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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五年不到，四年多以前，这个航空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和最现代化的空港之一。一些参观团一面看一面赞不绝口。市里的政客们总洋洋得意地指着它，吹嘘什么本港“执空中之牛耳”，是“喷气时代的象征”。如今，政客们还在吹嘘，但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他们之间许多人没有看到林肯国际同好多主要航空港一样，都快成为一个粉刷过的坟场了。
梅尔·贝克斯费尔德在黑暗中沿着一七号跑道左侧驱车前进，心里在思索粉刷了的坟场这个词。他觉得这个提法恰到好处。空港的缺陷是严重的，带有根本性质的，不过，大多是公众看不到的，只有局内人才心里有数。
林肯国际的过往旅客和参观者看到的主要是供乘客使用的机场大楼主厅——这是一座灯火辉煌，有空调设备的塔奇·玛哈尔（印度十七世纪修建的一座贵妃陵寝。译者注）。大楼全是玻璃和电镀的钢架，光耀夺目，非常宽敞。熙来攘往的大厅紧挨着精美的候机区。旅客区周围满布富丽堂皇的服务设施。它拥有六个风味各殊的餐馆，既有一个供应名菜佳肴的餐厅，餐具是镶金边的瓷器，收费也同样可观，也有出售现成“热狗”红肠面包的柜台。酒吧间多如盥洗室，有的灯光柔暗，使人感到安逸，有的安着霓虹灯，让顾客站着吃喝。在等候飞机的时候，人们不必离开大楼就可以买到东西，租用一个房间睡上一觉，还可以洗个有人按摩的蒸汽浴，理个发，有人给熨衣服、擦皮鞋，甚至可以在此寿终正寝，在大厅的底下一层，“圣灵殡仪馆”还在那里设有营业处。
单看它的主楼，这个空港还是美轮美奂的。它的缺陷在于活动区，跑道和滑行道的问题尤其突出。
每天飞进飞出的八万名乘客中，很少有人知道跑道系统已变得如此不敷使用，是有危险的。一年前，跑道和滑行道已经不怎么够用；现在更是负担过重，很容易出事。在一般的繁忙时期，两条主要跑道上，每三十秒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由于梅多伍德的情况并为表示空港对居民区的照顾，不得不在高峰期间使用另一条跑道，这条跑道和另外两条跑道中一条是相交叉的。这样，飞机就在汇合在一起的跑道上起飞或降落，弄得空中交通管制员有时连大气也不敢透，心里还在祈祷。就在上个星期，梅尔的弟弟基思·贝克斯费尔德晦气地断言，“好吧！我们就在指挥塔里提心吊胆好了，让我们来应付那些千钧一发的情况好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让两架飞机在交叉道口碰在一起哩。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中间会有人一时疏神或算错的。
上帝保佑，不会是我，因为出了这种事，那就是又一次大峡谷事件的重演。（1956年6月30日，环航一架座机和联航的飞机在亚利桑那州上空碰撞，死128人。译者注）”
基思所说的交叉道口，就是“康茄”车队刚穿过的地方。梅尔坐在扬雪车里朝后张望。这个车队已经离交叉道口远远的，透过雪花间的空隙，可以看到另一条跑道上飞机起飞时，一晃而过的航行灯。接着，在后面几码远的地方，也出现了灯光，另一架飞机似乎是同时降落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扬雪车的司机也回过头来看了看，打了个口哨。“那两架挨得相当的近。”
梅尔点了点头。那两架飞机刚才的确靠得很近，近得不正常。一瞬间他吓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显然，刚才空中交通调度员在通过无线电向两架飞机的驾驶员发出指令的时候，他把前后时间卡得非常精确。象往常一样，这个调度员熟练的判断证明是正确的，不过也只是正合适。现在一架在天上，一架在地上，两架飞机都安然无事。但正是因为需要作出这种间不容发的判断的时机越来越多，险情也就随着层出不穷。
