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紧挨着我们小房间的那个研究所也不像我家那台贝尔克牌打字机那样叫人心烦。它像一架录音器，有两个滚筒，一个个像龇着牙齿的按键，只有德文字母，因为是一台德国牌子打字机。我丈夫已经能十分熟练地用它打字，即使天黑了，他也能用他那有点儿肥大但又皱曲不平的指头敲打它，仿佛要敲掉它那些龇牙。可是那台打字机能承受一切对它的狠命敲打。我丈夫打字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他卷上纸，眼睛仿佛望着窗外，好像在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在动。他打字快得叫我没法相信，于是过去瞅他一眼，他果然在打字，而且有内容，只是错误百出，不过只是因为这台打字机既没有长音符号也没有钩形符号。他简直不是在打字，而是在演奏，这打字机仿佛一个人工肾和心律监测器跟他长在一起。他常对我说，当他琢磨一篇什么文稿时，便在脑子里书写着这篇作品，在他的眼睛里便有着这台打字机，而这双眼睛又在他的脑子里，而且这台脑子里的打字机又同他的手指头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想着一篇未来的文稿时，他竟能看见打字键如何将字母打到纸上，币这些键又如何像音符一样地散在那里，由某些个打字键来敲成一个字。他看到这些字一方面已经写出来，另一部分散在键盘上。他对我说，他有时简直害怕往下想，这玩意儿是怎么从一种状况转到另一种状况的。这些思想先是流出来，他则用如下办法将它抄写出来：先用十个指头将它们打到键盘上，经过键盘一个个字母串成，一行一行宇再串成一页一页，这些打满字的页一直摞到他累了，到他这些思想已经全写到纸上或者已经消失为止。我丈夫说艾戈恩·博乌迪把这台打字机叫做原子打字机。我丈夫去克拉德诺时曾经给他读过自己的打字搞。我丈夫总是选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去米拉达那儿游泳的时候，我在莉莎家织手套或者用彩线绣图画的时候写作。我要是提前日来了，他只接着写一会儿，示意我别跟他说话，我便得目个儿坐上一会儿。我恨这台打字机，因为它整个儿地与我丈夫合为一体了。要是没丁这打字机他恐怕就傻了眼!因为他已经完全不会用手写字，就像那些骑兵一样，一下马，走起路来便跌跌撞撞，跟踩着棉花似地腿不得劲儿。我丈夫有时给我在一小片纸上写点什么时，就像胡纳切克，还有以前的多莱伊什这些小孩写的字一样，东倒西歪的，而且写出来的句子也结结日日，从来也没有用手写出过一句像模像样的话来，只能写个简短的消息或通知什么的。可是只要他往打字机前一坐，一幅幅画面便滚滚而来。他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有时我站在窗子外面听着他拼命地赶着写，以便在我进来时放慢速度。
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思路就断了，气恼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么三两下按键，仿佛打上几个点儿，便放弃写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们房间这人间地面。那些往空中一个劲儿地流泻出的句子、那些曾经在他的天上某个地方闪亮的字行熄灭了。他耸耸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写作再挪到别的什么时候。可有时候他又能接着玩儿命地往上写，我可以对他说话，可以有人来串门儿，他继续写他的，冲着这些他看得见的句子微笑着，谁也打扰不了他。他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必须一口气写完。
因为，他后来说，当时要不写以后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了，画面就会一股脑儿永远地从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给我丈夫买了一部打字机，也是德国牌子的，叫托尔贝多牌，是韦特罗产的。我把它摆在桌子上，他那台贝克尔牌老打字机的旁边。奇怪的是那台老机子还显得新式、简单一些。托尔贝多牌的打字机有个套子，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有个箱子，不过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两根带子捆着搬来搬去的，就像小学生常那样捆着学校的课本一样。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仿佛是永远也损坏不了的，他到河边去也常常带着它，将它往那儿一放便打起字来。有时难免会歪倒，有一次在堤坝上它甚至掉到伏尔塔瓦河里去了，可捞起来它还能用。就像那罗斯科普牌的奥地利闹钟一样，瓦尼什达先生将它扔到了装满水的洗碗池里，它在水里也一样丁零丁零地闹，而且还继续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贝克尔牌打字机，把它里面灌进的水倒出来，打起字来甚至比原先还顺溜。