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气式飞机从渥太华向西飞行2300英里便是加拿大的西海岸。12月23日在阵雨停息的间歇中，瓦斯特维克号船靠上了码头。
温哥华港内寒风呼啸。半小时前登船的领港员下令放下了3条锚钩链条。此时瓦斯特维克号正静静地停泊在港口，巨大的锚在船后拖宕着，象一道闸门在淤泥沉积，礁石狼藉的海底划过。船前的那艘轮船的汽笛短促地鸣叫了一声，一根向海岸方向伸展的索缆绷紧了，另外几根索缆也随即拉紧了。船移动了。
10分钟后，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船被拴牢了，船锚也恢复了原状。
该船系泊的“海角码头”与邻近的几个码头象手指一样凸出在这条海岸线上，码头上一片繁忙，建筑物密聚，在这条新停泊的船周围，有几条船正在装卸货物，吊货用的吊索迅速地升降着，运货篷车忙乱地穿梭于船坞边上的铁轨上。与此同时，起重机车东摇西晃地往返于货船与仓库之间。在附近的一个泊位上，一艘灰色货船向大海深处徐徐移去，船前船后各有一条拖船。
一行3人有目的地朝瓦斯特维克号走来。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熟练地绕开障碍物和一伙伙干活的人。他们当中有两人穿着制服，一个是海关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加拿大移民局的。第三个人穿着便服。
“该死的！”那位海关工作人员骂道，“又下起雨了。”
“到我们的船上去吧，”那位穿便服的人咧嘴笑着说道。此人是货运公司的代理商。“那里能干些。”
“我可不指望那个，”那位移民官板着脸说道。“你们的一些老牛拉破车的船，船里比船外更潮湿。真不可思议，你是怎样使这些破船在海上漂起来的。”
一架锈迹斑斑的铁舷梯从瓦斯特维克号船上降了下来。
货运公司代理商抬头看了看船舷说道：“有时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我想它再多装3个人还不至于沉吧。”他大摇大摆地上了舷梯，另外两个人也跟着他走了上去。
在驾驶台正下方的船长室里，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正笨拙地整理着他的货物和船员入港所需的证件。他宽肩阔背，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的海员的脸庞。在船停泊之前，他就把整日穿在身上的毛衣和粗蓝斜纹布工作服脱下，换上了一套双排钮的蓝西装。但他仍旧跟趿着他那双旧式的毡制拖鞋，在船上他几乎总是穿着这种鞋。
西古尔德·杰贝克船长想，真不错，终于在白天靠上了码头，这样他们今晚就能上岸吃饭了，不必再忍受船上呛人的化肥气味了。船长对着房间里弥漫着的气味厌恶地吸了吸鼻子。这是受潮的硫磺与腐烂的洋白菜混合的气味。几天来这种气味一直从3号货舱外逸，又被热气管道传播到全船的各个角落。想到他的船下次将运送刚从锯木厂出品的加拿大木料，他觉得十分欣慰。
他手中拿着那些文件，走出船长室，来到了甲板上。
在船尾的船员居住舱里，身强力壮的水手斯塔比·盖茨在白天兼作休息室的小餐厅里慢慢地踱着步。他来到了一个人身边。那人默默地伫立着，目光透过舷窗凝视着港口。
盖茨是个伦敦佬。他长着一副伤痕累累，五官错位的脸，这是由于他曾当过拳击手。他身材矮胖，手臂修长，使他看上去象猿人一样。他是这条船上身体最强壮的人。不过如果不被激怒的话，他又是最温顺的人。
另外的那个人很年轻，身材矮小。他有一张圆圆的，很有特色的脸，深邃的双目和留得过长的黑发。他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斯塔比·盖茨问道：“亨利，你想嘛？”
亨利就象是没有听见似的，仍然朝外看着。他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渴求表情，他的目光怔怔地望着在码头周围高大整齐的城市建筑物的轮廓。城市繁忙的交通声响越过水面和空旷的码头清晰地传了过来。一会儿，亨利耸了耸肩，转过身来。
“我什么也没想。”他的口音很重，并伴有不太令人讨厌的喉音。英语他说起来很吃力。
“我们将在码头停泊一个星期，”斯塔比·盖茨说道，“你以前来过温哥华？”
这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摇了摇头。
“我来过3次，”盖茨说。“这里好玩的地方不多。但海员俱乐部还算可以，在那里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女人。”他斜乜一眼杜瓦尔，“伙伴，你认为他们这次会让你上岸吗？”
亨利·杜瓦尔用忧郁、沮丧的口吻答道：“有时，我想我永远不上岸。”他说的英语很生硬难懂，但斯塔比·盖茨还是弄明白了。
当他们一行3人登上船时，船长杰贝克迎接了他们。他与那个货运公司的代理商握了握手，那个代理商又把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和移民官介绍给了他。这两名工作人员都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地对船长点了点头，但没有握手。
“你的船员都召集好了吗，船长先生？”那个移民局的人问道。
杰贝克船长点了点头。“请跟我来。”
这是惯例，不需要谁发布什么命令，全体船员都被召集到货船中部的高级船员餐厅。普通船员在餐厅外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而高级船员们则等在餐厅里。
当船长领着他们3人从队伍前走过时，斯塔比·盖茨用肘轻轻碰了碰亨利·杜瓦尔，悄声说道：“这些都是政府的人，你能不能上岸他们说了算。”
亨利·杜瓦尔转向比他年长几岁的盖茨。“我很想试试。”他轻声说道。他那生硬的口音中蕴藏着一种孩子气的热情，先前的那种沮丧心情完全不见了。“我尽量劳动，或许能留下来。”
“亨利，这真是个好办法，”斯塔比·盖茨欢欣地说道。“不要气馁！”
在餐厅里为那个移民局的人准备的桌椅已经摆放好了。他坐在桌前，查阅着船长刚才递给他的那份打字的船员名单。在餐厅的另一边，那名海关人员在翻阅着货物清单。
“30名船员，包括高级船员，一名偷乘者，”移民局的人宣布道，“这个数准确吧，船长？”
“准确，”杰贝克船长颔首答道。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带上那名偷乘者的？”
“在贝鲁特，他叫杜瓦尔，”船长说道。“他跟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