梅尔曾经向空港专员委员会和管理空港财务的市议会议员指出这种险情。梅尔建议除了立即修建更多的跑道和滑行道外，要求在空港周围添置土地，为长远的发展计划着想。为此曾进行了多次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有几个专员和议员同梅尔的看法一致，也有人强烈反对。一个五十年代后期兴建的现代化喷气空港这么快就不敷使用，甚至陷于危险的境地，这一点很难说服人。在其他这样的中心——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和其他地方——情况也差不多，但这也无济于事，政客们对某些事情就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
梅尔在思量，也许基思说得对。恐怕要发生一次大惨剧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就象一九五六年在大峡谷发生的惨剧那样，它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第八十四届国会着手整顿航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要钱改善与飞行操作无关的项目，却是很少碰上什么困难的。有人建议把全部停车场改建成三层，市政当局就通过了，没有异议。因为这样的事，公众——包括选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跑道和滑行道就不同了。一条新跑道要耗资数百万，历时两年才修成，而且除了驾驶员、空中交通调度员和空港管理人员外，很少有人懂得跑道系统的好坏。
在林肯国际，很快就会出现摊牌的局面。不摊牌不行。近几个星期来，梅尔已经感到有这种苗头。一旦摊牌，要作出的抉择是清清楚楚的——要么配合空中的新成就，改进地面设施；要么无所作为地倒退落后。航空业从来就没有维持现状一说。
出现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因素。
这就是，空港的前途和梅尔个人的前途都在未定之天。不管空港的方针向哪个方向变化，他个人的威信在最最需要这种威信的地方也将随之提高或降低。
不久前，梅尔·贝克斯费尔德曾担任航空界地面后勤的全国发言人，被誉为航空管理方面才气横溢的后起之秀。后来，突然飞来横祸，情况变了。
四年后的今天，他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人们在脑海里对梅尔·贝克斯费尔德有怀疑，有看法。贝克斯费尔德自己也是这样。
引起这一变化的事件是约翰·肯尼迪遇刺。
“贝克斯费尔德先生，我们到了跑道的尽头。你是和我们一起往回走，还是有别的打算？”扬雪车司机的声音打断了梅尔的沉思。
“你说什么？”
司机又问了一遍。在他们的前方，“康茄线”的指示灯又一闪一闪地在发亮。扫雪车一次就清除半边跑道。现在康茄车队要调头往回走，去清除跑道的另一半边。连停车和起动的时间都算在内，需要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才能把一条跑道上的雪扫净，撒上沙子。
“不，”梅尔说。“我在这儿下车。”
“行，先生。”司机向副领班的车子打了个灯光信号，那辆车立即离开车队。没多久，梅尔从车上爬下来，他自己的专车已在等着他。其他铲雪车和卡车的司机纷纷下车，朝咖啡车跑去。
在开车回候机楼的途中，梅尔用无线电同雪天控制台联系，肯定地对丹尼·法罗说一七号跑道左侧很快就可使用。接着他把无线电调到空中交通管制塔的地面调度站，把音量调低。一片低压了的、平淡的声音衬托着他的思绪。
刚才在扬雪车的驾驶室里，他曾想起在他记忆中影响最大的事件。
那是四年前的事。
他吃惊地想道：真的已有那么久了吗？——四年已经过去了。在那十一月的一个阴沉沉的下午，他精神恍惚地把办公桌上的广播话筒拉到跟前——这个话筒平时难得用一次，它能盖过主候机楼所有其他的广播——打断了正在播送的班机进港通知，向顿时鸦雀无声的各个大厅广播了几秒钟前从达拉斯传来的这个晴天霹雳似的消息。
当时，他边讲边望着他办公室对面墙上挂着的照片，上面的题词是：我的朋友梅尔·贝克斯费尔德惠存。你和我同样关心缩小大地的约束这一事业——约翰·菲·肯尼迪。
这张照片还挂在那里，许多往事也仍历历在目。
对梅尔来说，往事始于他在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发表的一次演说。
当时，他是空港总经理，又是航空港经营者理事会的理事长，成为这个有影响的机构——它和全世界主要航空港都有联系——创立以来最年轻的领导人。航空港经营者理事会的总部设在华盛顿，梅尔经常乘飞机到那里去。