等我丈夫一来，当我告诉他买了一部托尔贝多牌打字机时，他看了看这两部打字机，然后坐下来，试了试那部新打字机，键盘好像不灵，它比较大，比较宽，还多出一行来，正好是那些长音符号、钩形符号以及带长音、带钩的字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部新机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子放到柜子里去，将它搁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出现的这部新打字机看做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子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爱的老机子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物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色的打字带上剥落出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按键字模上的颜色把字母里的缝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个轮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爱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人，他也爱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爱把床底下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子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子，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擦汗。当我没注意管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干脆把它塞进炉子里烧了。尽管我们在院子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爱在院子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壁横贯整个院子。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戏，撒尿时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爷们儿一样眼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现，我丈夫吓得连裤子都弄湿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身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擦洗身子，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身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进来，让我吓一大跳，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尿盆!”尽管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尿盆，尽管我们房子里根本没有尿盆，因为我讨厌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子，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爱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里撒尿一样，立即手忙脚乱，从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湿裤子、尿湿鞋子；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按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色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两个指头把它们掰开。
这打字机真是结实极了，任何别的打字机遇到这种情况那按键恐怕都要断掉，可是这部机子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硬拽，他把整台机器举起来，按键好像嵌进了他的指头，他气恼地站起来，将机子倒吊到悬空，还是松不开，我丈夫便使劲一摔，打字机掉到地板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丈夫再把它端起来，抚摸着它。几个指头被那些一直卡着难以分开的按键弄得乌黑。我丈夫打字的时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脸，那脸也准保弄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机器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来，放到桌子上，接着打字，跟没事儿似的。这部打字机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说的是部原子打字机，真的好像是用原子驱动的。不过我丈夫还是决定让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退役。说要拿它当摆设。
