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有任何缺点，那就是岔题。
——拜荣帕夏
我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作家。我查过这个成语，但仍不是很了解它的意思。我只是碰巧喜欢这个词的效果。我总是梦想着写一些不同的事物：战马上的武士，三个世纪前某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双方军队在黑暗的草原上准备开战，冬夜的酒馆里落魄的酒客互相讲述爱情故事，情侣们无止境的冒险，他们为了跟踪一桩神秘案件，最后消失在偏僻的城市里。然而真主安排我在此，写这个必须呈现别种故事的专栏，并且面对你们，我的读者。我们已经学会了彼此容忍。
倘若我的记忆花园尚未开始枯竭，或许我不会像这样对命运发牢骚，可是当我一拿起笔，眼前便浮现你们期盼的脸，这时，我的读者，我荒芜花园里的记忆痕迹顿时灰飞烟灭。找不回记忆，只能够面对它的痕迹，仿佛隔着泪水凝望扶手椅上情人留下的凹痕，她抛下你，再也不回来。
因此我决定直接去找阿拉丁。我向他暗示我打算在报纸上写他，不过希望能先采访他，他张大黑眼睛，说：“可是这样不会勾起我的感伤吗?”
我向他保证不会。我告诉他，他店里卖的几千样——不，几万样——物品一直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各种颜色，各种气味。我告诉他，生病在家的小孩，总是殷切地躺在床上等待母亲从阿拉丁商店带回小礼物：一个玩具（铅制玩具兵），或一本书（《红孩儿》），或一册意大利人拍摄的西部牛仔图文书（第十七册，故事说到被剥去头皮的齐诺瓦死而复生，回来追杀印第安红蕃）。我告诉他，附近学校里成千上万的学生等不及下课钟响，他们的脑袋里早已敲响了钟声，迫不及待等着放学后去他的店里，购买“高飞”巧克力棒，为了得到里面附赠的明星照片，像是足球选手（加拉塔队的马丁）、摔跤选手（哈密·卡普兰）或电影明星（杰瑞·刘易斯）。我告诉他，女孩们在前往职业技术夜校上课前，会先到他的店里，买小瓶装的去光水，擦掉指甲上淡淡的指甲油——同样的这群女孩，虽然日后终究被孩子与孙子牢牢绑在淡而无味的厨房与淡而无味的婚姻中，但偶尔仍会回想起她们没有结果的初恋，梦想着阿拉丁商店，好像一则遥远的童话故事。
我们回到我住的地方，面对面坐下来。我告诉阿拉丁，多年前我在他的店里买了一只绿色钢珠笔和一本译得很差的侦探小说，我告诉他它们后来的故事。侦探小说是我为自己深爱的女人买的，从那天起，她便注定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只读侦探小说。我告诉他，曾经有两个人——一位爱国军官和一位记者——约在阿拉丁的店里碰面，密谋叛变（计划发动一场将改变我们历史甚至全东方历史的政变），时间恰巧在第一次历史性群众集会之前。我还告诉他，当这场重大会议发生的那个傍晚，不明就里的阿拉丁，正站在书籍与箱子直达天花板的柜台后面，用口水沾湿指头，细数隔天早晨该退回的报纸和杂志。
提起色情杂志，他把这些杂志放在橱窗里，并绕着店门口一棵粗大的栗子树干悬挂一圈。我向他透露，所有心不在焉走过人行道的寂寞男人，晚上都会梦见那些面对镜头袒胸露背的本地和外国女郎，在他们的梦里狂欢作乐，像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放荡女奴和苏丹嫔妃。既然我们谈到《一千零一夜》，我告诉他，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夜的故事角色采用了他的名字，而是当一百五十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在西方出版时，某个名叫安东·加兰的人偷天换日，把它加入书中。我解释说，加兰其实根本不是从雪赫拉莎德[1]雪赫拉莎德，《一千零一夜》中给国王讲故事的王妃。[1]口中听说这则故事，而是取自某位阿列坡来的基督教学者，名为尤汉那·迪埃布尔。故事很可能源自土耳其，再加上内容有关咖啡的细节，可以想见它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然而，我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探究某个故事的哪一部分起源于哪里，就好像我们不可能去探究生命的源头。我确信事实如此，因为我遗忘了一切，一切。的确，我又老，又悲惨，脾气乖戾，孤独寂寞，我只想死。尼尚塔石广场周围的交通噪音和收音机的音乐歌声把人推入哀伤的洪流。我告诉他，说了一辈子故事后，我想在自己为了所遗忘的一切而死之前，听阿拉丁说故事，听他讲店里每样东西的每一个故事，关于店里的古龙水、印花、火柴盒上的图画、尼龙丝袜、明信片、电影明星剧照、性学年鉴、发夹以及祷告仪式手册。