他是在全国规划会议上发表那篇演说的。
梅尔·贝克斯费尔德指出，航空业是唯一真正有所建树的国际性事业。
它不仅仅是超越了地理疆界，也超越了思想疆界。由于它是一种花越来越少的钱就可使各国人民互相交流的工具，所以它为国际间的了解提供了迄今为止人类所开拓的最实际的途径。
更为重要的是空中商务。航空货运的规模现在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肯定还要进一步扩大。七十年代初将投入使用的新的巨型喷气机，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快捷和最经济的货运工具。不出十年，远洋货轮可能成为干船坞博物馆里的展品，就象载客飞机已经挤垮了“玛丽皇后”号和“伊莉莎白皇后”号一样。其结果可能是出现一种新型的世界性商业运输大队，给现在还是贫困的国家带来繁荣。梅尔提醒他的听众说，航空业的空运部分在技术上能够做到这一些，而且还可以做更多的事。现在的中年人在他们生前都能看到这种变化。
他接着说，飞机设计人员们正在把梦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但是大部分的地面设施却依然故我。这是人们鼠目寸光，或者引导错误，草率从事的结果。航空港、跑道系统、候机楼都是过去的那一套，很少——即使有的话—
—考虑到将来；看不到或忽视了航空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航空港象盖市政大楼那样零敲碎打地兴建，而且往往缺乏想象力。一般来说，花在候机楼上装潢门面的钱太多，而花在飞行活动区的钱太少。无论是在全国或国际范围，根本就没有中央级的协调规划。
在地方各级，政客们对航空港需要土地这一问题漠不关心，情况也一样糟，或者更糟。
“我们突破了超音速的关，”梅尔宣称，“却没有突破地面设施进一步现代化的关。”
他列举了需要进行研究的具体领域，同时呼吁对航空业的地面部分进行国际性的规划——由美国带头，总统发起。
这篇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广为报道。各方面都有对演说表示首肯的反应，如伦敦《泰晤士报》，《真理报》和《华尔街日报》等。
他发表演说的下一天，梅尔被请去白宫作客。
同总统的会见进行得很顺利。在白宫二楼的私人书房里举行的这次谈话是轻松愉快的。梅尔发现约翰·肯尼迪对他的许多看法表示赞同。
后来，又开了一些会，有些是“智囊会”，政府研究航空问题时肯尼迪的助手们也参加。经过几次这样的场合，虽然也有些非正式的后果，梅尔在白宫进进出出感到毫无拘束，不象开始那样对他自己居然能到这种地方感到意外。久而久之，他和约翰·肯尼迪建立了很随便的关系。凡是能为他提供专业知识的人，约·肯尼迪总都是鼓励建立这种关系。
他们第一次会见后一年多，总统试探梅尔是否愿意当联邦航空局的局长（当时是个局，后来成了总署）。在肯尼迪连任期间（人人都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的某个时候，在职的联邦航空局局长哈拉比将另有任用。总统问梅尔愿不愿意在政府里实施他在野时主张的某些措施。梅尔说他确实对此很感兴趣。他明确表示如果请他出山，可以接受。
消息慢慢传出去了，但不是梅尔走漏的，而是从上面得到这个消息的人传出来的。梅尔算是“入幕之宾”，成为核心集团的一个正式成员。他原来已有很高的声望，现在就更高了。航空港经营者理事会重选他当理事长。他自己的空港专员们决定给他提薪，为数相当可观。他才三十来岁，就被誉为航空管理界的蔡尔德·罗兰（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是基督教的忠实保卫者。译者注）。
六个月之后，约翰·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之行中丧生。