他这儿还有一根劈成两半的大松树干，这两半树干中间夹着一个野蜂窝。这树干，我丈夫说还是从俄国兵那里讨来的。那些俄国兵曾经在啤酒厂住过。我丈夫不管搬到哪里，都把这树干带到哪里。他最先住在老城广场那座屋角上有个罗马铃铛的楼里，还有那家肖恩巴赫殡仪馆也在楼里；后来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犹太学校对面的那条街上；再后来又带着这树干来到克拉德诺的义务劳动者们的集体宿舍；最后带到利本尼，如今竖在这儿，老树干里面已经破碎、腐烂，树干旁边是一个没穿衣服的洋娃娃，摊着两只粉红色的手，总是光着脑袋惊讶地站在这老松树干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树干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窝。如今这儿又添一架滚筒缩在里面，像一个紧咬牙关沉默不语者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它挨着这光身子没头发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谁来我们家，最吸引他的就是这台打字机，每个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动物一样抱在膝盖上，打开它，不知道这种型号的人都为这台打字机的小巧玲珑而惊讶不已，说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现代，因为它比一般打字机少一行字母。那时候，有个叫弗朗达的住在我们这座楼靠大门口那儿，他已经退休了。
因为他有一颗大极了的心脏，解剖专家都有点等不及要解剖他的尸体，因为就像弗朗达骄傲地说的，他就是为这颗肥大的心脏而退休的，因为这是中欧最大的一颗心脏。这个弗朗达曾经是一名修理烤面包炉的工人，是修理炉口和炉门的能手，他往炉膛里铺上石英，浇上混凝土，还有点别的东西。在弗朗达原先住的那个曾经开过小铺的地方有一座特别棒的炉子，我丈夫去看过好几次，弗朗达就是按照这种炉子给我们家修的炉灶，炉口贴满小石块，浇上混合耐火黏土和水玻璃。那个弗朗达简直要了我的命，因为他老想谈那种事，老说他是干那事儿的行家，老说那种事一天可以干上两次，因为他有个大心脏。他只要一看见我，就谈那种事，这成厂他的看家本领。我千方百计不让他张口，先是假装作呕，后来弄假成真，真的吐了他一裤子。
于是，他又去找我丈夫谈那种事，我丈夫不爱谈这个，不过并没反对听他谈。那个弗朗达还打定主意，要把他所知道的、他所注意到的有关他心脏的一切写出来，主要是要给大夫们写他的那种事儿，说他每天可以干两次，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丈夫便将那台打字机、那架原子贝克尔牌打字机借给了他。我下班回来、或者去上班的时候，都听得见弗朗达像啄木鸟一样在那里敲打，练习打字。三个月以后他已经会打了，可让他伤脑筋的是错误百出。他说他写得倒没错，可就是缺钩少撇的。后来他便开始写有关他的欧洲最大的心脏这部作品，连沃德拉切克教授本人都在盼着他这部作品哩!可是，就像他所描述的，那种事他每天可以干两次，结果他什么毛病也没有，后来又提高了一步，那种事他有时一天干三次，结果出事了!这一天三次把他的心脏累坏了。于是他不再敲打打字机，而是躺着，躺着，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椅子上，躺在一把仰卧着的椅子上，也就是椅子扶手挨着地板，总之，他躺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这是他最好的姿势。我丈夫说，弗朗达这么躺在翻倒的椅子上，活像山羊在交配。他常去看望弗朗达，跟他开玩笑，用那把黄色的折叠尺子测量着弗朗达的个头，然后四下里瞧瞧，看怎么在这里安排他的丧事及摆放他的棺材。弗朗达笑得都发出了尖叫声。我丈夫总是这样跟他开玩笑，弗朗达把这看做是我丈夫对他表示的最大好感。
他们拿这棺材的事儿开了好长时间的玩笑。我丈夫还拿弗朗达开心说，如今当他靠这椅子这么挂着，是不是一天能干一次或者三次那种事。到有天早上弗朗达的神经官能出了问题，大喊大叫起来，而且越喊越厉害。等我丈夫去看他时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对我丈夫喊道：“博士，把那台打字机搬走吧!搬走吧快搬走！”可我丈夫将手搭在弗朗达的背上，他还一直躺在这把翻倒的椅子上，劝他说：“只管把它放在这里吧，弗朗吉舍克，加紧练习吧!你还练吗?还练?弗朗吉舍克，只有这样你才能学会用这机器打字呀!你还得把有你这颗欧洲最大的心脏的事儿写出来哩!你得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弗朗吉舍克，你不是胸有成竹吗?那你就快点儿开始吧!你将成为一位拔尖的打字员!你将成为顶尖人物，弗朗吉舍克!你要明白，你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是欧洲的心脏，惟一的只有你能写出关于自己这颗中欧最大心脏的文章，只有你握着这扇门的钥匙，你有的是关于这一切的文件和你心脏的图表和透视图，为了这颗心脏，你退休了。上帝保佑你，弗朗吉舍克，别尖叫了，开始写吧!现在正好是开始从另一方面看到一切的时候，你现在不写还等何时再写呢?留下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吧!我用它已经写下了我最厚重的书稿。弗朗吉舍克，你来在这座楼房里继续写下去吧!多想一想你那颗心脏。练吧!弗明吉舍克，练吧!可是得练写作了，在写作的同时又练了打字。”
