查点，马特·扎勒斯基也可以看到高级的方向盘，加厚的白边轮胎，时髦的钢车轮，彩色的玻璃，还有一架立体声磁带唱机。
在他拿着的规格说明书上，这些项目可一样也没有。看样子这辆汽车也好象漆过两遍，可以经久耐用。正是这最后一项，刚才引起了扎勒斯基的注意。
这个八成可靠的解释，跟副厂长早已知道的几件事配合得起来。两个星期前，厂里有个总领班的女儿出嫁。宣传部人员，就是这辆汽车的车主，为了讨好，就做了宣传，在底特律城里城外的几家报纸上，特别显眼地登出了几张结婚照片。新娘的父亲很高兴。这件事，厂里沸沸扬扬谈论得很多。
其余的事不难猜测了。
那宣传部人员不难预先知道，他的汽车规定在哪一天生产。到时候就打个电话给他的领班朋友。那朋友早已交代清楚，让这辆湖绿色轿车在流水线上从头到尾都得到特别照顾。
马特·扎勒斯基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把那个领班找来，查清疑点，然后写份书面报告给厂长麦克农，厂长只好动手处理。之后好象打开十八层地狱那样闹得天翻地覆，因为事情牵涉到宣传部人员，就会一直闹到总管理处。
马特·扎勒斯基也知道他不打算这样做。
问题已经够多了。帕克兰德—纽柯克—伊利亚斯的纠纷只是其中一个；可以预料，这个时候，在玻璃办公室里，除了今天早晨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以外，还有别的事情需要作出决定。他提醒自己，那些文件连看都没看过呢。
大约一小时前，马特·扎勒斯基从御橡树驱车来上班，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他听到他心目中的白痴，汽车评论家埃默森·维尔又向汽车工业开炮了。
那个时候，也象目前一样，马特·扎勒斯基恨不得把维尔按在生产这张电椅上坐几天，让这个婊子养的弄弄明白究竟要花多少心血，要受多少折磨，要丢多少面子，要耗多少精力，才能把一辆辆汽车造出来。
马特·扎勒斯基离开了那辆湖绿色轿车。要管理一个工厂，就得学会有些时候对有些事情只好眼开眼闭，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候。
但是，至少今天是星期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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