同其他人一样，梅尔先是发愕，接着就哭起来了。只有在再过一些时候以后，他才明白过来，原来刺客的子弹也跳进了其他人的生活里去，包括他自己的在内。他发觉在华盛顿他已不再是“入幕之宾”。纳吉卜·哈拉比的确离开了联邦航空局，当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个高级副总裁，而梅尔并没有接替他的职务。那时权力已经易手，权势已经下降。他后来才知道，在约翰逊总统对联邦航空局短短的人选名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梅尔担任航空经营者理事会理事长的第二任任期平平淡淡地结束了，另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接替了他的职务。梅尔再也不去华盛顿了。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地方性的场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觉得这种变化是松了一口气。
由于空运的扩展出乎大多数之所料，梅尔在林肯国际所负的责任已经加重。
他全神贯注地埋头搞规划，同时致力于说服航空港专员委员会同意他的观点。有一大堆事情要他思考，包括家里的问题。他每天、每周、每个月都忙个不停。
他感到时间和机会都从他身边榴走了。旁人也意识到这一点。除非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梅尔估计他的事业可能就这样继续下去，最后也就是维持他目前的地位，再也上不去了。
“指挥塔呼叫流动1号——你现在哪里？”无线电联络员打断了梅尔的思绪，使他猛然回到现实中来。
他调高无线电的音量，报告他的所在。现在他已快回到旅客候机主楼，虽然还下着鹅毛大雪，灯光越来越清楚了。他留意到停机坪同他离开时一样停满了飞机，还有一排到港的飞机在等着腾出出入口位置。
“流动1号（飞机代号。译者注），等‘中北湖’在你前面通过后，立刻跟上。”“流动1号明白。”
几分钟之后，梅尔把他的车缓缓驶进候机主楼的地下停车场。
他的停车处附近有一个锁着的箱子，里面装着一台空港内线电话。他用私人钥匙把箱子打开，拨了雪天控制台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丹尼·法罗。
梅尔问他，陷在泥里的墨航喷气机有什么新的进展。
“没有，”丹尼说。“指挥塔值班主任要我告诉您因为三○号跑道不能使用，空中交通比往常要慢百分之五十。还有，飞机每起飞一次，梅多伍德方面就打来更多的电话提出抗议。”梅尔不高兴地说，“梅多伍德啊！还得继续受罪。”不管当地居民开不开会，眼下他无法消除上空的噪音。此时此刻，最关紧要的是缓和运转上的滞留状态。“乔·佩特罗尼现在在哪儿？”
“老地方。还是动不了。”
“他准能赶来吗？”
“环航说他准能来。他车子里有电话，他们联系过。”“乔一到，”梅尔吩咐道，“不管我在哪儿，就通知我。”
“那是说在城里吧！”
梅尔迟疑了一下。他觉得他今晚无需再呆在空港。但是不知什么缘故，在机场上使他心烦意乱的预感又出现在他的脑际。他想起早先同指挥塔值班主任的谈话，谈到那一串在外面停机坪上等候的飞机。于是他本能地作了决定。
“不，我不进城。我们急需那条跑道；在我肯定佩特罗尼到机场挑起担子之前，我不会离开。”
“那么，”丹尼说，“我劝您马上给您妻子打个电话，我这儿有她现在的电话号码。”
梅尔抄了号码。随即按下听筒托板，拨了城里的电话号码，找辛迪讲话。
呆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她气势汹汹地说，“梅尔，你干吗还不来？”
“对不起，我脱不开身。空港出了些事。这场大风雪太厉害了……。”
“你真该死，马上就来，快！”
听得出来他妻子是放低了声调讲话的，梅尔估计有人在旁边听得到她在说话。不管有人没人，她照样恶狠狠地发了一通脾气。
梅尔有时想把如今辛迪的声音同他记忆中十五年前他们俩还未结婚时候的辛迪作个比较。他觉得那时她比现在要温顺些。事实上，他在旧金山刚认识她的时候，这种温顺就是打动梅尔心坎的一个因素。当时，他还在海军服役，从朝鲜回来休假。辛迪是个跑龙套式的女演员，因为她对她所向往的舞台生涯并无建树，而且很明显是上不上去了。她在夏季剧团和电视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后来，因为一时的冲动，她坦率地承认结婚倒帮了她大忙，使她完全脱离了演戏这个行当。
几年之后，这种说法稍许有所改变，成了辛迪拿手的一招，她常说她是为了梅尔而牺牲了她的事业，牺牲了成为电影明星的可能性。而最近一阵，她更不愿人们提起她过去曾当过女演员。这是因为她从《乡村和城市》杂志上看到女演员不能名列《社会名流录》，列入的，也是极少数，而辛迪所追求的就是名列《社会名流录》。