就像所有发现自己跌入小说中的真实人物一样，阿拉丁此时的存在有点超现实，虚实难辨，他的逻辑简单清楚，毫无歧异。他承认他很高兴报纸对他的商店感兴趣。过去三十年来，一天十四小时，他经营这间忙碌得像蜂巢的街角店面。每星期天下午，当大家都在聆听收音机里的足球赛时，他则待在家里小睡，从两点半到四点半。他的本名不叫阿拉丁，但他的顾客并不知道。至于报纸，他只看受欢迎的《自由日报》。他指出他的店里绝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集会，毕竟帖斯威奇耶警察局就在对面。此外，他对政治亳无兴趣。他从来不会用手指沾口水数杂志，他的店也绝不是什么传奇或童话故事里的场景。他受不了人们的愚言蠢行，像是一些可悲的糟老头，误以为橱窗里的塑料玩具手表是真货，跑进来疯狂采购，满心以为自己抢到了便宜货。还有那些玩“纸上赛马”或“全国乐透”的人，一旦输了便火冒三丈，跑来惹麻烦，认为是阿拉丁操纵赌局，忘记了当初的号码根本是他们自己亲手挑选的。举例而言，只要哪个女人的尼龙丝袜脱线，或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吃了国产巧克力结果碎了一地，或是某个读者不满报纸上的政治观点，他们全都会跑来找阿拉丁，尽管东西根本不是他做的，他不过是负责卖而已。如果咖啡盒里装的是咖啡色的鞋粉而不是咖啡，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国产电池只能听完一首爱默·莎殷的黏腻歌声就没电了，还整个黏在晶体管收音机里，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本来应该永远指向北方的指北针，却始终指着帖斯威奇耶警察局，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宝服香烟盒里夹着某位浪漫女工的征婚启事，这更不干阿拉丁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油漆工助手还是兴冲冲地跑来亲吻阿拉丁的手，问他女孩的姓名和住址，同时拜托他当他的男傧相。
他的商店位于伊斯坦布尔所谓的“黄金”地段，可是他的顾客总是，总是，素质低下跟不上。他很惊讶西装笔挺的绅士甚至还学不会什么叫排队，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斥责某些人要知道好歹。比如说，他已经放弃了出售公车票，因为有一堆人总在公车已经开到转角时才冲进来，对他大吼大叫像是放纵劫掠的蒙古士兵：“车票，给我一张车票，快点!”他们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他看过年长的夫妇为了挑乐透号码破口开骂，浓妆艳抹的小姐闻遍三十种不同的品牌后才选定一块肥皂，退休的军官来买一个哨子，结果把箱子里每个哨子都吹过了，一个接一个。可是他慢慢习惯了，他已经看开了。他再也不会对他们动怒，就算家庭主妇埋怨他店里没有十年前某一期的图文小说，一位胖男人为了确定邮票的味道直接把它拿起来舔，还有屠夫的太太隔天把皱纹纸康乃馨拿回来退，礼貌但气愤地指责他，这朵假花居然没有香味。
他胼手胝足建立起这家店铺。许多年来他亲手装订漫画书《德州》和《牛仔汤姆》；当城市尚在熟睡时，他第一个开门打扫店面；他自己一个人把报纸和杂志固定在大门和栗子树上；他在橱窗里展示最流行的货品；除此之外，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伊斯坦布尔，他走过每一寸土地，光顾每一家店，只为了采购最稀奇古怪的商品（比如说，芭蕾女伶玩具，只要有磁性的镜子一靠近，她便踮脚旋转；三色鞋带；瞳孔后面装有蓝色灯泡的阿塔图克[1]阿塔图克：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人民称呼他为阿塔图克（Ataturk）。[1]石膏像；形状像荷兰风车的削铅笔机；写着“出租”或“以慈悲宽仁阿拉真主之名”的标语；松香口味的泡泡糖，里面附赠一张小鸟图片，图片从一编号到一百，张张各有不同；只在室内大市场才找得到的粉红色西洋双陆棋骰子；泰山和巴巴洛沙海军总司令的转印贴纸；一端是鞋拔，另一端是开罐器的新奇工具；代表各足球队颜色的头巾——他自己过去十年来戴着一条蓝色的）。不论要求多么不合理，他从来不曾拒绝（你有没有玫瑰香味的蓝墨水?你有没有那种会唱歌的戒指?）因为他认为，只要有人问起，就表示必定有这种东西。他会记在笔记本里，回答说：“明天会进货。”接着，他会像一位追查谜案的旅行家，搜寻整座城市，每一家商店挨家挨户找，直到发现他的猎物。有一阵子他靠卖人们疯狂抢购的图文小说轻松赚钱，或是西部牛仔漫画，或是一脸呆相的本地电影明星照片。然而也有一些冷清凄惨的日子，人们争相排队抢购流入黑市的咖啡与香烟。当你从商店的橱窗往外望时，你不会去想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是“这种人或那种人”，而是……而是他们是“别种人”。