那移民局的人的面部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先检查一下高级船员，”他召唤过最前面的那名高级船员，那人走上前来，递上了一本瑞典护照。
高级船员检查完之后，其他船员们从外面鱼贯地走进餐厅。对每个人的检查都很简单。姓名，国籍，出生地，另加几个敷衍塞责的问题，在此之后，被检查过的人便到餐厅的另一边接受海关人员提问。
杜瓦尔是最后一个。移民官向他提出的问题就不是那样应付差事了。他带着渴望，操着笨拙的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斯塔比·盖茨和其他几名船员故意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去，偷听着他们的谈话。
是的，他的名字是叫亨利·杜瓦尔。是的，他是船上的偷乘者。是的，他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搭上这条船的。不，他不是黎巴嫩公民。不，他没有护照。他从未有过什么护照。也没有出生证明书和其它任何证件。是的，他知道自己的出生地。是非洲的法属索马里。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了，而他的父亲他从来就不认识。不，他没有任何办法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是的，他们不准许他进入法属索马里。不，那里的政府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话。是的，其它港口也曾拒绝他登岸。有很多的港口，他记不清有多少个港口。是的，他的确没有证件，什么证件也没有。
在其它的港口他也曾多次地回答过这些问题。随着移民官的频频发问，这个年轻人脸上的希望消融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但他还是作了最后的努力。
“我干活，”他要求道，他的目光极力在移民官的脸上搜寻着反应。“求求您，我干活好的，在加拿大干活。”他很不熟练地发出了最后那个国名，就象他曾学过，但没有学好似的。
移民官摇头表示不同意。“在这不行。你不能上岸。”他冲着杰贝克船长说道，“船长先生，我将发布一道拘留令，不允许这个偷乘者上岸。这件事由你负责了。”
“尽管放心吧，我们会照料好这事的，”那位货运代理商说道。
移民官点了点头。“其他的船员都获准了。”
没走的那些人纷纷开始离去。突然斯塔比·盖茨大声说道：“先生，我能与你说句话吗？”
移民官感到很意外，但还是说道：“可以。”
走到门口的人都驻了足，有一两个人又磨磨蹭蹭地踱了回来。
“我想谈谈小亨利的事。”
“他怎么样？”移民官的语调中含着锋芒。
“是这样。再过三两天就是圣诞节了，那时我们都要上岸，我们想是不是也让亨利随我们一同去，就上岸去待一个晚上。”
移民官厉声说道：“我刚才说过他必须待在船上。”
斯塔比·盖茨提高了嗓音说道：“这我完全知道，但你就不能把你那条条忘掉5分钟？”他本来并不想发火，但一个海员对从不出海的官员们的蔑视驱使他动了肝火。
“你说够了吧！”移民官刺耳地说道，他的眼睛怒视着盖茨。
杰贝克船长走了过来，屋里的船员们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够了，你这个势利小人。”斯塔比·盖茨用挑衅的口吻说道。“可是如果一个人两年不让下船，又赶上了该死的圣诞节……”
“盖茨，”船长轻声说道，“适可而止吧。”
双方都缄默不语。移民官的脸涨得通红，但红晕马上就消退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叫杜瓦尔的人有两年未上岸了？”
“两年差一点，”杰贝克船长突然轻声地插了一句。他的英语说得很清楚，只是略带点挪威腔。“自从这个年轻人20个月前搭上了我这条船以来，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他上岸。无论到达哪个港口，我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他没有护照，没有证件。因为他不能离开我们，他是我们的。”船长伸出了一双海员所特有的大手，手指张着做了一个质问的手势。“这叫我怎么办——难道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肯要他就把他扔进大海里去喂鱼？”
一颗颗绷紧的心松弛了下来。出于对船长的尊敬，斯塔比·盖茨默默地退了下去。
那个移民官此时已消了气。他疑惑地说道：“他声称自己是法国人，因为他出生于法属索马里。”
“不错，”船长表示同意。“可惜的是法国同样要求有证件，但这个小伙子什么也没有。他向我起誓说，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我也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很诚实，干活是把好手。要了解这一点20个月的时间是足够了。”
亨利·杜瓦尔一直在一旁密切注视着谈话的进行，他那满怀期望的目光从一个人脸上移向另一个人。此时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移民官的脸上。
“对不起，他不能在加拿大上岸，”看来移民官有些不安了。尽管他表面上很严厉，但他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有时他真希望自己的职责规定的含糊些。他不无歉意地补充道：“恐怕我无能为力了，船长先生。”
“上岸一晚上也不行？”有着伦敦佬的固执的斯塔比·盖茨仍抱有一丝希望。
“一晚上也不行。”听得出这一回答是最终的结论了。“现在我就颁布拘留令。”
船靠码头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船外，夜幕已降。
温哥华时间下午11点刚过，在总理于渥太华的官邸入寝后大约两个小时后，一辆出租汽车冒着倾盆大雨驶到海角码头那黑黝黝，空荡荡的入口。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温哥华邮报》记者，另一个是该报的摄影记者。
那记者名叫丹·奥利夫，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虽然他是个大块头，但并不显得笨拙。他红光满面，脸颊很宽，举止随便，这使他看上去并不象个成功的，偶尔也很冷酷的新闻记者，倒象个和蔼可亲的农夫。与他相反，那位名叫沃利·迪·维尔的摄影记者身体瘦削，6英尺出头，走路时的步态快而紧张，显出一副悲观厌世的样子。