“我能脱身的话，就尽快到城里找你，”梅尔说。
辛迪气呼呼地说，“这不行，你早该来了。你完全知道今晚对我来说多么重要，而且你一个星期前就满口答应过。”
“一个星期前，我并不知道我们会碰上六年来最大的风雪。我们有一条跑道现在没法用，这关系到空港的安全问题……。”
“你那儿不有的是替你办事的人吗？难道你挑的这些人这么不中用，让他们去办还不行吗？”
梅尔烦躁地说，“他们都是最能干的。但是我拿了工资也得负点责任啊！”
“可惜你就对我不负责任。好几次我安排了重要的社交活动，你总是喜欢破坏我的安排。”
梅尔边听辛迪讲下去，边感到她已接近爆发点。他完全可以想象她现在的模样：脚上穿着最高的高跟鞋，把自己扯到五英尺六英寸高；亮晶晶的蓝眼睛一眨一眨；头上的金发刚刚做过，头朝后一斜，在她娇嗔薄怒的时候，样子够迷人的。梅尔觉得这是他们结婚初期他妻子脾气发作时很少使他惊慌的一个原因。似乎她越是生气，模样儿越惹人爱。在这种时刻，他总是不慌不忙地对着她上下打量一番，先从她的脚踝看起——因为辛迪的脚踝和大腿长得特别好看，比梅尔所认识的别的女人都来得好看——然后对她的全身上下饱览无遗，她整个的身子长得既匀称又动人。
过去，在他的一双眼睛饱餐秀色之后，彼此在肉体上的某种默契就会油然而生，促使两人同时张开双臂，又是搂抱，又是抚弄，兴之所至，如饥似渴，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两人被淹没在情欲之中，总是把辛迪生气的起因忘得一干二净了。辛迪生就一种容易兴奋发狂的野性，最后两个人都筋疲力尽，再也没有心思，没有精力重新卷进争吵的旋涡。
当然，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矛盾暂时搁在一边而已，而梅尔早就感到这些矛盾是主要的。随着岁月的消逝和情欲的衰减，积聚起来的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突出。
他们终于不能用性爱来解决矛盾。一年来，任何形式的肌肤之亲越来越少了。事实是，不管他们之间的精神状态如何，辛迪的生理要求一直需要得到满足；可是近几个月来，她看来变得毫不在乎了。梅尔对此曾发生怀疑。
他妻子是否另有所欢？这是可能的，梅尔觉得他应该过问。可悲的是，不去管它，看来反而觉得好过一些似的。
但是，辛迪耍脾气时的神态或声音有时仍然会挑动他，重新燃起往昔的欲念。现在听着辛迪在电话中的叫骂声，他就有那种感觉。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插话的机会。“我并不喜欢破坏你的安排，我常常是顺从你的心意的，尽管我认为我们去参加的活动不都那么重要。我喜欢的是晚上大家在家里有更多的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
“废话，”辛迪说，“你知道这是废话。”
他觉得自己紧张起来，把听筒捏得很紧。他承认：也许最后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今晚早些时候，他几次想起完全可以回家，可是他仍躲在空港——仅仅是因为他想避免同辛迪吵架。他觉得，当夫妻生活不愉快时，一吵起来就顾不得孩子了，顾不得罗伯特和利比了。他真不该提到她们，提也没用。
不过，除此之外，今晚有所不同。他应该留在空港，至少呆到弄清被堵的跑道的情况。
“这样吧！”梅尔说，“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以前没有同你讲过这件事，但去年我做了些统计。你要我参加五十七次慈善活动，我去了四十五次，比我乐意参加的多得多。这个比分不算差吧！”
“你混蛋。我又不是球赛，要你记分。我是你老婆。”
梅尔厉声说：“冷静些！”他自己也开始发火了。“让我提醒你，也许你自己不觉得，你的嗓门越来越高了。你想让周围那些有教养的人知道你对你的丈夫有多横吗？”
“人家知道又怎么样？”她说是这样说，声音却放低了。
“我知道你是我的老婆，正因为这样，我才争取尽快到你那儿去。”梅尔心里在想，如果他现在可以伸出手去摸摸辛迪，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
那原来的法宝是否还管用？他看大概是不管用了。“请给我留个位子，告诉侍者把我的汤温着。另外，请代我表示歉意，并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迟到。