原本生活看似南辕北辙的人们，突然间全都想要音乐香烟盒，好像生怕自己赶不上流行，或者他们同时迷上比小指头还短的日本原子笔。然而过一个月后他们全都失去兴趣，转而狂热追求手枪形状的打火机，它们抢手的程度使得阿拉丁必须加班补货，以免供不应求。之后，刮起了一阵塑料香烟滤嘴的旋风，接下来的六个月，所有的人都带着疯狂科学家的痴迷，观察焦油在滤嘴上囤积。很快地放弃这项兴趣后，接着，所有的人，不管是改革派或保守派、虔诚信徒或不信神的人，全部一窝蜂涌进阿拉丁的店购买形形色色的念珠，走到哪里都是人手一串数着念珠。念珠风暴尚未止息，阿拉丁还来不及退回剩下的珠串，一股解析梦境的风潮开始蠢动，人们在店门口排队等着买解梦的小册子。某部美国片大红大紫，于是所有的时髦人士全都非得要有一副墨镜不可；报纸上介绍某样物品，于是每个女人都必须拥有亮光唇膏；或者每个男人头上都必须戴一顶彩色无边帽，好像他们是阿訇。总而言之，各种风潮就好像黑死病，如野火燎原般迅速蔓延。要不是这个原因，那么为何成千上万的人们会在同一个时刻全部一时兴起，把相同的木雕帆船摆在他们的收音机、暖器上，放进他们的后车窗、房间里，摆放在他们的书桌和工作台上?你还能说出什么原因，使得全体老少妇孺受到无法理解的欲望驱使，渴望在墙壁和门上悬挂这张海报：一个欧洲人模样的流浪儿，眼眶滑下一滴豆大的泪珠?这个国家，这些人民……实在……实在……“很奇怪”，我接口，替他把话说完。此时，寻找像是“不可思议”或甚至“骇人听闻”等字眼的工作，是我的而不是阿拉丁的任务了。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明白，阿拉丁与他的顾客之间存在着默契，借此，他才能够了解光靠语言表达不清楚的意思。比如说，会点头的赛璐珞小鹅，或者，里面包着酸樱桃酒和一枚酸樱桃的老式酒瓶状巧克力，或者其他像是，伊斯坦布尔某处可以买到最便宜的做风筝的细棍子。他对顾客一视同仁，同样亲切，不管是跟着奶奶来买响铃的小女孩，还是满脸痘痘的少年（他们趁没有人注意随手抓起一本法国杂志，偷溜到店里的阴暗角落，迫不及待想与书里的裸女激情欢爱）。他喜爱那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银行出纳员，她晚上买了一本揭露好莱坞名流生活的小说，熬夜啃完整本书，隔天早上拿来退货，说：“结果原来我家里已经有了。”他也喜爱那位提出特别订货的老人，他想买一张海报，上面有一位女孩正在阅读用白报纸包成书皮的古兰经。尽管如此，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多多少少可以体谅那对母女，她们把流行杂志里的衣服版型图样全部摊开，铺满整间店，为了可以当场剪裁她们自己的布料。他甚至也能同情那群男孩，他们连店门都还没跨出去，就已经拿着玩具坦克互战起来，最后扭打成一团，把玩具也弄坏了。但另一方面，有时候，当人们询问他铅笔手电筒或塑料骷髅头钥匙圈时，他不禁觉得，有个莫名其妙的世界正向他传递某种启示。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因素，促使一个男人在大雪纷飞的冬日走进店里，为了学生的家庭作业，坚持要买一本《避暑胜地》而非《避寒胜地》?一天夜里，当他正要打烊时，两个形迹可疑的客人走进店里，赏玩可以转动手臂的洋娃娃（它们有各种大小，还有自己的替换衣服），他们小心、温柔、轻巧地拿起它们，仿佛医生抱着活生生的婴孩。他们凝视着粉红色的娃娃张眼闭眼，陶醉入迷。他们请阿拉丁替他们把一个洋娃娃和一瓶茴香酒包起来，然后转身消失在黑夜里，吓得阿拉丁毛骨悚然。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后，阿拉丁晚上会梦见这些他装在盒子和塑料袋里卖掉的洋娃娃，眼前浮现幻象：夜晚关店之后，洋娃娃开始缓缓眨眼，它们的头发一直长一直长。或许他打算问我究竟这一切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陷入黯然而深思的沉默，正如同我们的同胞，每当他们觉得自己说太多话、谈太多个人苦难占去了别人的时间时，他们便会默然。深知彼此都不想立刻说话，我们一起沉入这片寂静。
半晌后，阿拉丁带着一抹歉意的神情离去，临走前他说，现在全看我了，他确信我会尽力而为。总有一天，我也许真能尽力而为，写出一些好东西，述说那些洋娃娃与我们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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