出租汽车倒了回去，丹·奥利夫环顾了一下四周，拢平了雨衣衣领。由于突然后退的出租车的前灯的照耀，周围一时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站的地方周围都是些暗淡的，幽灵般的幻影和一块块深黑色的微微泛光的水域。万籁寂静；空空如也的建筑物隐隐约约地呈现出它们朦胧的轮廓。他们的眼睛渐渐地适应了这种黑暗，近处的影子也悄悄进入了他的焦距。他看到他们正站在一个与海岸线平行建筑的宽敞的水泥斜坡上。
在他们身后，就是出租车载他们来的方向，有一座塔状谷仓的圆柱形仓体和几座黑黝黝的建造在船坞上的仓库，在它们旁边是成堆的货物。它们都被防水帆布覆盖着，乱堆在斜坡上，两个码头象两只手臂一样在水面上朝外伸展着。每个码头的两侧都停泊着船只，有几只灯发出暗淡的光亮，向人们表明这里一共停泊了5条船。但四周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动静。
迪·维尔扛着摄影机和摄影器材。他朝停泊着船只的方向努了努嘴问道：“是哪条船？”
丹·奥利夫用随身带来的那只袖珍电筒查看着一张纸条，那是值夜班的本地新闻编辑主任在一个小时前接到一个秘密电话后交给他的。“我们要找的船叫‘瓦斯特维克号’”他说道。“我想它应该在这几条船里。”他朝右拐去，摄影记者跟着他。下了出租车到现在已经有一、二分钟了，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哗哗地朝下流着。丹能够感觉到他的裤脚都湿透了，一股涓细的水流在他们衣领下流着，令人很不舒服。
迪·维尔抱怨道：“他们应该在这里设一个问事亭，里面坐个漂亮的姑娘。”他们小心地穿过了一些横七竖八地堆放在地上的破包装箱和油桶。“不管怎样，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是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人，”丹说道，“据编辑部说，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谁也不允许他离开船一步。”
摄影记者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是不是？我懂，又是一个关于圣诞节前夕有人无家可归一类的报道。”
“这也是一个角度，”丹承认道，“也许应该由你来写它。”
“我不行，”迪·维尔说道，“等我们在这办完事，我还得冲洗照片。而且我敢和你打赌，这个家伙是个骗子。”
丹摇了摇头。“嗯，你可能赢。”
他们已来到了右边船坞的中部，小心翼翼地走在一排铁路货车旁。在离他们50英尺处，海水在黑暗中泛着光亮，在阴沉的港湾里雨水打着浪涛的声音历历在耳。
他们翘脚伸脖地看着第一条船的船号。船号是用俄语写的。
“走吧，”丹说道，“不是这条船。”
“可能是最后那条船，”摄影记者断言道。“事情总是这样。”
结果第二条船便是“瓦斯特维克号”。“瓦斯特维克号”这6个大字醒目地，高高地写在船首的外侧那斑斑锈迹，快要腐烂的船板上。
“这条快要淘汰的破船还能航行吗？”迪·维尔用怀疑的口吻问道。“不是什么人在说谎吧？”
他们爬上了摇摇欲坠的舷梯，站在了似乎是船的主甲板的地方。
刚才从码头上看，即使在黑暗中“瓦斯特维克号”也是一条形容枯槁的船。现在，从这样近的角度来看，年久失修的迹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船的上部结构、门和舱壁表层褪了色的油漆上已经布满了大块大块的锈斑。一缕缕油漆剥落的残痕到处可见。借助舷梯上唯一的那盏灯，他们能够看到脚下的甲板上有着一层厚厚的污垢，旁边是只未加盖的看样子是装垃圾的箱子。在他们前方不远的地方，一只钢制的排气扇已经腐锈，从风扇壳里断了下来。显然是由于无法修理了，被无用地废弃在甲板上任凭风浪的吹打。
丹用鼻子嗅着。
摄影记者说道：“你也闻到了。”
这股化肥的恶臭是从船舱里散发出来的。
“我们看看从这下去，”丹说道。他打开了正前方的那扇钢制的门，下到了一条窄窄的通道里。
走了几码远，出现了两条侧廊。右面是一排小舱门，显然那是高级船员们的卧舱。丹拐向左道，朝前面不远的一个小门廊走去，因为从那个门廊里射出了一道灯光。原来那是船上的厨房。
斯塔比·盖茨穿着一套满是油腻的连裤工作服，正坐在桌子上看着一本印有半裸体女人画像的杂志。
“喂，朋友，”他招呼道，“你们是谁？”
“我是《温哥华邮报》的，”丹告诉他说，“我要找一个名叫亨利·杜瓦尔的人。”
盖茨高兴地咧着大嘴，露出了一排布满黑锈的牙齿。“小亨利刚才还在这，现在回到他自己舱里去休息了。”
“你看我们可以把他叫醒吗？”丹问道，“或许我们应该先见见船长。”
盖茨摇了摇头。“最好别打扰船长。他不喜欢在港内被人叫醒。但我估计我能把亨利带来见您。”他朝迪·维尔瞟了一眼。“这家伙是干什么的。”
“他是照像的。”
盖茨站起身来，将那本印有半裸体女人画像的杂志塞进连裤工作服里。“好的，先生。”他说道，“随我来。”
他们走过两个升降口，又朝前走去。暗淡的通道上仅有一盏低瓦数的灯泡亮着。斯塔比·盖茨砰砰地敲打了几下门，拧动了一下钥匙，打开门，伸手摸索地将灯打开。
“起床，亨利，”他大声叫道。“有两位先生要见你。”他向后让了让，朝丹点了点头。
丹朝门口凑了凑，看见屋里金属制的小铺上坐起了一个睡眼惺忪，身体瘦小的人。这时丹又朝那人的身后望去。
天啊！他想道，这里竟能住人？
整个房间象一只大铁箱子，大约有6平方英尺。原先这里的舱壁似乎是被漆成黄褐色的，但现在大部分油漆都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斑斑铁诱。油漆和铁锈都被潮湿的水雾覆盖住了，水气比较重的地方，已经形成了水珠，涓涓地朝下淌着。那张“铺”占了这堵舱壁的全长和几乎是全部的宽度。在它上方是一只大约有1.6英尺宽的小架子。在它的下面是一只铁桶。这就是舱内所有的一切了。
舱内没有窗，也没有舱口，在靠近一面舱壁的顶上仅有一扇勉强称得上是通风口的装置。
舱内的空气污浊得很。
亨利·杜瓦尔揉着眼睛，瞟了一眼门外面的那两个人。
使丹·奥利夫惊奇的是这个偷乘者看来竟是那样年轻。他长着一付圆圆的，并不太惹人喜欢的脸庞，很匀称的身材，一双深陷的黑眼睛，他上身穿着一件汗衫，一件法兰绒衬衣，敞着怀，下身是一条蓝色斜纹粗布裤子。裹在这身衣服里的躯体还算得上是坚实的。
“晚上好，”丹用法语说道，“请原谅我们今晚打扰你的休息，不过，我们是从报社来的，知道你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亨利·杜瓦尔缓缓地摇着头。