我想你们那儿有些人是知道有航空港这么个名堂的。”他又想起一件事。“顺便问一下，今天晚上是什么活动？”
“我上星期已经讲过了。”
“再讲一遍我听听。”
“是个宣传晚会——有鸡尾酒和晚餐——下个月要举行化装舞会，为阿奇多纳儿童救济基金募捐，这次是作准备。新闻记者们已经来了。他们准备拍些照片。”
梅尔这才明白辛迪为什么要他赶紧去。如果他去了，她被摄入镜头的可能就大为增加——照片准登在明天报纸的社交活动栏里。
“其他委员的丈夫大多已经来了，”辛迪又逼了一句。“没全来吧？”
“我说的是大多数。”
“你刚才讲的是阿奇多纳救济基金吗？”
“是的。”
“哪个阿奇多纳？我知道有两个。一个在厄瓜多尔，还有一个在西班牙。”念大学时，梅尔对地图和地理着了迷，而且他的记性很好。
辛迪不禁犹豫了一下。接着她暴躁地说，“这有什么关系，现在不是提无聊的问题的时候。”
梅尔想放声大笑。辛迪并不知道哪个阿奇多纳。同往常一样，她搞慈善活动是看有谁参加，至于内容是什么，她是不管的。
他恶毒地问，“这次你想搞到几封信？”
“我不明白你指什么。”“噢，你明白得很哩！”
为了名列《社会名流录》，一个新的人入选需要有八封推荐信。写信的人是已经上了名册的。梅尔听说辛迪上次算过已经弄到了四封。
“天哪！梅尔，如果你今天晚上或其他时候讲这个……”“这些信是免费的吗？是不是象另外两封那样得给钱的？”他知道自己现在占了上风。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辛迪愤愤不平地说，“这是污蔑。根本不可能买通……”
“别假正经了，”梅尔说。“我接到了我们合开的银行户头的支付通知单。
还记得吗？”
过了一会，辛迪低声而又狠狠地说，“你听着！你今天晚上最好还是来一趟，快来。要是不来，或者来了，再讲刚才这样的话，要我的好看，那就一刀两断。听明白了吗？”“我说不准是不是听明白了，”梅尔平静地说。
本能提醒他，这对他们俩都是个关键时刻。“你还是直截了当地说明白吧！”
辛迪顶了回去，“你自己去想想吧！”
她把电话挂了。
从停车场到他办公室途中，梅尔怒火中烧，越烧越旺。他的火气总不象辛迪那样来得快，属于慢发作的一号人，但现在他正在火头上了。
他说不上他这肚子火是冲着谁发的。多半是冲着辛迪的，但还有旁的原因：他自己觉得，工作上没能为航空的新纪元有效地作好准备；看起来无法再把自己的信念灌输给别人；雄心大志无法实现。不过，梅尔觉得，所有这些原因当中，他的私生活和事业已成为他无能的双重证明。他的婚姻要垮台，或者说眼看快要垮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也对不起他的孩子。与此同时，每天数以千计的人进出空港，放心地把一切托付给他，而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和所费的口舌却未能阻止情况的恶化。他在空港一直致力建立的高标准正日益下降。
在去行政机构所在的夹层楼面的路上，他没碰到一个他认识的人。这样也好。如果有人跟他讲话，不管提什么问题，他准会连吼带嚷地回答。回到他的办公室，他剥下室外穿的厚大衣，把它扔在地板上，然后点燃一支香烟。
烟味呛人，他又把烟掐了。朝办公桌走去时，他感到他的脚痛又发作了，而且越来越痛。
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很久以前——每当碰上这样的夜晚，要是伤脚作痛，他就回家，辛迪一定要他休息。他总是先洗个热水澡，然后，扒在床上，辛迪就用她凉快有力的手指按摩他的背部和颈部，直到疼痛消退为止。
当然，不可想象辛迪会再做这些事；即使她做的话，他不相信再会有什么效果。除了不讲话外，两人间还在其他方面失却了联系。
梅尔坐在办公桌前，两手托着头。
他象早先在机场上那样哆嗦起来。办公室静悄悄的，突然电话铃响了。
他先是不接，铃又响了，他发现是办公桌旁一个架子上的红色报警电话在响。
他赶紧向前迈了两步，拿起话筒。
“我是贝克斯费尔德。”
他听见卡卡嚓嚓的声音，和其他人回话的声音。
“我是空中交通指挥塔，”值班主任说，“现在发生了一起第三类空中紧急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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