弗朗吉舍克说，只等他稍微缓过来一点儿他便要开始练习写作，写他修炉工的一生，写他如何去医学院、教授们如何给大学生们讲课，通过声音和图片向他们讲解属于弗朗达的这颗中欧最大的心脏。作为这一报告的证明材料，也就是与大学的一个合同上规定，弗朗达不许游泳、不许坐飞机甚至不许坐快车，因为弗朗达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心脏卖给了大学，沃德拉切克教授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等着开始解剖弗朗达，以亲自直接看到这颗大极了的心脏。这都是弗朗达说的。他接着又大声嚷嚷着，他心脏上的脉管一根根地在爆裂。
他爬到他修好的那座炉门口贴着一块块小石砖，并浇上掺有水玻璃耐火黏土的漂亮炉子跟前……早上他的同居者来到时，他已经死了。死之前，他吼叫过，可是谁也没听见。楼上虽然有人听到，但却以为是贝朗诺娃太太，也就是那位每天都提水浇过道、往下水道里清扫的爱干净的太太在发梦呓，她躺在她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睡梦中常常打呵欠，响得成了呼叫声。
也许楼上的莉莎夫妇、也许我们这边的斯拉维切克先生以为是住在那位爱干净的太太对门的太太在嚎叫哩!那是一个寡妇，当她想起她已经是个寡妇、想起她的丈夫真的已经死了、永远地去了时，她便坐在炉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就像一条到死都被捆在窝旁的狗一样久久地嚎叫，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到村中心的广场上去遛一遛，永远也不能同别的母狗到后院去逛逛而伤心。出殡之后，我丈夫等到他本来住在日什科夫的同居女人来到他的住处时，便请求她将那台他曾借给弗朗达、让他学会用它来打字、成为作家的贝克尔牌打字机还给他。
可是那同居女人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台什么打字机。我丈夫一再求她，还拿出钱来，可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台机子的事儿，她甚至说她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台机子。我丈夫很难过，都伤心流泪了。还为这事喝醉过两次，因为他实在想念这台为他打出了成百上千页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啊！当他一瞅那分成两半、更多地被野蜂咬坏了的松树干时，当他一瞅那原来摆在贝克尔牌打字机前面的光头洋娃娃时，忍不住将那洋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又拿起一把斧子将他从苏军士兵那里要来的礼物劈成的松树干砍了个稀巴烂，连同原来在上面摆放着的那超现实主义静物的方凳也砍个稀巴烂。
当他经常在睡觉时抽泣、哭诉时，我安慰他说：“好啦好啦!别再去想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啦!……已经这样了，再别想啦，别想啦！”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在克尔科诺谢山脉吃饭，住在伊莱姆尼克小旅舍，这地方属于上米赛支基山区。因为我丈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下米赛支基住。就像他指给我看的那样，住在夏尔夫先生家的“三房舍”里，在夏尔夫先生的家的下方一家住着多恩斯先生，再下面一家是贝拉乌尔先生，他们都在森林里干活儿，有很多小孩。我丈夫说，当他每年放期末假到这儿来时，夏尔夫先生这所房子里总要多出一个孩子来，原因是夏尔夫在森林里干活时，多恩斯先生便来他这里取斧子或锯子，多恩斯一头金黄色头发，而夏尔夫先生的两个孩子也是一头金黄色头发。
我丈夫然后将那家装有绿色梁柱的瓦尔泰因饭店指给我看，每当他滑雪回来，总是在这家饭店吃晚饭。那里通常只有一两个顾客，大家都喝瓶装啤酒。我丈夫除了喝啤酒之外还吃黄油抹面包夹香肠。这里总是很热，一个特大的瓷砖铺台的炉子里烧着旺火……不过这都是以前的情景。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克尔科诺谢山脉这已经连一个德国人也没有了，有的在战争中死去，有的被锄头打死，其余的被迁走。除开被迁走和死去的德国人之外，连牛也差不多灭绝了。
我丈夫对我说，原先这些山上有六百头牛，如今只在贝茨上方的赛维尔卡还残存着四头牛。那里有个德国女人在经营管理，她要是挤了牛奶，在她的饭铺里还能喝到新鲜热奶和罗姆酒。如今几乎所有的小木舍都归了国营企业，以作为职工们休假之用。可是我丈夫的思绪却停滞在这里还住着德国人的那个时期。那时几乎所有小木舍的德国人都能供应抹了黄油的面包和一种德国人常吃的“拼板”，也就是在这么一块小木板上放一小块熏咸肥肉、一小截香肠、一小段猪血肠、一小块熏肉，配上一瓶好啤酒。在这些小木舍里冬天很热，因为烧着木柴。我丈夫最感遗憾的是那六百头牛没了。那些粗脖子的德国胖妇没了，那些骨瘦如柴的德国妇人连同她们的方言也没了。