“说法语不行，”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他不懂法语。看样子是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语言就混乱了。最好用英语和他谈，但要说得慢一些。”
“好吧，”丹转回身来一字一板地对杜瓦尔说道，“我是《温哥华邮报》的。这是一家报纸。我们想了解了解你。你懂吗？”
杜瓦尔没有回答。丹又试着说：“我想与你谈谈。然后写一篇有关你的报道。”
“你为什么写？”在杜瓦尔说的第一句话中包含了他惊诧和疑惑的复杂感情。
丹耐心地说道：“一也许我能帮助你。你想下船吗？”
“你帮我下船？找工作？住加拿大？”这三个问题是那样笨拙地出了口，但却是那样无可置疑地迫切。
丹摇了摇头。“不，我做不到这些。但许多人看到我写的报道。或许哪个看到这份报道的人能够帮助你。”
斯塔比·盖茨插话说：“亨利，你害什么怕？这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也可能对你会有点好处。”
亨利·杜瓦尔似乎在思考着。
丹仔细地打量着他。在丹看来无论这个年轻的偷乘者是什么出身，他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但不引人注目的尊严。
这时，他点了点头，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
“听我说，亨利，”斯塔比·盖茨说，“你去洗洗，我和这两位先生到上面的厨房里等你。”
杜瓦尔点了点头慢慢地从铺上下来。
当他们离开小舱时，迪·维尔轻声叹息道：“可怜的小家伙。”
“他总是这样被锁在舱里吗？”丹问道。
“只是在晚间，当我们停泊在码头上时才锁上他。”斯塔比·盖茨说，“这是船长的命令。”
“为什么？”
“为了提防他擅自下船。船长要对他负责，明白了吗？”盖茨在升降口的顶端停了下来，“在这里要比美国强。我们的船停靠在旧金山时，他们曾把他铐在他的铺上。”
他们来到厨房门口，走了进去。
“喝怀茶怎么样？”斯塔比·盖茨说道。
“好的，”丹说道，“谢谢。”
盖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气灶上的一只搪瓷茶壶前，从壶里倒出一种已经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饮料。然后把3只盛满饮料的杯子依次摆放在餐桌上，打手势示意让他们就座。
丹说道：“在这种船上，有的是机会，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正是，先生，”盖茨咧嘴笑道，“各种体形，各种肤色，各种身高的人。还有一些神经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们瞟了一眼。
“你对亨利·杜瓦尔怎么看？”丹问道。
斯塔比·盖茨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了一大口茶，然后答道。
“他是一个很正派的小家伙。我们大家都喜欢他。无论我们让他干什么活，他都干，尽管作为一个偷乘者他并非一定得干这些工作。这是海上的规矩。”他很在行地说道。
“他偷乘上这条船时，你就在这条船上吗？”丹问道。
“没错！在我们离开贝鲁特两天后，我们才发现他。当时他象一把讨厌的扫帚柄。我估计这个可怜的家伙上船之前一定饿了好久了。”
迪·维尔尝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难喝极了，是不是？”主人欢快地说道。“喝起来是一股浓缩锌的味。我们在智利装了满满一船这玩艺。结果到处都是它——头发里，眼睛里，连茶里也是它。”
“谢谢，”摄影记者说道，“这么说我到医院去就有话说了。
10分钟后，亨利·杜瓦尔来到了厨房。他已漱洗完毕，梳理好了头发，刮过了胡子，并在衬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员穿的蓝色卫生衣。尽管这些衣服都很旧，但却很整洁。丹注意到，他的裤子上的一道划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齐齐地织补上了。
“过来，坐下谈，亨利，”斯塔比·盖茨说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尔的面前，杜瓦尔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在这两个记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庞生辉，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个孩子了。
丹从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尔说：“我23。”
“出生在哪里？”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顿了片刻，杜瓦尔说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这次杜瓦尔明白地点了点头答道：“我母亲说给我的。”
“你母亲是哪国人？”
“她法国人。”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死了。”
“什么时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亚的斯亚贝巴。”
“你的父亲是谁？”丹问道。
“我不知他。”
“你母亲向你谈起过他吗？”
“他英国人，海员。我从没见过。”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他摇头否认了。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兄弟姐妹。”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原谅——我不知道。”
丹换了个角度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母亲去世时你几岁？”
“我6岁。”
“在此之后，谁照顾你？”
“我照顾自己。”
“你上过学吗？”
“没学校。”
“你识字吗？”
“我写名字——亨利·杜瓦尔。”
“再什么也不会了？”
“我写名字，”杜瓦尔坚持说，“我给你看。”
丹从桌子上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推到他的面前，杜瓦尔用颤抖，幼稚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他的名字。他写出的名字只是勉强能够辨认出。
丹挥了挥手问道：“你为什么要偷乘这条船？”
杜瓦尔耸了耸肩说：“我试找个国家。”他吃力地选择着词句，接着又补充说：“黎巴嫩不好。”
“为什么不好？”丹不自觉地也说起了这个年轻偷乘者的简略了的英语。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发现——我就进监狱。”
“你是怎样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条什么船？”
“意大利船。原谅——我不记得船名了。”
“你是那条意大利船上的旅客吗？”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没人要我。”
斯塔比·盖茨插嘴说：“据我估计，他当时是乘一条意大利不定期货船，明白了吗？那条船往返于中东。因此他在贝鲁特跳上了那条船。明白吗？”
“明白了，”丹说道。然后他转向杜瓦尔。“你在上意大利船之前干什么？”
“我跟人和骆驼在一起。他们给我吃的，我干活。我们到过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埃及。”他的手前后挥动着，吃力地说出了这几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小孩，过国境线可以，没人管。等我大了，他们不让过——谁也不要。”
“就是在那时你偷乘上那条意大利船的？”丹问道。“对吧？”
杜瓦尔同意地点了点头。
丹问：“你有什么护照，证件，任何可以说明你母亲是哪国人的证明吗？”
“没有证件。”
“你属于哪个国家吗？”
“没国家。”
“你想有个国家吗？”
杜瓦尔看来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说道，“你想下这条船，你对我这样说过的。”
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么说你想有个国家——一个住的地方？”
“我干活，”杜瓦尔坚持说，“我干活好。”
丹·奥利夫再次审视着面前的这个偷乘者。他无家可归的身世是真实的吗？他真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认领，都不收留的投错胎的弃儿吗？他是个无国籍的人吗？也许这一切都是伪造的，都是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编织的？谎言加部分属实的混合故事？
这位年轻的偷乘者看起来很诚实。但他真是诚实吗？
他那双眼睛流露出恳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还隐藏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神态。难道这喻示着一种狡诈，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开玩笑？
丹·奥利夫犹豫了。他知道无论这次他写出什么样的报道，都将受到邮报的午报竞争对手《温哥华移民报》的反复推敲与核实。
既然没有最后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来决定花多少时间来完成这篇报道。他决定先把他的疑团彻底搞清楚。
“亨利，”他问杜瓦尔，“你信任我吗？”
一瞬间，一开始的那种疑惑又回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眼里。紧接着他出其不意地点了点头。
“我信任，”他简单地说道。
“很好，”丹说道，“我觉得或许我能帮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从头谈起。”他朝正在安装照相机闪光灯的迪·维尔瞟了一眼。“我们先照几张相，然后再谈。不要漏掉什么事情，也不必着急，这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谈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尔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维克号”船的餐厅里。
邮报记者丹是个很有提问口才的人。
杜瓦尔有时觉得要搞清那记者希望了解什么是很难的。
他频频发问，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而且在杜瓦尔的每个回答都被迅速地记录在摆在他们面前桌上的一叠纸上。那疾速移动的笔尖仿佛把杜瓦尔的一生按先后顺序仔细地再现了出来。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样坎坷，哪有什么顺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间没有什么联系的片断。同时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杜瓦尔那简单的话来表达的，甚至连记住它们发生的情景都很难。
如果他识字，能用笔和纸象这个记者和其他人那样把脑子里的东西记录下来，那他亨利·杜瓦尔也能把往日的记忆和想法保存下来。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长期装在脑子里的，就象把东西放在一个架子上那样，不至于因为它被遗忘而消失，就象他现在正搜肠刮肚企图回忆起的那些事情那样，因遗忘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的母亲曾经提到过送他上学读书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时代受过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够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在此之后就无人关心他学些什么，或是否有机会学习了。
他皱了皱眉，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设法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回忆，回忆，回忆……