当然我丈夫也补充了一句：“几乎所有这些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们都曾为捷克人打了败仗而欢呼，所以世界上没法为这‘一只眼睛要以一双眼睛、一颗牙齿要以一口牙齿来偿还’的法则而吃惊。因为播种风就得收获暴风雨。胜利者是不会向任何人询问什么可干、什么不可干的，倒霉的总是失败者。”当我们漫步在白雪覆盖但作了标记的路上，当我们已结束滑雪但还穿着滑雪服，背上背着背囊、拄着滑雪棍在散步时，我丈夫就这么自言自语着，而且讲着讲着便开始对所有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德国人生起气来。说实际上是苏台德问题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共和国，提出了“建立帝国之家”的口号，结果自己造成提前迁出的局面，确定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确定了捷克人的命运。因为通过打败了的战争把胜利者请进了中欧，从而开始了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一切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就这样走在标明记号的雪道上。我们最高兴下坡走到什宾德莱尔磨坊，我丈夫像在梦幻中一般地察看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里所有旅馆、旅游者的小客栈的名称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当我丈夫看到这些，看到旅馆、客栈后面堆着一大堆拉圾、烧暖气的炉灰渣，尤其当我们走进他以前住过的旅馆，当今这些只为他们自己的职工做饭的国营企业的休假屋，却得不到吃的时，我丈夫又将他内心的独白说出了声，他又骂德国人，说他们本来可以在这儿呆着，我丈夫还可以继续与他们聊天，继续住到这些炉子生得暖暖和和的小木舍里来，喝他的啤酒的，可是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德国人却想要什么“建立帝国之家”，使我丈夫感到这些山都变丑了。他们活该!结果下场这么惨，因为是他们首先破坏了在这第一共和国的社会品行的准则，实际上他们为自己的罪责得到的惩罚还算是小的，他们最大的罪责是连同这些苏台德人一道不仅走掉了这六百头牛，而且失去了这山区的方言、这整个的美。由于这一背叛，不仅是布拉格的美丽的德语，而且连布尔诺、奥巴瓦以及伊赫拉瓦的美丽德语、方言都走掉了，斯毕什盆地的德国人以及赫普达到德国人方言也走掉了。我丈夫为连同这六百头牛，用木柴烧得暖暖的小木舍和旅店消失了、两种语言意识消失了而抱怨。可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不会做人行事。
他们带着他们的旗、集中营和他们的纯人种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毁灭、死亡和不幸，他们活该有这样的下场，论他们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报应还太轻了。主要让他们受到点教训。想当初我丈夫曾非常喜欢他们，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常去米赛支基度期末假，一个星期花四十克朗便够了，花五克朗住在夏尔夫先生的“三房舍”里，那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压根儿就没法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九三七年那会儿这些德国人便变了个样，在他们的顶层房屋的窗口便在黑板上画了个纳粹徽号。对我丈夫也变冷淡了，有的甚至不再跟他说话。那些森林工人突然变得傲慢起来，嗓门儿也提高了，眼睛扫向布拉格，大家都开始穿白长袜，那些粗脖子太太们便穿着德国民族衣裙，在饭馆里高唱战斗的德国歌，主要是“莱茵河上的卫士”。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为那些德国人而感到害臊，为他们坚信的那些社会问题、为他们中间的一切坏主意坏行为而感到羞耻，等到他们能实现他们的“莱茵河上的卫士”的伟大梦想，恐怕一切都会改变，所有捷克人、整个布拉格都会蒙受耻辱……我们沿着一条闪亮的斜坡登上了金峰。我丈夫停下脚步，透过被天气磨炼出来的云杉嘹望四周的景致。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决定午饭后到易北河小旅舍去。于是我们重又走在云杉中间的滑雪斜道上，我们已经离开了茂密的森林，如今路上横七竖八躺着倒下的云杉，上面覆盖着厚雪，从雪里冒出的枝桠也就不足一米高。我丈夫停下来，用滑雪棍指着前面说：“我们曾经在那边找到一名来自赫拉德茨的冻死的女教师，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躺着她的冻死了的丈夫。两人手里还拿着个冻橙子。
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寒假来到这里，接连两天的暴风雪，在这四十八小时里，只要出得去，这地区便会派人出去寻找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就在离易北河旅舍三十米的地方发现两名军官，他们在暴风雪中绕着这小旅舍转了好久，直到倒在地上。在这金峰底下，我和其他人找到了缩成一团的女教师，手里还紧紧抓着个冻橙子，我们将她运到列纳尔，还有她的丈夫，两人僵冻得像一把椅子、一把沙发，像坐着的基督雕像，冻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在克尔科诺谢山区，赶上暴风雪，情况比塔达里山区还要坏。可是塔达里也有它坏的一面，好几十旅游者在那里丧命，掉进深渊或撞死在峻峭的悬崖棱角上。人们说，非自然死亡中数淹死最舒服。这些曾经很善良的德国人在战争中让两千多万人死在战场上，让六百万人在集中营折磨致死。等到他们打了败仗，人们以一口牙还一颗牙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让那些在村子里干了这些罪恶勾当的人自己挖坑、挨枪毙后被埋掉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把他们收罗进俘虏营、劳改营，在其过程中把他们迁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还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他们在战后仍有许多人被处决还能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我曾不得已杀死过还没睁眼的小猫，那是出于必要；我在家里还宰过兔子，那是出于必要；出于必要，不得已我也可能杀人。