首先是那条船。他的母亲曾对他谈起过那条船，就是在那条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条船是他出生前一天从法属索马里的吉布提开出的，他确信他母亲曾告诉过他那条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记了。而且她还曾告诉过他船上挂着哪国的国旗，但这也被他忘得一干二净。
他的降生是难产，并且没有医生。他的母亲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而且还在发高烧。船长命令调转船头，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俩就被送进了一家为穷人开的医院。当时他们很穷，没有什么钱，后来也一直是这样。
亨利记得他的母亲很善良也很体贴人。在他印象中母亲是很美丽的，但或许这只是他的想象，因为他记忆中的母亲的相貌已经淡漠了。现在每当想起母亲，她的脸就好象是在阴影里，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爱给予了他；这一点他确信自己绝对没记错，因为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爱。
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断，他记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亲就一直在干活，使他们母子俩有个温饱，只是她时常找不到活干。他无法追忆母亲都干过哪些工作，但他记得有一次她当了舞女。母子俩经常四处漂泊——从法属索马里迁入了埃塞俄比亚，首先住在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了马萨瓦。有两三次他们艰难跋涉于吉布提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
尽管他们很贫困，但一开始他们与法国人住在一起。后来，由于他们变得越来越贫困了，土人居住区就成了他们的家。在亨利·杜瓦尔6岁那年，他的母亲离开了人间。关于他母亲去世后情况的记忆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时间，他浪迹街头，以讨饭为生，晚间露宿在他能够找到的洞里或角落里。他从未找过政府；也从未意识到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他生存的这个范围里，警察从来就是敌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一个孤寡的索马里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区的一所陋棚里。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5年。后来不知什么缘故，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尔又重新陷入只身一人的境地。
这次他从埃塞俄比亚漂洋过海，来到英属索马里，有活便干。4年间，他几易工作，当过牧羊帮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极为可怜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当时和后来一段时间中，穿越国境线对亨利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众多的家庭拖儿带女地移居他国，以至于边防哨卡上的官员们很少一个个仔细地过问小孩。那时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过哨卡。慢慢地，他干这种事情越来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岁时，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干这种事情也还是很顺利。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游牧民经常穿越国境线，直到他20岁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属索马里的边境线上被截住，并被撵了回去。
亨利·杜瓦尔突然发现了两个事实。一个是：他跟着一群小伙伴随意混过国境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个是：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当作祖国的法属索马里也把他拒之门外。对于第一个事实他已经猜想到了；而第二个事实的出现对他则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他命里注定要遇到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没有档案材料。没有一些重要的证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证明书，如果一个人什么证明也没有，那么他从法律上讲就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被划分为不同领土的地球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对有知识的人们来说，他们也会发觉这一事实很难接受，对于亨利·杜瓦尔这个没有一点文化，从童年时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爱的拾垃圾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那些阿拉伯游牧民继续上了路，把杜瓦尔抛弃在了埃塞俄比亚。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他同样也无权逗留在这个国家。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他踡缩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国境线的哨卡边……
……那里有一块饱经风雨，晒得发白的巨石。在许多方面这个20岁的年轻人仍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独自栖身于石下，一动不动。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贫瘠的、砾石遍野的索马里平原。在月光下它一片凄凉，在正午的骄阳下它一派荒芜，象一条暗褐色的蛇蜿蜒横卧于这片平原中的是一条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在公路的尽头就是亨利·杜瓦尔的过去。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没有任何材料以资证明的躯体与生活，和那沐浴在阳光下的海滨城市，该市那充满鱼腥味的小巷，以及他当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园的外表覆盖着盐的码头。
突然，面前的那块不毛之地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诱人。就象一个人被某种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爱身边一样，他此时也渴望着回到吉布提。但是现在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东西一样，都变得可望而不可即了，并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在饥饿和干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来。他转身离开了这个禁止他入境的国家，朝北走去，因为他必须到一个地方去，到厄拉特里亚和红海。
厄拉特里亚是埃塞俄比亚西海岸的一个省，到那里去的旅程是他记得很清楚的一次。他还记得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开始了有计划的偷窃。他以前曾偷过食物，但那仅仅是在乞讨无门，打工无路，濒于绝望的时候才干的。现在他不再寻求工作了，他只靠偷窃为生了。只要有机会他仍然偷些食物，也偷些货物和一些小玩意儿，以便卖掉换点零花钱。他得到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钱似乎一到他的手里就花掉了，但在他的头脑深处，他仍在想积蓄点钱，付上船费，然后到某个能收留他，并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
终于，他到了马萨瓦。这是一个珊瑚港，同时也是从埃塞俄比亚进入红海的门户。
在马萨瓦，他因偷窃差点受到了惩罚。一次他混进了一个鱼贩摊前的人群中，偷了一条鱼，但被那个眼尖的小贩子发现了，追赶了上来。人群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包括一名警察。不到几秒钟的功夫，亨利·杜瓦尔那幼稚和吓坏了的耳朵就听出在他后面穷追不舍的愤怒的暴民已迅速增加到一大群，他绝望地奔跑着，引着那伙人围着马萨瓦的珊瑚建筑物兜着圈子，穿过当地居民住宅区那迷宫般的后街。最后，他把那伙人甩在了后面，朝码头跑去，藏在了一包包等待装船的货物中。他从一个小洞里看到前来追捕他的人在四周搜寻了一阵，最后渐渐失望地走开了。
但这一遭遇给于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决心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离开埃塞俄比亚。在他的藏身地前面停着一条货船。等到夜幕落下之后，他爬上了船，从下甲板蹒跚地进到了一个黑洞洞的小贮藏箱里，藏在了里面。第二天早晨货船起航了。两个小时后他被发现了，并被带去见了船长。
这是一条极为老旧的意大利烧煤船，在海水不停地渗进船舱的情况下，勉强地往返于亚丁湾和东地中海上。
那位倦怠的意大利船长令人厌恶地从指甲缝里朝外剔着污垢，亨利·杜瓦尔抖抖瑟瑟地站在他的面前。
几分钟后，船长用意大利语尖利地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反应。他试着用英语，接着又用法语，但还是一无所获。杜瓦尔早已忘记了他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那点法语，他现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索马里语和阿姆哈拉语（埃塞俄比亚官方语言——译者）混合的大杂烩，还掺杂着埃塞俄比亚境内所使用的70多种语言和比这多一倍的方言土语中的一些词汇。
船长发现无法与他交谈，便不感兴趣地耸了耸肩。偷乘上船者是不足为奇的，船长根本不必顾虑那令人讨厌的海商法，随之就吩咐安排杜瓦尔去干活。他的目的是想在下一次停靠码头时将这个偷乘者送下船。
然而，船长没有预料到的是，亨利·杜瓦尔是个没有国籍的人。在该船停靠的任何一个港口，包括该船几个月后返回的港口马萨瓦，移民局的官员都拒绝他上岸。
随着杜瓦尔在船上逗留的时间的延长，船长的恼怒也随之增长。10个月后，他召来了他的水手长商量办法，他们设想出了一个主意。水手长又按吩咐通过一名翻译把这个主意转告给了杜瓦尔。他们的主意是想方设法地在生活和劳动上折磨杜瓦尔使他觉得痛苦难忍，以至于（最终）情愿跳下这条船。渐渐地，在经受了两个月的超负荷的劳动、毒打和半饥半饱的折磨之后，杜瓦尔真的这样做了。
杜瓦尔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他默默地溜下那条意大利船的舷梯。那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这里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小缓冲地带，传说圣·乔治就是在以色列杀死了他的龙。
他的离开和他到来时一样，都是在黑暗中；然而离去却要容易得多，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携带，除了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褴褛的衣裳，他一无所有。上岸以后，他首先急促地穿过船舶修造厂，想溜进市区。但当他看见在前方一块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地方有一个穿制服的人时，他立时丧失了勇气，飞快地奔了回去，在阴暗处寻找着藏身之地。他的进一步侦察表明，船舶修造厂设有防护墙，并有人巡逻。他感到自己浑身在战栗；他才21岁，忍饥挨饿使他身体虚弱，而且他还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孤独和令人绝望的恐惧。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又一个阴影赫然耸现在他的面前，是一条船。