我对德国人曾把有些人最亲的亲人谋杀于集中营或监狱，从而遭到以一整口牙还一颗牙的回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有人对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在克鲁什勒山区一个什么地方，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两名党卫军搁在乎板大车上，强迫一千德国人将另一个德国人的四肢挨个儿砍下来，总是互相砍，先扎眼睛，然后砍手，砍腿，再一条腿，等到他们在那两村民们用拖拉机拽的平板拖车上把什么都砍了之后，只剩下了两个身躯和一只手，只有其中的一个还有一只手，因为另一个已没有手去砍对方这只手了，可他们两人都还高呼“希特勒万岁!”我丈夫又歇了一下脚，不是因为讲这故事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树林，我们已在沿着一个光秃的斜坡走。我感到头晕，不是因为我丈夫讲这个故事，而是比这更糟糕；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看这峡谷便感到要呕吐，当我一看那山谷，我的眼睛还能看见树干和松枝，那我还能在这山顶上找到个依靠，可我如今在顶峰上，树林和灌木丛都在离我们老远的底下，我不只是感觉而是实实在在地认为我站着的地方在旋转，我看到金峰和科特尔在旋转，往深渊里坠。
大地像个大磨盘在绕着一根巨大的轴在旋转。在我对面下方的那些小旅舍、松树、云杉都在往上转，原来在我下面的现在都渐渐升到了上面。我看见它们在山顶上游走，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巨大圆轴上从我身边经过，这种幻梦和极大的焦虑感使我的膝部一软，倒在地上，我的指甲紧紧扣住地上的雪。如今连我自己也在旋转，我不禁喊叫了一声，因为我准确而实在地感觉到，我被一种什么魔力揪着头发甩到了空中，我那顶帽子只因我在旋转才掉下的。我又喊叫一声，我因为觉得自己在破碎散落，将要徐徐落到山谷里的一个什么地方，从这座因雪和阳光交相辉映闪闪发光的山上滑进这山谷。我丈夫站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前面，他将手伸给我，我却四肢着地，仿佛顶着大暴风雪慢慢地朝我丈夫爬去。我用四肢爬行着，我想让我丈夫伸出来的手抓着我，却又害怕抬起一只手来。他先是笑话我，像喊一匹受惊的马一样喊着我；可是如今，当他看到我如何用膝盖向他爬去，听到我那恐惧的叫声，仿佛我们在见最后一次面，即将永别的样子时，便立即朝我跪下来，搂着我。
我便紧紧地搂住他，我的眼睛里布满了恐惧，我闭上眼睛，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丈夫帮我站起来，可我又一次不得不摔倒在雪地里，我哼着哭着，我丈夫不得不走到我的面前，在他的手指能够得着我的地方，领着我斜着往回走。当我一睁开眼睛，大地还是在旋转，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散落，我又一次体验到我和我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大磨盘上……直到我能摸到第一根棍，然后扶着第一枝倒下的树干，直到我抱住了又一棵云杉，这我才睁开眼睛，看到沿坡而下的灌木和树林，看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滑雪者们沿着斜道往山顶上爬，看到黑森林中露出带烟囱的屋顶、从伊莱姆尼克小旅舍冒出的滚滚炊烟。这一切仍没使我平静下来，不过那种头冲下，刚不久前我还真的觉得在绕着一根大轴的旋转停止了。
我大哭了一场，伤心地抽泣。由于这一恼怒使我的脖子鼓胀起来，甲状腺也大了。我丈夫也认真起来，他小心翼翼地领着我下山，搂着我的腰，拉着我的手，我们的滑雪棍这时就让它们插在既没，有山松也没有云杉、通向山顶的那条路上。这条路晶晶闪闪地与蓝天连在一起，我瞅了一眼金峰的白雪只由一道细线与蓝天分开的地方，重又有了那种感觉，当我又想俯视下面的山谷时，又一次摔倒在地，我用手扶着他，因为地又在旋转，金峰转动得消失不见了，所有小木舍、所有小汽车、所有停车场上的大轿车都从下面绕着一个圆盘转起来，先是头朝上往下掉，然后一个大滚翻，所有滑雪者和他们身后的小汽车，仿佛一桌婚宴酒席都在倾斜，一切都朝着它们倾斜的方向飘落，我看到连我丈夫也在倒下，他的两只脚仿佛在结冰的溜滑的路上移动，被一种什么力量硬拽着从我身边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木舍里，突然，地基在往高处飞，屋顶下的梁柱仿佛在往地窖里掉，找打了一下滑，在最后一刹那我的眼睛从天地分开的那条线上又一次地看到了我丈夫的眼睛，我就这么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我像喝得烂醉地走着，一步步地一直走到在我四周、前前后后都有我信赖的松树的地方。我四下里一张望，那里只有一条由白雪、滑雪板印和滑雪鞋印装饰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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