一开始他还认为他又回到了那条意大利船旁边。他当时产生的冲动是再偷偷溜回船上去。忍受他已熟悉的苦难也要比让警察逮住后送进监狱强。接着他看出那个阴影不是那条意大利船，而是一条较大些的船。他急忙逃了上去，象一只钻进洞去的老鼠。这条船就是现在这条瓦斯特维克号。他知道这一点是溜上船两天后，船驶出海面20英里时，饥饿终于压倒了恐惧，驱使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藏身处走了出来。
“瓦斯特维克号”的船长西古尔德·杰贝克与那名意大利船长截然不同。这个船长是个挪威人，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人很严厉，但很正义。他尊重他所信仰的《圣经》里的戒律，同时也尊重海商法。杰贝克船长严厉但却又很细致地对亨利·杜瓦尔解释说，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干活，但可以自愿地干些活，只是没有工钱。总之，无论他干不干活，他都能得到与其他船员一样多的伙食定量。杜瓦尔选择了后者——自愿地干活。
与那位意大利商船船长一样，杰贝克船长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码头时，就把这个偷乘者弄走。但他与那个意大利船长不同的是，在了解到杜瓦尔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后，他并没有产生虐待他的念头。
就这样，亨利·杜瓦尔在船上待了20个月。在此期间，“瓦斯特维克号”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运送着货物。他们单调地，缓慢地行驶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们到过北非，北欧，南欧，英国，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长就请求允许亨利·杜瓦尔上岸，然而这些申请都被断然拒绝了。港口上的官员提出的理由总是不谋而合：这位偷乘者没有证件，没有身份，没有国籍，也没有权力。
后来，“瓦斯特维克号”安下心来接纳杜瓦尔为永久的水手。很快这个年轻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宠儿。
“瓦斯特维克”上的船员是由各个不同国籍的水手组成的，其中包括波兰水手，斯堪的纳维亚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国水手，一名美国水手，还有几名英国水手。斯塔比·盖茨是这几名英国水手中公认的领袖。就是这伙人接纳了杜瓦尔，使他的生活虽说不上舒适，至少在船上这样拥挤的条件下，还算是可以了。他们教他说英语，现在尽管他的口音还很重，措辞还很笨拙，但至少在双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况下，他讲的话别人可以勉强听懂了。
这是亨利·杜瓦尔很少遇到的慷慨与仁慈，他对此抱以的回答，象一只热切的小狗报答它主子的赞许一样殷切。现在他为船员们个人服务，在高级船员餐厅里帮厨，还在船上当个跑腿的。作为回报，船员们把从岸上买来的香烟和糖果送给他，偶尔杰贝克船长也给他一点钱，由别的船员代替他花掉。但尽管这样，杜瓦尔仍是个囚徒，这个一度是他的庇护所的“瓦斯特维克号”成了他的监狱。
就这样，以海为家的亨利·杜瓦尔在圣诞节前夜来到了加拿大的门槛前。
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中间，丹·奥利夫从不同的角度重复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问题，为的是造成这个年轻的偷乘者在谈话中产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诡计失败了。除了语言的不通造成的误解外，事情的主要情节是相吻合的。随着他们之间的交谈的深入，误解又一个个澄清了。
谈话接近尾声时，丹有意措辞模糊地提出了一个暗示性的问题，但杜瓦尔拒绝回答。他用他那双黑眼睛打量着丹。
“你欺骗我，你怀疑我说谎，”杜瓦尔说道。丹再次在杜瓦尔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种无意识的尊严。
丹·奥利夫看见自己的诡计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说道：“我只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下。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们又接着谈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现在，丹回到了《温哥华邮报》的那间狭窄的，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坐到了他那张年久失修的办公桌前，摊开了他的记录本，伸手拿过一束稿纸。他边用复写纸草草地写着，边对坐在对面本地新闻编辑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区版编辑埃德·本尼迪克特大声说道。
“埃德，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报道。你能为我安排多少字。”
编辑考虑了一下说：“不超过1000字。”
丹点了点头，并把椅子朝打字机前挪了挪。还可以，他本想多写点，但如果写得紧凑点，1000字也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他动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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